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作家、诗人马洛伊·山多尔的长篇小说《烛烬》，从主人公亨里克接到来信、安排晚餐、点燃蜡烛迎接客人康拉德开始叙述，到蜡烛燃尽、送走客人收尾。两个四十年没有见面的老人——某一个女人的丈夫与情人——在烛光里回忆青春、友谊、一个时代、一场情变，相互审视和辨析。但“一个活下来的人，没有权利提出指控”，“谁活过了别人，谁就是背叛者”。
　　 显然，这是一部追忆之书——追忆，让往日继续成为现实和未来，是每个作家乃至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像普鲁斯特那样写出属于自己的《追忆逝水年华》。
　　 当然，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回忆录，关于理智与情感、经验与幻象。但普鲁斯特的书浩荡如长河，我站在岸边望而生畏，翻了翻，没有读完，更喜欢他的《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仍是回忆。连驳斥文学权威圣伯夫、为巴尔扎克等天才们辩护的这部论著或者散文，也可以通过回忆和叙事来完成——他真够累的，也真够狠的——那落实到了一个个情节和细节的驳斥，事实确凿，难以颠覆。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追忆逝水年华》的反光，部分章节形成互文关系，像一张施工草图与一座已经落成的建筑物。
　　 马洛伊耐心地读完了《追忆逝水年华》，并坦承受其影响。
　　 一九〇〇年，马洛伊生于一个奥匈帝国贵族家庭。性格叛逆，反复转学，师生关系紧张。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写新闻稿、诗、长篇小说。翻译卡夫卡。恋爱，结婚，幼子早夭。颠沛流离，从慕尼黑、巴黎到布达佩斯。因写作的真实性而以“毁誉罪”之名遭到审判、处罚。拒绝新政府、新社会的任职邀请，出走瑞士、意大利。定居美国。书籍在祖国遭禁。上世纪七十年代解冻期来临后，马洛伊拒绝回国。妻子、弟弟、养子相继离世。一九八九年，一颗子弹像最后一个句号，被他的手枪写在自己的头颅上，波澜壮阔的长篇人生结尾了。
　　 一个作家的生成，需要复杂的个人史来支持。反之，作家的流域和影响力，也源自书桌一角墨水瓶的汹涌不息。
　　 马洛伊的写作主题集中于婚姻、爱情、阶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攻守，行文水静流深，笔墨暗含深渊。出版著作达五十六部，与茨威格、托马斯·曼、卡夫卡齐名，成为二十世纪东欧历史的观察者、省思者、批判者。受其影响的当代匈牙利作家，有凯尔泰斯·伊姆莱、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等等。
　　 在自传《一个市民的自白》中，马洛伊写道：
　　 “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我的面孔是外祖父的翻版，手是从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性格则是来自母亲那一支的某位亲戚。在某个特定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和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曾外祖父在摩尔多瓦地区磨坊里的行为一模一样。
　　 一个作家就是走在亡灵中间的人，用语言的勃勃生机来复苏它们。
　　 在一九四二年完成的《烛烬》中，作家用诗性的莎士比亚式语言，表达了对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涣散的奥匈帝国时代的眷恋，思考“友谊与阶级”“爱与恨”“忠诚与背叛”等等命题。在等待早年友人、对手康拉德来访之际，看着庄园走廊里陈列的一代代自家供养的画师作品——玄祖父、祖父、父亲、母亲、各种亲戚、朋友、战友，甚至仆人的旧画像，亨里克自言自语：“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
　　 走廊一系列画像中间，有一处醒目的四方形空白，“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也挂过画”——亨里克的亡妻、与康拉德有过隐秘情感的女子克里斯蒂娜，这一处空白里，保持着自己的存在感和质疑。
　　 已经进入暮年的亨里克，还拥有上述种种的“相信”吗？他有些迟疑，他等待答案。烛光下的交谈在延展：少年军校、关于肖邦的四手联弹、庄园晚餐、服役、异乎寻常的狩猎、一间似乎充满秘密的公寓、热带的出走、四十年的沉思与等待……蜡烛燃尽。告别。亨里克与康拉德——乃至怀着种种感伤和隐秘而死去的克里斯蒂娜——都似乎没有得到确切答案。像伤害者与被伤害者都回到现场，却无法在时间这个老警察面前，复原当初的动机与真相。
