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仲淹那里，江湖是相对于庙堂而言的。但文坛究竟要与庙堂保持多少距离的问题，常常困扰身处其境的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以己之长轻人之短，有的时候相轻也未必不好，文学本来就需要多样性，你有你自信的拿手之处，我有我坚持的得意，内心还是彼此在欣赏“敌手”的努力，因为最高的蔑视是无言。如果庙堂的规则缺乏包容，结果就是“个体的思想自由、丰富的想像力、个性的创造了受到抹杀，梁实秋式的自由活泼而又冲淡雅致的散文销声匿迹了。文学选择了功利，戴上面具，唱一样的高调，文学变得粗糙和荒诞。”
　　 《文坛亦江湖》的作者作为编审、主编和作家，长年与文坛大师们交往，以对于民国以来文坛的熟悉程度，用引人入胜的情节，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和独到的分析，有几处足以让人改变已有的看法。本书开篇论胡适与鲁迅的关系，他肯定了两人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兼济天下之襟怀，但胡适追求的是达观、宽容、平静、深邃，鲁迅则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是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两者共同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但“大凡天赋异禀的天才作家，皆个性鲜明，蔑视权威，善于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精神。”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曾遭“群殴”；想要让鲁迅闭嘴，或者进监狱的大有人在。连家庭中，一直受他照顾的弟弟周作人也要与他反目，原因在于“被漠视者是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惩罚强者，这似乎是一种定律。”厦门大学的吴尔芬说：当时校长林文庆和鲁迅吃饭时说，校主陈嘉庚不容易，社会上捐款这麽难，如果有人捐一块钱，都是我们的恩人，我们都要感谢他。鲁迅马上拿出一块钱来，要看看他如何感恩，弄得林文庆很尴尬。这是鲁迅不够宽容的一面，但岂不有趣？
　　 鲁迅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蒋介石）‘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所以我称他主席！”这明明是把矛头对向蒋介石的，作者却说这是在攻击胡适，这里似乎有点令人费解。作者也看出了“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作为极度厌恶。痛斥徐懋庸，意在批评周扬。”却又对鲁迅骂徐懋庸“以文坛皇帝自居”的指桑骂槐不理解，后来周扬受到批评时，可怜的徐懋庸说：“周扬想把我当肥皂，以我的消失洗淨他的责任。”他是个小人物，搅和进了勇赴战场的巨人与流氓间的纷争，巨人不被允许存在了，流氓便大得其势。等到他说：“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没有深从文那样的文学成就，也没有沈从文那样的定力。
　　 刘文典现在很少有人提起了，但他主张每个人都要有声音，每个人都要得到尊重，敢于当众对蒋介石说：“总统错了！”坚持以道抗势的士的传统，以及，“常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内容，新鲜而有深度，学生很爱听。”都是可圈可点的。还有一段描写也很有江湖之趣：他的朋友吴宓也常去听他的课，刘文典讲到得意处，常常紧闭双眼，口若悬河。这时突然睁开眼，向坐在后面的吴宓发问：“雨僧（吴宓字）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站起来，恭恭敬敬点头：“高见极是，高见极是。”然后悄然坐下，每当此刻，刘文典脸上便泛起狡黠的笑，学生们就吃吃暗笑。
　　 文史哲中没了哲学就空洞，有了哲学就要争论，而文学的妙境在于创造性的拓荒，拓荒需要在辛劳中苦中作乐，正如陈独秀说的：“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得住痛苦，爱国爱公理也是如此。”而这群大师级的人物中，也“不可避免地演绎着中国文坛江湖的风雨激荡和恩怨纷争。”作者不囿于既有定论，通过事实和详细的剖析，为读者呈现了他们丰富复杂的性情与风骨，是一本很具可读性的好书。只是后半部叙述的1949年以后，文坛离江湖渐行渐远，文坛上除了人事的倾轧与纠纷，也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可谈之文，读起来难免比较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