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载：“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镜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
　　 乾德（963年至968年），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二个年号，前为建隆，后有开宝。乾德三年，宋灭蜀，有蜀国宫女被选入宋朝皇宫，其所携带、使用的铜镜背面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赵匡胤很是诧异，疑惑不解：现在才乾德三年，怎么会有乾德四年铸造的铜镜呢？于是，召见翰林学士陶谷、窦仪询问。二人说：四十多年前，前蜀少主王衍，曾用过“乾德”的年号，这铜镜应该是那时铸的。赵匡胤豁然而解，十分佩服，说：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从此，开始重用读书人。
　　 赵匡胤发出“宰相须是读书人”的感慨，说明此事与宰相有关。查《宋史•太祖本纪》，这事，真还与宰相有关：“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见其镜背有志‘乾德四年铸’者，召窦仪等诘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定新年号时，赵匡胤特别提醒宰相，一定要“择前代所未有者”，作为改元后的年号。宰相牵头，几经推敲，确定改元乾德。乾德三年，蜀国宫人入皇宫，竟然有“乾德四年铸”的铜镜，“诘之”窦仪，发现乾德是“蜀主”曾经用过的年号。赵匡胤疑惑得解，想起改元时的前事，感而慨之：当宰相的，必须是读书人啊！从此，开始重用读书人。
　　 建隆改元乾德时，当朝宰相是赵匡胤沿用的后周三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宋史•范质传》载：范质“力学强记，性明悟。”《宋史•王溥传》载：王溥“好学，手不释卷。”《宋史•魏仁浦传》载：魏仁浦“性宽厚，接士大夫有礼。”此三者，并非草莽，乾德年号之失，并不能证明他们不是读书人，只是知识面不广，不知道以前曾有“乾德”年号。相反，陶谷、窦仪虽知道“乾德”曾是蜀主的年号，读的书或多于范、王、魏等，却不一定就有宰相之才。
　　 乾德二年，后周三相辞去相位，赵普继任。赵普，小吏出身，据说“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读书人。赵匡胤发现“乾德四年铸”的铜镜后，是否询问于赵普，史无所载。想来，应该问过，可能因为赵普不知其何，才“诘之”窦仪。结合赵匡胤的感慨，可以看出，在赵匡胤眼里，乾德三年时的宰相赵普，也不是“读书人”，但赵匡胤却并未因此撤换赵普。“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作相须读书人”，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什么人可“作宰相”、“作相”，赵匡胤心里自有标准。
　　 虽不一定选择“儒臣”为相，但“大重儒臣”、“大重儒者”却成了赵匡胤的用人政策。此策在宋朝代代相袭，渐成制度，并传之后世，至明代达到鼎盛。
　　
　　 二
　　 宋人龚鼎臣《东原录》载：“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即今宣德门也。”
　　 艺祖，是开国皇帝的通称，龚鼎臣笔下，指宋太祖赵匡胤。丹凤楼，是开封城里宋室皇宫的正南门，因门楼上雕有五只凤凰，又名五凤楼，后改名为宣德门。丹凤门经过重新装饰，“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东京梦华录》）梁周翰认为大宋气象不凡，乃作《丹凤门赋》，献于赵匡胤。赵匡胤不解，问左右：梁周翰这是要干什么？左右说：梁周翰是读书人，是做文字工作的，国家有了新建设新气象，他歌颂歌颂，是履职尽责。赵匡胤不悦：不就是盖个门楼吗，还值得写这么长的赋？将梁周翰精心制作的《丹凤门赋》扔到地上，不再看了。
　　 《宋史》有《梁周翰传》，也提到他呈给赵匡胤的赋：“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在正史的记载里，赵匡胤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但从“人多传诵之”，却可看出，梁周翰的《五凤楼赋》，至少在当时是名篇，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认同。
　　 龚鼎臣是宋真宗景佑年间（1034年至1038年）的进士。距赵匡胤在位的960年976年，半个多世纪，《东原录》所记，有一定的可信度。《东原录》里还有一则关于梁周翰的记载：“艺祖尝以梁周翰补阙管绫锦院。多决工匠，不能处。及驾幸本院，即欲决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相救解，艺祖言：‘欲决，教知滋味。’遂释之。”梁周翰管理绫锦院时，工匠织锦的质量和数量，总无法达到要求。他不知表扬是最好的督促，而是采取笞打责罚。越匡胤驾幸绫锦院，知道梁周翰经常笞打工匠，便想让梁周翰尝尝被笞打的滋味。梁周翰急了，大叫：我，是天下名士。幸而宰相在旁说情，赵匡胤才“释之”。可见，梁翰周作为文人、读书人，并不温文尔雅，对待下属，很是峻急峭刻。
　　 《宋史•梁周翰传》对此事记载更清楚：“开宝三年，迁右拾遗，监绫绵院，改左补阙兼知大理正事。……俄坐杖锦工过差，为其所诉。太祖甚怒，责之曰：‘尔岂不知人之肤血与己无异，何乃遽为酷罚！’将杖之，周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不当如是。’太祖乃解，止左授司农寺丞。”到绫锦院，已是降职，又被所“杖”锦工“所诉”。赵匡胤体恤锦工，“将杖之”，梁周翰叫道：我负天下才名，不应该挨打被杖。幸亏赵匡胤看重文人、读书人，梁周翰才得以免打，只是再次降职为“司农寺丞”。若是碰到朱元璋，不给脱掉裤子，把屁股打得稀烂让他斯文扫地才怪。
　　 梁周翰是后周旧臣，其父梁彦温与赵匡胤是旧识，《宋史•梁周翰传》载：“初，太祖尝识彦温于军中，石守信亦与彦温旧故。”《梁周翰传》接着说：“一日，太祖语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赵匡胤本想提携一下梁周翰，与石守信商量着要任命梁周翰为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石守信私下里给梁周翰透露了一下，这个梁周翰却没忍住，急匆匆地就上书谢恩。越匡胤见还没任命，就有谢恩表上来，大怒，中止了这个想法，没有任命。梁周翰的求名求利，在这件事上表露无遗。或许，这也是后来赵匡胤不太待见梁周翰的原因吧。
