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了一副空荡荡的身躯，就只剩下绝命的疼痛。癌细胞像食人蚁一样在父亲的身体里迅速啃光他的肉和骨头。濒死之际，父亲终于见到了我，看上去有些激动乃至亢奋。我守在他的身边，抚摸他的痛处，接纳他的呻吟，替他数着生命的倒计时。然而，他的头脑似乎从没有受到损害和蚕食，思维异常清晰，表达的欲望特别旺盛。这是回光返照。我把他的枕头填高一点，给他的身下填上硬物，让他舒服一点点。
　　 弟弟们都早已经疲惫不堪。还没有到半夜，他们已经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是我解救了他们。
　　 “我痛得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你告诉他们，我不是病死的，是痛死的。”父亲说话的声音也是痛的。
　　 吗啡等镇静剂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我无能为力。除了心痛，我还品味到了莫名的虚无、愧疚和悲恸。我找不出更多更好的话语安慰他。他没读过圣经，也没研过佛法，只知道乡间世代相传的生死轮回。我说不出违心的话，我不能欺骗他说你还能活很久。父亲所剩的时间如此短暂，但我们却出现不应该有的沉默。
　　 “你给我说说俄罗斯吧。”父亲说。
　　 我刚从俄罗斯回来，马不停蹄地赶到他的身边。我的身上仍然残留着俄罗斯的风尘。他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留最后一口气等我回来。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后事要向我交代。一切云淡风轻。我向父亲细致地描述了俄罗斯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黑森林、伏尔加河的暮色……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各种野兽：鹿、麋、貂、野猪、兔子、狐狸、白鼬、猞猁。父亲听得很认真，脸上仿佛有笑容，中途有插话，说这些野兽在东北也有,他都见识过，尽管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他看着我，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继续说俄罗斯。我向他介绍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和所见所闻。“俄罗斯的乞丐也西装革履，皮鞋擦拭得锃亮，腰间系着刺刀，随时随地准备上战场，为国捐躯。”这是俄罗斯人告诉我的。对了，我还小的时候父亲跟我们说到苏联卫国战争，如数家珍，讲得手舞足蹈、唾沫横飞。
　　 “不说俄罗斯了，你给我讲讲莫斯科，红场。”父亲突然打断我说。
　　 红场是俄罗斯的心脏。我开始用语言和手势描述红场的历史、房子、砖头、墙、雕刻、卖风筝的波兰人，高加索占卜师，九座教堂的形状、色彩、图案、装饰，葱头式穹窿，金光闪烁的穹窿顶，像天堂里的宫殿……父亲喉咙里被痰堵塞，说话艰难，做着迫不及待的手势，似乎要争分夺秒，容不得我花过多的篇幅叙述无关痛痒的东西。
　　 “你跟我说说墓碑。”父亲说，“就是那些墓碑。我知道那里有很多墓碑。”
　　 父亲说话时不断咳嗽。我得把痰盅送到他的嘴前，让他把痰吐出来，否则他会噎死。
　　 “我们知道有列宁墓。里面埋着列宁，而不是别人。列宁墓的后面与克里姆林宫红墙之间，有十二块墓碑：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捷尔任斯基……沿着克里姆林宫墙往前走，墙壁上还安放有朱可夫元帅，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大作家高尔基。”我说。这些墓碑就在红场，它们面前经常摆满了鲜花。那是莫斯科最神圣最肃穆最安静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图佐科夫的墓碑？”父亲严肃地问。“图佐科夫”这几个字说得异常清晰。
　　 “谁是图佐科夫？”我对苏联的历史还算熟悉，但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一个下士，无名小卒。1945年8月，在哈尔滨休整时，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天，我认识了他。我们一起捕鱼烤鱼，喝伏特加酒，他送我一把德国军刀和三只牛肉罐头，那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的美味。第二天，他战死了。虽然他块头很大，样子笨拙，像一只狗熊，但作战很勇敢，一口气打死了七个日本人。一颗炮弹打中了他的头颅，炸开了花，只剩下半截身子倒在地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收尸队也不会辨认出他来。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图佐科夫。”这是父亲第一次提到这个士兵的名字，“在红场他一定会有墓碑的。墓碑上写着他的名字。”
　　 我摇摇头。我说红场怎么可能单独给一个下士立墓碑？
　　 “我就知道是这样！操他妈的！”父亲突然激愤地推开我手里的痰盅。痰盅掉到了地上。
