2014年10月，赴香港学习半月。其间，香港正在发生违法的“占中行动”，不仅给香港市民的正常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和干扰，也让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让香港社会陷入了持续的混乱和激烈的冲突中，并造成了社会各阶层在精神上的撕裂和对立，削弱了香港本土和外部各界人士对于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给香港社会引以为傲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带来难以挽回的硬伤，至12月15日，持续了79天的非法占中集会方宣告结束，困扰香港社会的“占中”运动终于画上句号。
　　 在此期间，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仁们，每日紧张学习之余，也密切关注事件进程，近距离现察中环乱象，观察到少数学生的少不更事及幕后“死魂灵”的忽隐忽现，观察到民众坚定的反占中情绪和遍布各地的反占中签名行动。每日与香港同仁交流，欣慰地看到他们对占中的坚决反对，对国家的赤子之心。主管劝告我们，当此乱局，尽量减少外出，尤其尽量不要单独外出。
　　 但是，此行香港，我有重要的心愿未了。2013年春天一个人出差广州的承诺。我利用出差晚上时间独自前往广州先烈中路的黄花冈公园，一个人从七十二烈士的墓道走进去，仰视记功坊上方正的石头，抚摸石碑和上面的每一个名字。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和失败后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都是人生命中最灿烂的火花。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蔡元培先生在《黄花岗凭吊图》题诗:“碧血三年化，黄花终古香。为群直牺己，后死尽知方。”
　　 那时，我才发现没有参加这次起义却绝对是他们中一员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商定，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了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为光复会骨干，此后又吸收朱瑞、吕公望等一批人士为光复会会员，壮大了光复会的组织和力量。黄花岗死难烈士，多出于蔡元培所创光复会。孙中山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那时，我方才了解蔡先生安葬香港。灵前拜谒的承诺，就此达成。因此原因，这次来港，我既定的日程，要去拜谒校长大人。因同伴无人响应，我决定独自寻找并拜谒。，最后到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我竟然还向一位妇女市民询问。蔡先生该不会嘲笑我的一以贯之的路盲吧。
　　 这个时候，天空开始落下雨丝，亚热带的天空，刚出发时的晴空这么快就已布满阴云。顺着长长的斜坡，走到上面，看到一个古老的牌坊，上写着:“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机会到这种叫坟场的地方，记得小时候曾无数次从坟茔中穿行。长大后发现，在墓地中实际上是一个和故人近距离接触的地方。而百年之后，他人于我们的墓前时，又应如何想?
　　 随意在公墓的台阶上行走，我自信地以为此处只是一个小小的所在，蔡先生的墓应是好找。过了许久，当我又上了一道台阶时，坟场的全景呈现在我的眼前，偌大的公墓足有两三个小山头，包围在两面的住宅楼宇中间。墓地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白色的墓石，除我之外再无一人。此时天色已经开始黯淡了下来，我想起出发前做的功课，记事纸上，标注着老先生的阴宅。资字5段24台。细雨迷蒙，几番上下往返，汗水雨水交替流下。似是老校长在冥冥中指点我这个在雨雾中寻找他长眠之处的后生，我抬头四顾，资字段不远处有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石碑，虽然在众多的墓碑中并不显眼，但做的功课告诉我墨绿色的石碑只有先生此处。因无法直达，我行礼后跨过两座别人的墓地，果然发现是蔡孑民先生墓。这个墓碑是1978年由台湾和香港的北大校友会捐资兴建的，按墓碑的上的文字说，原来的墓碑因为“江汉濯之”“秋阳暴之”等原因，已经不行，因此要重修。
　　 墓前空地上亦是石条。借着天空残存的一点微光，看着石碑上的蔡先生之生平介绍，但天暗看不尽清楚，不过石碑上“蔡孑民先生之墓”几个金色大字到分外撼人。为何不写他的名而是他的号，或许孑民这个孤独的号，或许就是当年这个老校长的心灵写照。
　　 蔡先生的墓前花盆中，有束已凋谢的花枝。我没有拔下，而是将带来的鲜花一朵朵插好，我深深地向先生三鞠躬。
　　 细看青色石碑，上面撰写了蔡先生的生平，繁体字有些难辨认，但我还是用手机照下了。部分如下：
　　 “先生，諱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山陰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嶧山先生從商以長厚著稱。母周太夫人，恆教以立處世之道。先生早輟巍科，入詞林，自甲午中日戰敗，我國朝野人士競言新學，始涉獵西籍，講求新知。及戊戌政變後，朝局益壞，先生敝履尊榮，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國。”
　　 蔡先生之墓，没有宏阔独立的空间，没有高耸伟岸的姿态，也没有鲜花松柏的围护，朴素的碑文在墓园的冷清中更彰显着先生一生的言行与追求。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先生在寓所起床时，倏觉头晕目眩，失足仆地，口吐鲜血。家人急召医生诊治。由于时为星期天，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中午始到，后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应请前来会诊，疑为胃疾，建议住院治疗。翌日，由周夫人和朱医生侍伴，送蔡元培过海到跑马地香港养和医院救治。抵达医院不久，蔡元培先生即大量排血，陷入昏迷态。虽然中外医师悉心救治，施以输血措施，但终以年高体弱，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以后医生推断，“其摔倒在地，伤及内部，导致胃瘤出血，乃不治之因”。
　　 蔡先生在香港病逝，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痛惜。3月7日，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香港各界敬送挽联。三百余人前往参加遗体告别。人们悲痛欲绝，恸哭不已。
　　 一位港台学者曾经说过：“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初叶，在这段时期中，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极少数例子。”
　　 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
　　 印象如此接近与相像，充分说明了蔡元培先生有一种非常人可比的人格魅力。蔡元培一身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罗家伦说：“大家只看见先生谦恭和蔼的方面，而少知先生坚毅不拔、风骨嶙峋的方面。”
　　 林语堂说：“蔡先生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蔡元培逝世后，全国各界举行了悼念活动，多家报刊载文赞誉他的功德，各主要党派和团体及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吊唁。民国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中共中央派驻港负责人廖承志为代表，前往慰问蔡元培家属。中共中央在唁电中称蔡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
　　 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
　　 周恩来的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有学者研究蔡元培身上蕴藏着什么力量，能赢得如此广泛的拥戴和各党派的称誉。结论是：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
　　 天色更暗了，回头看海岸线边上的华灯照亮。忽然感到十分孤独。离开墓地，沿阶梯向公墓的外边走去，竟然碰见了一个正下台阶的黑衣妇女，我俩各吓了一跳，又飞快地奔向大门口。当天辗转回到住处时已是八点多钟，十分疲惫。睡前步杜圣诗草就两首如下：
　　 其一，校长魂厝何处寻？香江闹市雨森森。永远坟场自秋色，瞬间天堂空鸟音。改革每每凌云计，施教堪堪动地襟。病卧仍待山河整，兼容并包华夏心。
　　 其二，先生墓地何处寻，香江城内柏森森。映阶碧草自秋色，隔海白鸽空好音。兼容频烦天下计，自由开济大学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