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士人灵魂备受煎熬的时代，那时“人的命运充满戏剧性和艰难的选择”，而“最为精华的还是这个时代成熟到了糜烂的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在南方经济繁荣和帝国夕阳残照的双重背景下，他们灵魂的挣扎就格外具有张力了。《南華錄．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这本书的好看，在于作者严谨地穿缀起了大量的文献记载，有根有据，却又以通俗小说般的走笔娓娓道来，令人读来痛快淋漓，看得出这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元朝理学家许衡提出了：“士大夫欲无贪也，无如贾也。”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驳斥道：“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杨维桢、顾瑛遂以豪逞，而败三吴之俗。”但艺术的繁荣还是要有经济的支持，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是容易做到，追随孔夫子去周游列国就不大可能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能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定是非”的编造，是要人将命运与王权捆绑，但明末的士人在对世俗王权的绝望中，选择了在与商贾的捆中寻找存在的价值。于是书画、戏剧、园林、收藏、出版……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就拿痴迷香料而言，“焚香一度被看做是秉受来自上天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是否具有真正的品味能力，为证明自己属于文雅境界，证明你是上层人士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这种感官的表演。”
　　 《明史》载：嘉靖年间，朝廷急需香货，命令户部派出官员“分道购龙涎香，十馀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嘉靖皇帝点名批评户部尚书，对只买到龙涎香三、四斤表示强烈不满。所以，对于澳门，既有要赶走夷人的卢廷龙一类人，也有需要从这裡得到龙涎香等香料和珍宝，满足帝王物欲，从而保住自己官位的朝廷命官。
　　 汤显祖于1591年9月被贬到广东徐闻县，于是他把经过澳门的见闻写进了《牡丹亭》：第二十一齣，是老旦扮僧上场，唱：“一领破袈裟，香山岙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然后念白：“小僧广州府香山岙多宝寺一个住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兹有钦差苗爷任满，祭宝于多宝菩萨位前，不免迎接。”他说的在“番鬼们建造”了这个为朝廷收宝官员来选宝的地方，是商业与宗教互投机的产物。剧中韩秀才约柳梦梅去看多宝寺的“赛宝”，那是朝廷钦差定期来时，才把商品拿出来，在多宝菩萨前让其挑选的。识宝的苗舜宾一方面为皇家採办“蠢尔无知”的宝物，一方面也懂得为朝廷珍惜“满胸奇异”的人才。柳梦梅在寺中成功地得到了他的赞助，于是“香山岙里打包来，三水船儿到岸开”，要去京城赶考了。汤显祖说：“乱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无所思。然吾辈不能不为世思也。」思的结果是他「总是一味想衝破『理』的藩篱，给人欲以应有的位置。”他用世俗化的戏剧，通过梦境穿越的方式燃烧了自己生命的激情。
　　 “一辈子孜孜以求去占有的东西，实际上也占有了他一生”，如果说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有闪光的思想内核，那么，那个时代最普遍的书画收藏和鉴赏，却大多是以“流经他们手上的名作，使得一段卑微，琐屑的人生浮现出了金钱世界不能遮蔽的光亮。”腐朽的官场渐渐失去了向心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只是“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但他们“隐退到了权力世界的背后，在另一个更为世俗、更为私密的方向上打开了一个生命的空间……与同时代权力场中的角逐者们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两翼”，透过本书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艺术文化的活动，让人感受到的是当时在南方经济繁荣、财富集中的条件下，他们躲闪腾挪，左衝右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