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是喜欢《陶庵梦忆》的，他说自己“大概是因为张岱的沾沾自喜的情调，有留恋而缺乏追求的勇气的情调，正是我以及和我同等人的缺点的缘故。”这种情调渴望藉助外力以博得世人的认可，却又往往在不能在彼此的倦怠处安住，于是情调就成了调情。结果是：“我今如张岱自序所言‘国破家亡，无所归止’归亦无家可住，遂流亡日本。”正当他1943年，在《人间味云云》一文中谈到了在广西做过政治犯被拘禁，他说：“倘然是预定拿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来增长见识的，则所尝到的被拘禁的滋味一定不能那么深切。”文章发表不久，他又被已生隔膜的汪精卫下令逮捕了，而他曾经为之做代言人，并成为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最令人陶醉的是灵魂的冒险，有些人会成为某种主义的恋人，但如果他还有比较独立的见解，要真正与这种主义结下忠诚之缘是不容易的。
　　 很多人认为他作为从生活底层爬出而只身闯世界的男人，对社会人怀一份清醒与刻薄，不过，正如他所说：“沉淀物与浮沫都是时代的洪流所厌弃的东西，但沉淀物却比浮沫更深刻些。”《无所归止》这本“他生前所定之外的文集，收录了近十年陆续发现的佚文”中，就有不少值得一读的这种沉淀。比如“取缔感情，是要大家忘记自己，并且忘记大家，承认只有几位老爷们便是世界上的一切”，开头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后来就却会怀疑以至于相信恐怕真的是自己错了，而从‘不敢言’到‘言不由衷’渐至于所言为承认对方，嘲弄自己，变成真的忏悔……再加上一番功夫，忽何所见而遵照官方的意思真的兴高采烈起来。”但问题是“来不及把感情塑就，天下就已大乱了，秦始皇就是如此。”中国文化中丑陋的部分，根源往往在于不断加强专制的流氓手段之中，而“扮演神父式的伪善，是流氓所能约束自己的最高限……流氓的唯一安心乐命的寄託点，就是‘精于门坎’。”比如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看到了之所以成为散沙，也正是流氓们对于抱团凝聚的恐惧，所以他说：“沙漠上的战士是荒凉的，他只能以自己的声音来充满这个宇宙的。”悲哀的是，战士的声音不足以充满宇宙，他自己也因为摇摆不定的调情，也失去了成为真正战士的资格。
　　 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分析也比较有趣，他以为：“无产阶级且须以继续的斗争去取得领导他们的资格……无产阶级自身，则因为文化的遗产贫乏，并忙于独裁，没有可能产生文艺。”这是十分片面的，底层人民不是没有可能产生文艺，只是他们的文艺比较粗糙、朴素，流传的文艺需要在此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的雕琢，所谓流行的无产阶级文艺，也许都是同路人的作为。而就阶级而言，本质上只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已，“文艺对于阶级的忠实当和对于人类的忠实，有其结合点，因为阶级可以对抗，而人类不能对抗。”这种说法，今天看来也是不够严谨的，不然就没有反人类罪了。为了一己私利而对抗人类的恶行来自于强悍者，卑劣、低贱的行为来自屈从者。
　　 情感得不到宣泄就会试图在文艺中取得内心的平衡，人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往往会求助于虚幻，哪怕是从中寻找到现实中没有的出路，现实又是零碎的，艺术则可以填充现实的断缺，所以“不许可有小说戏剧，然而有传说与谣言，不许可有诗歌，然而有童谣谶语，不许可有论文演说，然而有暗号。连讽刺都不许可的时候，还会依附于神怪。”现代艺术“一部分是用以装饰商品的，装饰商品的艺术不能有大的成就。另一部分则是政府觉得一个国家似乎不能没有艺术，这才忍痛而办的，这样办起来的艺术当然是不够广大深……当人们明白了未来主义，发现其缺陷时，他们就不想说明，也不等你表示不满意，就赶快换成一个新名词，变成另一个主义，而当你刚刚发现这另一个主义就是原来的未来主义时，他们又有了新名词了。”这些说法，不能不说是比较深刻而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