　　 不管是将《丹凤楼赋》“掷于地”，还是“遂释之”、“乃解”，梁周翰在赵匡胤的眼里，都是不太值得看重的文人、读书人。不管赵匡胤是真“欲决”、“将杖”，还是开玩笑只想吓吓这个“临事过于严暴”的人，对待没有文人、读书人风骨的梁周翰，赵匡胤多少抱着一点戏谑、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但赵匡胤对没风骨、善投机的文人、读书人如梁周翰者，却依然不愿轻易“决”、“杖”，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赵匡胤对文人、读书人的看重。
　　
　　 三
　　 宋太祖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靠武功而得天下于后周柴氏“孤儿寡母”，但却或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看重文人、读书人的皇帝。
　　 王夫之《宋论》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论中“三戒”，即为后世论说纷纭的“太祖誓碑”。
　　 王夫之《宋论》所本，或为陆游的《避暑漫抄》。《避暑漫抄》对太祖誓碑，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据《避暑漫抄》所记，整个北宋时期，太祖誓碑只天子得知，“累朝最所倚任”的重臣赵普、王安礼、韩琦、富弼、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吕夷简等，都“不知也”。直到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4月，金兵攻入开封，皇宫“门皆洞开”，太祖誓碑才被撩开神秘的面纱，为世人所知。
　　 查《宋史》，不见太祖誓碑的记载。《避暑漫抄》，也不能肯定是陆游所著。尽管如此，太祖誓碑，却为后人反复引证。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宋论》所言之“不杀士大夫”和《避暑漫抄》所记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士大夫，是与文人紧密相连的一个词；文人，又是与读书人相差无几的一个词。于是，太祖誓碑，便成了赵匡胤看重文人、读书人的重要证据。
　　 当政者，如何对待文人、读书人，或可算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文人、读书人自有文人、读书人的脾性，时常管住自己的嘴、笔，喜欢对时事、世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他们说的话、写的文都带“刺”，令人芒刺在背。如只喜欢“偏听”，不愿意“兼听”，“刺”在当政者眼里就会成为“投枪”、“匕首”，甚至“枪弹“、”轰天炮”，感到危惧，采取强硬措施。于是，历朝历代文字狱不断，因言获罪者，不知凡几。太祖誓碑不管是真是假，都是一面镜子，寄予着文人、读书人对当政者的期待，也为当政者如何善待文人、读书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四
　　 文人、读书人如何自持，历代论说颇多。大家最为唠叨、反复标榜的，往往是“风骨”。
　　 风骨一词，出自《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篇未的“史臣论”：“赫连勃勃獯丑种类，入居边宇，属中壤分崩，缘间肆慝，控弦鸣镝，据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驱驾英贤，窥窬天下。然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赫连勃勃，匈奴人氏，深得后秦皇帝姚兴敬重、信任，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叛秦自立，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大夏。义熙十四年（418年），即皇帝位。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去世，终年四十五岁。元嘉八年（431年），大夏被北魏所灭。文中之“宋祖”，不是宋太祖赵匡胤，而是取东晋而立的南朝宋之宋高祖刘裕。尽管“史臣论”表达的是《晋书》作者房玄龄等站在中原汉人立场上的评论，但其却也不得不承认匈奴人赫连勃勃之“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可见，开朝建国者，多为奇器，非同一般。
　　 据《汉典》解释：风骨，既指“顽强的风度、气质”，又指“写字、作画或作文的风格有个性、有力量”。文人、读书人的风骨，是指他们身上具有的顽强风度、气质和独特个性、力量。说文人、读书人有风骨，对他们是一种很高的褒奖。只是，风骨并不是所有文人、读书人都具备的。遍观古今，真正有风骨的，并不多。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里，有则故事：“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其实，壤与境并无本质不同，亦无褒贬之别，屡屡受契丹欺辱的宋真宗只是借“壤”发飙，在笔头上泄泄愤、悄悄骂骂契丹而已。不想，杨大年却当了真。这个杨大年，虽自视甚高，“不能商量”，有敝帚自珍之嫌，但在我看来，却算是有风骨的文人、读书人。
　　 最有风骨的，或许要算魏晋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不拘礼节、寄身山野、放浪形骸、狂放不羁的种种特立独行，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自有一番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气概。读《世说新语》，那些简短精练的故事，故事里睿智隽永的语录，语录里意蕴无穷的寓意，在今天依然适用，依然能引起许多共鸣。超越“士为知己者死”，独立自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视名利为粪土，或许就是魏晋名士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文人、读书人，在今天或可称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许会带动社会风气。如果所有的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都能风骨凛凛，敢言敢为，不像梁周翰那样汲汲矻矻于名利、谄媚于上、严暴于下，而像杨大年那样自尊自傲，不与皇帝“通商量”，有自己的“气性”，社会风气或许便会更加清朗爽利，更加风清云淡，更加天高地远、天宽地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