　　 我说：“有无名烈士纪念碑……”
　　 父亲粗暴地打断了我，陷入了短暂的缄默。平日里，我和父亲难以沟通，他很严厉、专制、拘谨，跟儿子们很少说话。我们和他之间隔着厚厚的墙。天生就有这堵墙，墙里藏着许多不解之迷。我不跟他计较这些。我只想在他离开人世前跟他谈谈。
　　 “那时候，他有没有结婚，父母是不是健在，打过什么战役，是哪里人，我不知道，我甚至记不清他的脸长什么样子了。你可以帮我把他完善一下。”父亲说，“假如他没有死，当了将军，跟朱可夫的名字排在一起……但是他死了。他是应该有墓碑的。”
　　 “回头我帮你查一下这个人，把他的详细情况告诉你。”我说。父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慌乱和不安，眼神躲闪我的目光，那是撒谎的表情。他不再吱声。那一刻我心里质疑图佐科夫是不是父亲临终虚构或臆想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良久，父亲缓过气来，接着说：“我跟图佐——科夫说过1938年6月9日……他说我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是要入地狱的。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话。他说得很认真很刻薄。”
　　 我迅速用毛巾擦拭父亲的嘴，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他又要提到他一辈子中最耻辱的事情：刚经历兰封之战，溃败后他被编入国军新八师，十天后，正是那一天，郑州花园口，该师奉命炸掉黄河，阻止日军进攻，父亲先后熟练地点燃了十三个炸药包。
　　 这一天，是父亲毕生之耻。尽管后来他加入共军，立下了战功，但晚年的父亲绝口不提战功，甚至很少说他的过去，除了地方党史上略有提及，他的一生对我们来说，几乎一无所知。
　　 “我一直都在地狱里。我像一条被烤的鱼。”父亲推开我的手，“你去把窗户打开。让窗外那棵桂树进来。它等了大半宿了。”
　　 我去推开窗户。夜色很重，镇上有零星灯光，远山的顶头上有月亮，下弦月。窗外面有三棵树，一棵凤凰树，一棵香樟树，另一棵是桂树。桂树离窗最近，伸手可及。寒气随着新鲜的空气进来，父亲说外头冷了。我说，莫斯科这个时候都下雪了。
　　 医院里里外外都很安静。桂树的影子走进来，在父亲的病榻前热烈地晃动，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整个世界似乎就我们父子在说话。
　　 父亲又吐了一口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其实，在红场，是有他的墓碑的，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迹，只是你没有看见。”父亲说，“不在斯大林后面，就在朱可夫前面。”
　　 也许是我疏忽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图佐科夫？我们说点别的吧。天下大势，中东纷争，巴以和谈，中日关系，都可以谈。但弥留之际的父亲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一辈子都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企图在一点点拆掉那堵“墙”。
　　 “你们要给我立一块墓碑。离家门口越近越好。”父亲说，“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矮。”
　　 我请教父亲，墓碑上应该刻上什么文字。父亲沉吟了很久。他的额头上冒汗，咬牙切齿，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不明真相的人看到他的样子，还以为是因为懊悔或气愤。其实是因为痛。他的右手抓着我的胳膊，快要将它扭断了。这是他最后的力气。劲头越来越小，最后手从我的胳膊上轰然掉下来。
　　
　　 二
　　 “你有另一个母亲。”
　　 半夜里，父亲突然醒了，也将我叫醒。我趴在他的床沿上睡着了。
　　 “刚才我终于睡了一觉，其实我刚才已经死了，但想到一件懊悔的事情，我又活过来了。”父亲说。
　　 我打了一个呵欠。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早就知道走廊外头那个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尽管我一直叫她妈妈。众所周知，却又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亲生母亲究竟是谁。父亲对她一向避而不谈，讳莫如深。
　　 “1951年8月19日，在横县，我枪杀了一个地主的儿子，8岁。”父亲眼睛一直湿湿的，跟他的脸一样，瘦得变了形，眼珠子也不怎么动了。眼睛半闭着。苟延残喘之时，闭上眼睛要比睁开困难得多。
　　 我直了直身子。要去关上窗户，父亲阻止了我。桂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告别，它的影子离开了。看上去他头脑还很清醒。
　　 那时候，他是横县令人闻风丧胆的“三反五反”行刑队队长。