　　 小说结尾，亨里克吩咐自己的乳娘、九十多岁的老仆人，把克里斯蒂娜的画像重新挂上那一空白处。他说：“没那么严重。”乳娘说：“我知道。”
　　 中国的李商隐说：“蜡炬成灰泪始干。”古波斯的鲁米说：“看看这熄灭的蜡烛残烬，它就像是某个从善与恶、荣与辱的对立中安全逃出的人。”亨里克，这个用一生来拼图、还原真相的老人，终于平复了痛苦和屈辱，像烛烬，像烛烬之后微明的天光……
　　 读完《烛烬》，回视个人生活，我也“稍微有点孤独”。在上海，在新时代，一个人所相信的事物还剩下什么？友谊？爱？我起码还能相信汉语的美感与力量。只要汉语存在，总能得到救赎和安抚。而语言的本质是人性。相信汉语，就是相信人性的美与力，即便这“相信”显得有些脆弱、迟疑和肤浅。
　　 《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一部书结束于父亲去世的情节。那一年，马洛伊二十四岁。此前，他把青春期消磨、挥霍在莱比锡、法兰克福、柏林、巴黎、伦敦等城市，穿父亲寄来的棉衣，花家里汇来的钱。“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比抵达一个陌生之地更重要。这种复杂的不忠，就像一种疾患，决定了‘我的人格’，决定了既让我痛苦又使我成为‘我’的缺点和能力。不忠者不仅对爱情不忠，还对城市不忠，对河流不忠，对群山不忠。”这些话，似乎也在回应《烛烬》的主题。
　　 厌倦于熟悉的日常生活与风景的人，都是不忠的人——满大街、满世界不忠的人，揣着护照和机票，想着远方。作家的责任就是对陈旧的思想与表达不忠，从而保持对内心和记忆的忠诚。
　　 任何一个父亲的死，都会让儿子的世界顿然成为陌生之地。马洛伊说：“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只有他无私对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必须尽可能活下来并写作。这非常困难。我要把留在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害怕被这全新的陌生所吞噬，就是写作的发生学原理——在纸上，尝试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和亲人们中间。
　　 二〇一七年秋，在宁波“国际文学周”，我与这部书的翻译余泽民相识。我也姓余。在濒临东海的南方小城散步，晚风也是海风，似乎有隐秘的一波一波律动，影响我们谈话的节奏。余泽民披散长发，着黑色大衣。他本科习临床医学，硕士、博士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美学，与某位后来日益著名、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歌唱家是同学。移居布达佩斯近三十年——那是一个由山岗“布达”和平原“佩斯”组成的美丽古城。他先后做过导游、医生、家庭教师。与一个匈牙利女子结婚。
　　 复杂的种子和泥土，才能开出美丽花木——从人类，到语言。翻译家就是传递精神之种的花信风。
　　 也是在这次国际文学周活动中，遇到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文明的孩子》《悲伤与理智》的翻译者刘文飞先生。与他交谈，是在论坛茶歇间隙的幽暗走廊里。周围是李敬泽、谢有顺、张清华等作家、批评家以及海外嘉宾。我当面向刘文飞的劳动致谢，是他把布罗茨基带到了我及其他同代人面前，从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文体实验，提供了一部分勇气和资源。
　　 那天晚上，在翻译家、诗人高兴先生主持的宁波文学青年沙龙活动中，我发言，表达了对翻译家们的敬意：优秀的翻译家，是异国作家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通过他们，汉语中才能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比如，刘文飞或者说布罗茨基，余泽民或者说马洛伊·山多尔。
　　 回到《烛烬》。在这部书开篇，亨里克回忆幼年时代，与年轻的乳娘在海边有一段对话，富有意味，抄录如下：
　　 “我要当诗人。”他说，歪着脑袋仰脸看她。
　　 她望着大海，金色的发缕在热风中飘舞，透过半垂的睫毛窥视远方。
　　 乳娘把他搂到怀里，让他的头贴近自己的胸脯，说：“不，你要当军人。”
　　 “跟爸爸一样吗？”孩子摇了摇头，“爸爸也是诗人，你不知道吗？他脑子里总在想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