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倒霉，鬼吹灯，放屁都砸脚后跟。”如今的刘奕美可谓倒霉透顶了。
　　 首先倒霉的是他病了，不但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得了不治之症。
　　 第一次。一日，刘奕美像往常一样在河边踢石头，忽觉腿脚不灵，自己怀疑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于是叫车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按症状不是脑溢血就是“脑梗塞”，需要做CT检查确诊。CT出来排除了脑溢血，医生说，要排除脑梗塞，还需要再做核磁共振。后来检查结果出来了，果不其然是脑梗塞，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是医生说，一是医院没有床位，二是按照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必须分级诊疗，医院不能直接接受住院。昔日在医院里派头很足、面子很大、分量很重的他，立即给院长打电话，叫来医保科长。医保科长亲自出面协调，在其他科室借床为他安排住院。但对他说，虽然是急诊住院，脑梗塞也属于规定的重大疾病，但按照规定，还必须要到基层医院去开一张转院证明，否则的话医院也不敢接受，因为这样不仅医保不能报销，还影响医院的平均报销比例，医院会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保部门的处罚。他说，你不用啰嗦，这我知道，开个转院审批表，在我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一个电话的事情。住院期间，院长、医保科长高度重视，撵前段后，照顾无微不至，科主任、权威专家亲自出马，诊断治疗极为慎重严肃，增强CT、加密核磁、B超影像、生化检验，一样不落，样样俱全。不几日，基本病愈，高高兴兴地出院回家。
　　 第二次。出院后的不几日，再次感到手腿脚无力，活动受限，于是再次来到第一次住院的医院。虽是急诊，虽属于重大疾病，但医院还是没有床位，不予接纳。再次动用关系，经过再三协调，还在其他科室借了张床住了进去。虽是二次住院，虽然打开电脑打开第一次住院的信息和资料都看的一清二楚，但是新住院病人还必须按照规定，要挨板挨眼的做各种抽血化验、仪器设备检查，一项也不能少，一步也不能漏。医生说，既是得的同一种病，住的同一个科，管的同一个人(医生)，上次检查的项目一个也不能少，不然，谁知道你得的什么病，医生光凭诊断不行，还必须要有各种客观性的依据来支撑说明医生的观点和诊断。似乎医生显的很无奈的样子，科主任更是为难地说，如果不这样，医保部门就要罚医院，医院要扣科室的钱，科室要扣医生的钱。他听了很是配合，但就是也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光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清清楚楚的病还要胡折腾瞎忙乎，检查结果就不能互认呢？不同医院不能互认，难道同一医院同一科室同一个医生的检查也不能互认吗？为什么根据病情不能一次性把检查做到位，CT非要先做普遍，然后再次做增强？核磁共振一次不成还要二次加密？
　　 不过麻烦也有麻烦的好处，啰嗦也有啰嗦的作用，第二次住院，居然在延伸检验和追踪检查的基础上，查出了“胰腺”的问题，经过多方会诊和咨询，基本确定“胰腺癌晚期并多脏器转移扩散”的事实。向北京、上海等先进发达城市的专家求救会诊，也是无能为力，只能采取保守治疗，而且明确告知剩下的时间也已经是很有限的了。医生、家属只能哄骗他是老年功能性脑梗塞和慢性肠胃炎，出院回家修复疗养。
　　 第三次。在家休养两个月后，开始疼痛，彻夜难眠，而且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无奈，又第三次送往前面住院的医院，但是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再找医院领导，不知确实是住院压力大，腾不出床位来，还是人走茶凉，说话不顶用了，总之没有床位，立即住不上医院，还要预约排队等候。最后，只能联系辗转到另外一家稍次一些的医院。但住院后，虽然明知是恶性肿瘤，但一应检查化验项目还必须一一从头重来。住了半个月，快到月底时，病人已经不能下床行走，自身活动都已经很困难了，但是医生说，按照医保政策规定，住院不能超过十五天，超过必须出院，而且出院间隔十五日后才能再次办理住院。虽然凤凰落架不如鸡，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经过再三协调，院方和医生才勉强同意，说，人可以不出院，但必须重新办理出入院手续才行。
　　 第四次。重新办理住院手续后，又要例行检查化验，这时进食已经很少，人瘦成了皮包骨，几乎不能动弹，要到功能科室去做例行检查，只好动用几乎全家人的力量，把病人从病床上连同褥子抬到推车上，在三九严寒的天气下用厚厚的被单，把人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地，从这栋楼推到那栋楼去做例行检查。因为非做不可，不做不行，不做医生就没有依据下诊断，就没有逻辑支持用药治疗。这样折腾一番后又住了十多天，病人已经十分微弱，只有一口气尚存，又不能完全放弃治疗，拉回家去等死，更何况胰腺癌到了最后，最大的痛苦就是疼痛，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喊疼受罪，所以只能在医院里磨日子，挨时间。但是，医院又不让住了，又要求办理出院。