　　 “他们坐在一条长凳上，三个人，三个目不识丁的农夫——农会的小头头，宣判了地主儿子的死刑，当场枪决。”父亲说得跟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个月前，我们刚处决了地主一家二十三口，又花了一个月，把藏在一个十几米深地洞里的地主的儿子扒出了。为防止他逃跑，把他的双腿都打断了。地主的儿子五花大绑，被摁跪在地上，哭叫着喊妈妈。我当时有犹豫，有心软，怕有报应。但他们命令我，贫下中农催促我，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啊。我把地主儿子拖到一个墙角里，对着他的后脑开了一枪，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发出阵阵叫好声、欢呼声。”
　　 我找到了很多理由为父亲辩护、开脱，推心置腹。那个年代，发生过许多荒唐事，说不清道不明了。
　　 “他们当中人只有一个人没有叫好。她也被绑着，光着上身，身上和脸上涂满了猪粪，被几个人押在人群中间。她盯着我，不哭不喊不挣扎，但眼睛里那些恐惧和憎恨，一辈子让我害怕。”父亲有些激动，说得很慢，“她是地主的填房，被枪决的是她唯一的儿子。我表现突出，立了功，政府把她奖赏给我，第二年秋天生下了你。我以为她从此会安心跟着我。有一次，你哭嚷着，要喝奶了，她端起我的枪，当着我的面，冷笑着，对着你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我明白的，她想让我也尝尝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被枪杀的滋味。幸好，子弹卡壳了。谢天谢地。她扔下枪往外跑，跳进河里，逃跑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如果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她应该会笑得哭起来。”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亲生母亲原来是这样的身份。但并没有使我震惊，像是别人的母亲。像虚构的人物，在我的世界里从没有存在过。她只不过是父亲生平中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
　　 “我不想念她。我只想念我的枪。那杆枪，打过日本，打过内战，剿过土匪，一直跟随着我，枪杀过不少人。有血，有恨，有恩怨，也有冤魂一直缠着它。”父亲说，“1966年9月，革委会留下了我的命，却收缴了我那杆枪。”
　　 父亲说话的时候很痛苦。肚子和胸脯都痛，抚摸不过来。声音不大，但房间里能听得清清楚楚。期间，我的兄弟们轮流进来看过，发现没有事情发生便转身走出去了。护士半个小时进来一次将吊瓶换掉。都没有说话。似乎是，他们该说的话早就说过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嘴巴张得很大，只有那样，气才能勉强进出。
　　 我谈了我的工作。一个民俗文化学者的日常。
　　 “你不要告诉村里人你是研究鬼神的。”父亲说，“见到祖先，我也不告诉他们你不是干正经事的。”
　　 我不是研究鬼神的。这一次我不跟他争论。不是因为他不懂。我谈到了孩子们。谈到了民国旧事、政治内幕，谈到了北京人的脾气和天安门，甚至谈到人类对宇宙奥秘的最新发现。父亲安静地听。他的呼吸不匀称，很困难。他早就断然拒绝氧气罩。他强忍着，尽量让自己的呻吟声更小一些。
　　 我的话不能停下来。生怕一停下来，父亲便撒手而去。但我已经口干舌燥。
　　 父亲的眼睛微微地闭着，尚有一丝柔弱的余光，哀求着我。
　　 父亲的嘴巴在翕动。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终于听清楚了。
　　 “你能不能把我的枪找回来？”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要用那杆枪往自己的脑袋崩一枪。”父亲右手指艰难地做出了一个扣动扳机的动作，然后头一歪，呈一副死状。
　　
　　 三
　　 远方传来了鸡啼。窗外的树提前醒来，互相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父亲已经不成了。眼里没有了光。手越来越冰冷。嘴巴紧闭。气若游丝。他不再喊痛。没有了痛。一下子变得安详。
　　 我抓住他的双手，摇动着，急促地呼喊“爸”。我试图用他这辈子最难忘的往事唤醒他。
　　 “爸，你还记得1961年夏天，洪水刚过，我们去纳福村讨一口牛骨汤的那个黄昏吗？”
　　 “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好像快轮到了我们。我们三天三夜没吃上东西了，躺在床上，不敢动，怕浪费体力。但听说纳福村死了一头牛，我们从床上跳起来，撇下弟弟、母亲和奶奶，赶往纳福村。”
　　 我们知道，他们把牛的肉刮光，吃完，会把骨头放进一口大锅里熬汤，供人们喝。隔着几座山都能闻到那牛骨汤的香气。那是一场多年难得一见的盛宴啊。村上的人可以喝，路过的陌生人也可以喝，甚至仇人也可以喝。喝完加水，不断地加水，直到把每个人都喝得肚皮滚圆，直到牛骨再怎么熬也没有了味道。这是宰牛人家的惯例。当年我们村宰牛时，也是让外村人、来历不明的人随便喝牛骨汤的。我和父亲带上了几个长长的竹筒，盘算着自己喝够后，给家里的弟弟、母亲和奶奶带。我们喝上一顿牛肉汤，至少可以继续活下去，多活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