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钟祥县文化馆举行全县知青文艺汇演。从10月起，各区就开始调集知青文艺骨干集中，创作排练节目，准备迎接汇演。由于多次招工抽调，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区宣传干事万般无赖之下，只好抽调长滩中学宣传队和知青队合并出征。
　　 阿珍是中学宣传队台柱，曾出演过《白毛女》中的喜儿A角，是公认的校花之一，走到哪里都有追随者如影同行。她父亲是八角山下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长，她也算是一位干部子女。
　　 县知青汇演非常成功，阿珍出演的几个节目都受到文化馆好评。汇演结束，宣传队也解散了，队员各自回到原来的生产队，阿珍也毕业回到了她的八角山村庄。不久，听说她考入县赤脚医生训练班，成为一位扎根乡村的医生。
　　 区里办有一些工厂，人员不足，就打起知青的主意，把一些知青抽调到这些工厂当劳动力。我被抽调到了粮管所，负责大米过磅记数。成天坐在磅秤旁边，心里烦透了，还时不时睡着了，引起本地师傅不满，于是，我被发配到了八角山下一个收粮点。发配下基层，对于当地员工来说，好像是一种惩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解脱，真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开心。我早就想离开粮管所机关了，走得越远越好。
　　 从区粮管所到八角山下大约20公里路，没有交通车，全凭双脚走路。虽然戴着草帽，但夏天的日头还是晒得我头昏眼花，一瓶水走一半路就喝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咬牙坚持着，觉得比我在生产队干农活要强多了。在水田里面下蒸上烤，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起码，现在一个月还有50多元工资，不需要家里接济了，可以自给自足了。一个知青辛苦干一年，还要欠生产队的，还要家里拿钱来补差，这就是我曾经的历史。
　　 快到八角山了，我双腿像灌铅一样，慢慢迈不开步了。在一棵大树下，我把行李放下来，准备休息一下。再说前面是一个岔路口，我要问问路了。不远处，一个女人背着挎包正向我走来，从穿着打扮看像一个知青，蓝色绵绸长裤，红色的确良衬衫，外加知青们普遍使用的大草帽，帽上喷绘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大字。走近以后，我愣住了，扶了一下眼镜仔细一看，这不是阿珍么？！半年多了，还是那么漂亮，就是晒黑了许多。
　　 阿珍看见我就高兴地叫起来：“眼镜，是你啊，到我们穷乡僻壤来干什么？这里可没有宣传队让你领导啊。”在大山深处看见我这么一个宣传队老熟人，阿珍别提有多高兴。
　　 我告知被上级发配经过后，阿珍笑起来了：“下来好，下来真的好，八角山是个好地方，是大别山支脉。你看，就在我们路下就是一片片野柿子，野梨子林，拐枣林。还有几十天，水果你就吃不完了。这里还有很多野兽，你想吃肉不用去街上买，这里经常有吃的。我们医务站就在林场搭伙，每餐5分钱，管够，管饱。”
　　 八角山医务站只有两个医生，男刘医生主要在家坐诊，外面巡诊主要是靠阿珍。别看阿珍十七，八岁，一般病痛都难不倒她，方圆十几公里的妇女生小孩也都是她来接生。在我眼里，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一个柔弱小女生，现在竟成长为独挡一方的农村医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夜间出诊，阿珍都要叫上我为她保驾护航。这不奇怪，山里有狼，一个女生半夜出诊是有生命危险的。每次出去我都要借一支步枪，是基干民兵用的那种。再说，学校学军也专门练习过打枪，我的枪法一流水平没有问题，三发子弹28环以上。晚上怎么样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戴着近视眼镜。
　　 一天夜里，大雨倾盆。阿珍气喘嘘嘘地跑来告诉我，山下小岗村一个产妇要生了，要马上出诊。我二话不说，背起步枪，穿上雨衣就出发了。一路上跌跌撞撞的，不知道摔跤了多少次，到产妇家里时候，全身都湿透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工作，小孩终于顺利出生了。产妇的丈夫痛哭流涕，恨不得要给阿珍下跪。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谈起农村医生，阿珍叹了一口气，说：“本来我要去武汉上大学的，是工农兵学员，手续都办好了。但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了，我一离开，这里就没有女医生了，上面也不同意我离开，没有办法啊。”阿珍哭了，哭得很伤心。我轻声安慰她，她索性伏在我的胸前放声大哭，哭得那样无可奈何，哭得那样肝肠寸断，哭得那样声嘶力竭。她的所有委屈都在那天爆发了。
　　 其实，阿珍的舞蹈功底不错，看得出来是下过很大功夫的，就是现在压腿，劈叉也一点问题没有，芭蕾舞的招牌动作“倒踢紫金冠”，“变身大跳”也能够基本完成。她的奋斗目标并不是医科，而是要圆她的舞蹈梦想。她要成为一个舞蹈家，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舞蹈家。
　　 自从阿珍那次痛哭之后，她变得沉默起来，很少听见她的笑声了，更没有听到她的哭声。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为乡亲们服务，不管白天黑夜还是风里雨里。
　　 阿珍的事迹感染着我，我以她为原型创作了长诗《闪闪的银针》，她看后笑了，笑我夸大事实，把一个农村小医生描写得像英雄一样。还说她看见狼早就魂不附体了，哪还敢跟狼作斗争。不久，阿珍递给我一首她写的小诗《妹像山中花》，我愣住了，这分明是一种爱的表白，我有点害怕起来：
　　 “妹像山中花，虽然路过也想她；想她那摇曳的花朵，想她那芬芳的年华……”
　　 以后的日子，我开始躲避着阿珍。我躲着去钓鱼，她马上来到了池塘边。我躲在粮库里，她找到粮食堆上。最后我躲到区粮站，她也能找到我。没有办法，我举手投降，又回到八角山下的收粮点。我开始请求粮管所把我调回粮站。
　　 “你就这么怕我？不，你是怕失去回城的机会。我和回城，还是回城重要，还是那个城市户口重要。”阿珍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怕她的根源。
　　 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能说。无可奈何地摘下眼镜，用手巾慢慢擦拭着镜片。我知道我的心脏跳动得厉害，因为我做着违心的事情。心里话：我很喜欢阿珍，但城乡的差距又使我们的感情咫尺天涯。我哭了，第一次在一个女孩子面前。
　　 阿珍只要有时间，就对我百般照顾，帮我洗衣，帮我做可口的饭菜，晚上我在月光下拉小提琴，她一定是最忠实的听从。但只要有出诊任务，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到那最需要她的地方。
　　 两年后，我招工回城了。阿珍特地从八角山来到区粮管所，带来很多当地土特产为我送行。这一晚我们依偎在粮站门前的小河边，阿珍也哭了一晚上。
　　 几年后，我听说阿珍结婚了，是区武装部长的儿子，也是她的中学同学。婚后，阿珍生了两个女儿，部长家里很不满意。农村讲究传宗接代的，不生儿子就没有出头之日。阿珍在部长家里受够了白眼，不久就得了抑郁症，最后，年纪轻轻就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