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阶级斗争意识不强，不了解他是国民党员。今天知道了，我要和他划清界限。今天，我宣布，撤销他的生产队会计职务。”
　　 说这话的是我西林叔，我们的大队支书。他这些话，是在全大队所有社员大会上讲的。他说的“他”，是我爹。当时，正是文革初期，我上小学四五年级，那天，我也在场。那是“阶级斗争”的口号天天喊得震天响的时候。我头上本就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孙子的帽子，那时刻，又被西林叔的讲话扣上一顶国民党员儿子的帽子，我感到很耻辱，而且，是在耻辱的基础上更加耻辱，更加低人一等。我将头低下来，不敢看众人，更不敢抬头看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西林叔。
　　 西林叔家和我家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他和我爹的个人关系很不错，按我爹的话说，光腚时候的朋友。他年龄比我爹稍微小些，所以，平时都喊我爹哥。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他经常到我家里坐，跟我爹啦闲呱儿，一啦就能啦到半夜，油灯熬干了，才悻悻而去。也正因为此，文革初期，闹派性的时候，有人就说我爹是他的“黑参谋”。
　　 那次会议结束后，回到家里，我爹说：“解放前，我在文庙里面上过简易师范，这不文革开始后，有人找到简易师范的学生花名册，硬说凡是上名册的都是国民党员。这不是天大的冤案吗？”
　　 可是，在一千多人的大会上，西林叔却丝毫不顾光腚朋友的情谊，也不顾历史事实，那样无情地说我爹，我能不恨他吗？从那时候开始，我恨透了他。
　　 哪知道，没隔多少天，他的大队支部书记职务也被别人撸了，靠边儿站。一开始，我还有些庆幸，心想，你也有今天啊！
　　 他靠边儿站之后，似乎还到我家来，和我爹啦呱儿。只是，次数少得多了，而且，白天不敢来，夜里悄悄来。来到我家，他和我爹坐在一起，喁喁低语，神神秘秘，我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可以看得见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们俩都一脸严肃。看起来，他和我爹并没有真地划清界限，我爹被他撸了生产队会计，似乎也并没有怨恨他。为什么会这样？大人的事儿，我弄不懂。但是，心里对他的怨恨不由不像退潮的水一样，慢慢地一波波减退。后来的两件事儿，彻底化解了我对他的恨。
　　 第一件事儿，是嫁接软枣树。
　　 我们生产队里的一块花生地就紧邻大队林场的软枣林。大概是初冬时节，忘记为什么了，反正我去了软枣林。软枣树叶已经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树枝，所以大老远，就看见有些苍凉的软枣林里只有一个人在忙活。走近一看，是西林叔。我就喊了一声，“西林叔！”开始搭讪起来。原来，他是在给软枣树嫁接。他靠边站之后，被造反派指派到大队林场，也相当于劳动改造。
　　 其实，这片软枣林已经有好几年了，因为一直没有嫁接，就只能结出像枣子一样大小的果子，不熟的时候，又酸又涩；就是熟了，也因为果肉少，味道差，很少有人吃。所以，就是落光了树叶，干瘪的果子挂满枝头，也几乎无人问津。但经过嫁接就可以变成柿子树，结满柿子，那当然就是另一番诱人景象了。他告诉我说：“老长着这么一片软枣树，不嫁接，太可惜了!”
　　 他身材中等，因为身材瘦，便显得很精干。一边说着话，一边将软枣树的枝条剪开，扦插进柿树枝条，捆扎好。看着他极其娴熟的动作，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说他一个长期干大队支书的人，干起这一行来，怎么也这样驾轻就熟呢？就跟他打听：“西林叔，你怎么会这门手艺呢？”
　　 “我跟咱大队林场的技术员学的，艺不压身啊！总比啥都不会强。你等着瞧吧，嫁接以后，三两年，就能结柿子了！”他满脸堆笑，对我说。可以看出，他的笑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发自内心的笑，我便依稀觉得他是个平易近人的人。
　　 后来，生产队派我跟他一起编架子车的围笆。
　　 那时候，生产队里不管是拉粪、拉土、运庄稼，都是靠架子车。架子车只有中间有车厢，而且两旁的车帮很低，拉粪、拉土的时候，如果没有围笆，不但装得少，而且，一走动起来，车子不停晃荡，就会撒下来。围笆是半圆形的，最上面的边又是弧形的，用围笆堵在车厢的前后，不但装得多，而且不会再撒出来。
　　 那时候，田间地头都长着许多灌木的紫穗槐条或者柳条。这两样，条子柔软，可以编织筐篮，当然也可以编架子车的围笆。
　　 一开始，我只是做他的帮手，帮他做一些下手活。帮他把条子按粗细分类，粗的做直经，细的做横纬。在地上用铁火铳等距离打出洞眼来，插上粗条子。再按编筐篮的办法，将细条子在一根根经条上一前一后地编织缠绕。这是个既需要技术，又需要手劲儿的活儿。编细条子的时候，要将条子的一段在最外端的经条上拧出弧度，斜插进下一根横条的下面，还要插得牢牢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动，否则，很快，围笆就会散架。拧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好条子的柔韧度，用力大了，容易断；力量少了，拗不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他不但手艺娴熟，而且力气用得恰到好处。他编得速度快，最高处二尺多高，伸直了有将近六七尺长的围笆，一天就能编出三四个来。他编得质量非常好，编出的围笆，枝条匀称平整，形状规整优美。我看着他既快又好的技术，真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就想，他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多面手。
　　 “三儿，你也学着编吧。”不久，他主动提出教我编围笆。
　　 从给条子分类开始，到插经条，编横纬，拧条子，一步步，由他手把手地教。我做错了，或者速度慢时，他都不急不躁，语气和蔼，满脸微笑地指点我。例如，拧条子，我很长时间都拧不好，不是拧断了条子，就是拧不到合适的弧度，他一边一点点慢慢地示范，一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你仔细看着啊，拧条子的时候，两只手这样握；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均匀用力，慢慢加力，一直拧到合适的弧度为止。”直到我看懂了，学会了，并熟练掌握了这项技术为止。
　　 就这样，先从简单的基础开始，再到复杂的手艺，到完成编织大概五六十个左右的围笆的全部任务，我逐渐掌握了大部分工艺，也自己动手，独立编织了七八个。我亲手编织的第一只围笆完成后，他在一旁认真点评，从许多方面肯定和赞扬我，让我喜不自禁。
　　 这一次，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了。
　　 再后来，他又恢复了大队支部书记的职位。不久，我爹也恢复了生产队会计的职务，他们俩来往的次数又多了起来。1980年以后，我爹恢复了在供销社的工作，他们俩的谈话更加没有禁忌。到了老年，俩人都八十岁左右的时候，西林叔还时不时到我家坐坐。老哥俩，一边品茶，一边笑谈，天南地北，无拘无束。
　　 我在一旁，看着他老哥俩开怀笑谈，心里就想，当年的西林叔，在社员大会上那样说我爹，也一定是被逼无奈啊！我爹被罢免生产队会计之后，他也紧接着被罢免支书职务，就很说明他也是自身难保啊。靠边站之后，他身处困境，还能坦然处之，并懂得另辟蹊径，不断学习新技艺，发挥技术特长，体现自己生存的价值，也应该算一个生活中的智者和强者吧？
　　 如今，老哥俩已经作古好几年，也不知，在天堂里，他们是否还能经常促膝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