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海走了!
　　 真不敢相信，一个好人、我的兄弟，知天命不久，才华横溢正当时，怎么就走了，走得这么突然?
　　 中午时分，念涛的电话，一个不好消息传来：湘海走了!我心头一紧，似一盆凉水从头浇下，寒透了，直打颤。
　　 年前，湘海高兴地告诉我：他申报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通过了。听得出来，那股高兴劲甭说了。对于他来说，在出版行业奋斗了几十年，劳形苦神，呕心沥血，实至名归。
　　 “要请客哟!”朋友之间，免不了这句。
　　 “当然!肯定!”喜悦之情，尽在语中。
　　 作家余红，从北京回来了，邀几个文友一聚，请我参加。湘海也来电了，约定晚上在某包厢见。都是好朋友，都不能不去，分身无术，我犹豫起来。湘海急了：“不行!要她一起来!”话说得比铁板还硬。我说服了余红，与她一同去了。
　　 那天晚上，去了好多朋友。席间，湘海春风满面，兴奋极了，频频举杯，那份赤诚、热情尽在其中。我虽然身有不适，不胜酒力，但他那份恨不得掏心窝子的情义实在无法拒绝，只得将一杯又一杯的敬酒扣入腹中，喝得个满脸通红迷迷糊糊，回家时晃晃悠悠，搭乘公交竟错过了站。
　　 我们相识的时间并不太长。记得那是2008年，毛泽东文学院第7期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结业了，省作协余艳请部分学员吃饭，特邀我作陪。饭桌上，一身材健壮、面目刚毅、肤色黝黑的汉子在座。余艳向我介绍，这是龚湘海。我心里一咯噔，这就是《芙蓉》杂志的主编？正想与他打招呼，他忽地站起身，大步迈过来向我敬酒。
　　 那时候，我虽差不多年长他一轮，却是一个刚刚步入文坛的无名之辈，他早已是声名显赫的大主编。按理说，应该是我去攀附他，主动向他示好，但他不仅不摆主编的架子，相反，以礼待人，抢先一步礼敬于我，我好生感动。
　　 从此后，因为性格相仿，情趣一致，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亲密的接触，成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朋友，我的不像样的散文也有幸登上了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在《芙蓉》频频露脸。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原以为，当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尤其是享有盛名的文学刊物的主编，一定好光彩、好荣耀、好惬意，殊不知，编辑也有编辑的难处和苦衷，彩虹是在风雨中擎托出来的。
　　 《芙蓉》杂志社隶属中南传媒出版集团，属企业性质，不能像省内其他几家公益性文学期刊一样高枕无忧地享受财政补贴，全靠自主经营自办发行运转，而文学销售市场的不景气，使得它收入寥寥，入不敷出，举步维艰。作为主编的湘海兄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但他痴心未改，毫不气馁，在文学出版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执著地坚守着，辛勤地耕耘着，顽强地开拓着，使尽浑身解数想方设法排除和化解一道道难题，硬是把一个濒临绝境的刊物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他，整天乐呵呵的，与人调侃、搞笑、打闹，凸显幽默、风趣、洒脱。他为人朴实、正直，待人真诚、坦率，说话直来直去，从不遮掩自己的观点。
　　 有一次，有一位年轻作者想出版一本书，知道我与他关系好，托我为他说情，请求他支持。他满口答应，说只要是好作品，他一定尽力而为。后来，这位作者将书稿交给他，他虽然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任《芙蓉》杂志的主编，在杂志社人手少、编审稿任务重，不得不亲自审阅大量稿件、每天加班加点的情况下，仍然挤出时间来认真阅读这部书稿。看完之后，他反复向我道歉，说实在对不起，这部书稿在质量上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我说是不是可以通融一下，帮忙将这本书出了算了。他对我说，我们是好朋友，理应予以关照，但他要对出版社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出粗制滥造的书。尽管他没给我面子同意出这本书，但我打心底里敬佩他，敬佩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敬佩他坚持原则的职业操守，敬佩他坦荡直率的为人处世。出版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我在职时，因情系文学，主动要求联系文化部门，曾试图从根本上帮助《芙蓉》杂志社缓解困境，但终因政策上的障碍而未能实现，只得请求有关领导在扶持文化企业时予以些许关照，虽杯水车薪，也是我应尽的职责，但湘海兄逢人就说我给了他好大的支持，说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他就是这么一个重于感恩之人。
　　 人生难得一知己。现在他走了，我实在难受，心里空荡荡的，如一望无际的荒漠。湘海兄，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