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好江山可骑驴》这本书是“少见的将宋词解读、文人生活、历史故事相结合的文化随笔”是完全正确的，不用说，写这样的书，是费工夫和考验作者功底的。诗词虽是彫虫小技，甚至大有消磨天下英雄的功用，难能可贵的是，宋人把词运作到可以与社会的权势、富贵之类俗世的企羡分庭抗礼，让许多人可以从中寄托向往，找到一片安顿灵魂的优雅空间。宋太祖鼓励臣下“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于是，官妓、营妓、家妓，歌场遍天下，为宋词创造了传播、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专制一放松，文学就繁荣，所谓“中国之美在宋朝”，就是因为宋朝虽然有“乌台诗案”等文字狱，但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什么领域都要嫉妒他人抢了风头，布衣、闺秀、僧人的作品，都可以在词坛一展风骚。作者要告诉人们，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并不是一直沉陷于急功近利的粗糙，我们真切曾有过从容、风流、精致仁爱的社会生活——虽然它也存在许多历史局限，政治缺陷，人性灰暗。”更进一层是，那些“美好干淨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葬，保有希望与梦想。”
　　 幽默有趣的特点，不仅在于将读者熟悉的诗词与文人的生活串联历史事件，以传奇特点的生动故事讲述出来，还在于结合当今现实，冷不防幽上一默。比如讲到词人惯常爱在寺院道观、酒楼茶馆、邮亭驿站，人来人往的地方“题壁”时，突然插入一段自己下班路过的写字楼外墙上，“永远摆着一行红色大字‘办证，134××××××××’。一千米外清晰可见，夕阳下熠熠生辉，一种意料之外的诗意。”还有他分析古代社会的深刻性，说到狄青必须离开朝廷时说，在宋朝“重文抑武”的历史条件下，“文武相能”，从根本上就是个伪命题。作为高高在上孤家寡人的帝国君主，最怕的就是文武相能，臣子们一条心，事情都办妥了，那么把皇帝放在哪里！没有矛盾，皇帝也必须在朝臣们中间制造矛盾，使各派斗争以互相牵制……”所以文彦博说：“无他，朝廷疑耳。”欧阳修也要将他外放！反正“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而“信仰才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是最可怕的东西”，皇帝是古代社会最需要拥戴的，也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政治肮葬，因为人们总是把政治搞成私欲”，所以辛弃疾在地方上的能干。“换来的是短短两年里被调动四五次，江浙两湖，跑了个遍……不使久留其位，也就防止了他们积累实力，做出不利朝廷的事……自古多少豪杰，都在这泥坑酱缸般的现实里，失去耐心，涣散力气，只有少数人坚持到底，触南墙而不回，虽九死而不悔，这样的人，就算失败得悲惨，他的人生也已经辉煌。”
　　 一个正人君子，用了数十年的精力，考中了功名，等待他的却是一生的坎坷，常常令后人觉得不值。然而作者说：“想做忠臣吗？OK，先学做奸臣，才有机会把你的忠义贯彻下去，想救苍生？很好，先做视苍生如草芥的权臣吧，不然你拿什么救人？”君主们的皇位也是逆取而得，可惜逆取之后很难改弦更张去正治，于是积弊越积越多，直至弄到不可收拾。“许多有理想有才华的人，都栽在这里了，这很弔诡，如果你做了，你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如果你不做，不仅什么都干不成，而且可能自身难保。”反正这种事不能骑马直衝，得骑在驴背上慢慢想透了才行，“现实总难免千疮百孔，理想又经不起仔细推敲”，“体制那么无情，那么险恶，为什么非要去掺和一脚呢？因为除了参与，你没有其他办法去实现一生的抱负。只能去一赌，就像现代旅游的低价拉客，不赌一把就连机会也没有了，还怕什么“得了蝇头利，坏了江湖名”？这时理想也很容易成为离想，不妨且去浅愁低唱，演出一些没了相思病，就会生出更多病的两情相悦故事，来表示不甘消磨无聊而压抑的人生，但看似举重若轻，却是举起来了放不下负重的难堪，令人更揪心不已。因此，不少平常熟悉不过的词句，也会令人体会到，如蚌壳里含有的珍珠，美丽，但还有强忍的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