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序言中说：“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占领区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研究讳莫如深，致使沦陷区研究在这一方面一直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凶恶的日寇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各色人等都面临了道德和求生困境中的抉择，这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作者选取了江南五个地方不同的情况，通过扎实的档案资料，将沦陷区复杂隐晦多层次的社会场景再现出来。
　　 亲历战争浩劫并仍然在世者，本人也曾与之有过接触。1999年6月15日，曾同一个叫铃木勇义的人去无锡硕放谢家桥，当年他的鬼子老爸就死在那里。小雨中，很快找到一位73岁的谢达泉老人，他告诉了我们老铃木的死因。那天鬼子进村后，老铃木被安排在谢家桥西的马家湾渡口站岗，有位新四军的侦察员从这里经过，站岗的老铃木对他进行了搜身，完了，侦察查员刚走了几步，老铃木觉得对方手里的一件大衣还没搜过，于是又叫住了他，没想到对方从大衣袖里抽出枪来，一枪把他击毙，然后登上渡船消失得无影无踪！谢达泉老人还控诉了鬼子们在谢家桥烧杀奸淫的罪行。他妻子当时才八岁，就不得不和姑娘媳妇们到处逃难了，有些妇女来不及逃跑，就跳河自杀了。
　　 1993年10月，还遇见过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人。据他说是当年丛林作战训练留下的习惯，他每天要吃一个生鸡蛋和两个香蕉。在徐州东郊宾馆住了一夜他就直奔兰考——他在这里打过仗。这天，他出去溜了一圈，很兴奋地回来了，说是他甚至找到了当年用来架机枪的那个土墩！这让我不高兴起来，便质问他：“当年你杀了多少中国人？”到了开封，长谷川居然反倒成了向导，按照他的指点，询问了几处人家，终于找到他年轻时的情人门前，据他说：对方是当时维持会会长的女儿。一阵敲门以后，随着“呀”的一声门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走了出来，两个人同时说了一句相同的话：“你还活着！”当晚，长谷川请我和司机在樊楼吃了一顿，并没有请他的老情人。可是我对他却余怒未消。吃是很有学问的，朋友之间可以舍命陪君子，如果不是朋友，则可以拼死吃冤家，我决定把这顿饭吃得邪乎一点，把那些最贵的都点上。令人沮丧的是，菜单上最贵的一个菜也不过220元，那就从头来一遍吧……
　　 这两件事，也正如作者所说，“自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身怀民族的耻辱感”，战争留下的创伤必然将长久地延续下去。战争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痛苦，而基层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文化权威一旦崩塌，重建起来更不易，痛恨外辱的同时，反省自身落后的原因也是相当沉痛的。
　　 “成功的占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内部的反叛者、同情者以及野心家之间的共谋。”占领军之后，紧跟的是由“特务部”管辖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派出的“宣抚班”人员来到江南，负责组建地方维持会。这使这些“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到实地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带来了刺激……因为雄心壮志和艰苦条件是人生前进道路上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常不会轻易落到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头上。”而“几乎所有的‘维持会’都由政治上默默无闻者组成。”这些“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品德和能力都令人怀疑的人”，也想乘机借外敌之力改变卑微的命运，而且“希望日军成为他们的工具，按照他们的利益重建地方政权。与‘宣抚班’的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却不知道彼此都是临时性地被利用了一回而已。”
　　 “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社会史和小人物的研究。历史是由芸芸众生创造的，也是由芸芸众生体验着的，但在平常年代，小人物很难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将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全方位地立体审视在秩序沦陷情况下的人性，无论在人类学，以及传统文化影响，都是比较别开生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