　　 第五次。只能哀求协商，出院转诊，换了个科，再次办理入院。住了院，例行检查自不必少，但是依规矩，抽血化验是必须的，一个行将朽木而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基本不能吃喝，肌肉已经消耗殆尽，就连骨骼都由于骨髓耗损而开始萎缩变细缩短，但为了他妈的制度，他妈的没有人性的规定，还要为例行检查，抽十多管子的鲜血，家属真是与心不忍，虽阻拦了两次，但最终还是没经得住富有底气的、甚至歇斯底里的医生的据理力争，而顺从地在这具干瘪的躯体山抽走了十多管血，这对于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不知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没有人来回答。
　　 第六次。没有办法把头脑始终一直清清楚楚的病人拉回家去等死，一直挨到了第六次住院，病人才恋恋不舍的撒手人寰，走完了属于他的最后一段征程。
　　 他是谁？他就是半年前刚刚被“切线”退居二线的市医疗保险局局长刘奕美。半年前，他的事业还如日中天，正想大干一番事业，还想趁着到站前不多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一下自己手中的权利，再做点“有意义”事情的时候，居然被好没缘故地“切线了”。
　　 “切线”是新来的市委书记发明出来的一项独创性领导干部管理办法，就把临近退休年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在男达到57周岁、女达到52周岁时，一律“一刀切”，全部让其退居二线，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一切待遇照常，只是不用管事，上班也可来可不来。这一政策在酝酿的时候，市委组织部早已经按照书记的安排，对全市县处级在职领导干部进行了摸底，截止当月共有74名领导干部达到“切线条件”，因此在市委常委会通过这项政策措施的时候，一并研究了这批干部的任免问题，市医疗保险局局长刘奕美就在此列，而极富戏剧性的是，今天居然是刘奕美五十七周岁的生日，在刘奕美看来，这是老天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个具有嘲讽意义的玩笑。
　　 按照过去的一贯常规，干部职工临近退休前，组织首先要找你谈话，肯定你一生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征求你对组织、单位和领导、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办理退休手续后，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饭，送上一份礼，以表示欢送和纪念，退休干部职工视单位为娘家，以后可以在单位常来常往，和同志们时常絮叨絮叨，有些单位的工会、老干部管理部门，也还要在每年的重阳节、新年等节日上门慰问，或者邀请退休干部职工聚餐活动。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人情薄了，到了退休时间，不要说有人找你谈话，就是连一张表也不用填了，电脑自动检索，到站前半年，单位就替你报了，当月，上面批复退休的文件就来了，领导干部组织上还要派人来宣布一下任免，一般干部，你就早些知趣灰溜溜地自己走吧，不要呆着占地方挡路，惹得猪嫌狗不爱的。
　　 “切线”对于刘奕美来说，真如天降炸雷，猝不提放，事先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是还没等他转过弯来，缓过神来，新任的局长宣布后已经来上班了，他的办公室还没有整理，也腾不出来，而且，他也不着急收拾，只是把门一锁，再也不来单位，也没有急着腾出来的意思。办公室只好为新来的局长另外安排一间屋子。
　　 官场上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张纸，几句话，分分钟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好像轻如鸿毛，有时候连碾死一只蚂蚁都不如。但人的思想和情感却不是说变就变，一时半会就能想通看开的。刘奕美的生物钟说什么也扳不过来，每天早上六点自然醒，起来洗脸刷牙后六点半前一定出门，专车接送到单位后，在办公室换上衣服，再到附近的公园里热热身，活动活动筋骨，打完一套“八段锦”后，八点到单位食堂吃过早餐，八点半前准时坐到办公室的老板椅里面去。虽然后来实行了“朝九晚五”的错时上班作息制度，但他的习惯丝毫也没有改变。这不，习惯养成自然，现在虽然再不用每天起早上班了，但是到点还是按时起来、按时洗漱、按时出门、按时锻炼、按时早餐，只不过锻炼再不用跑到单位附近的公园里去了，而是改在了小区旁边的花坛。早餐再不用跑到单位食堂了，而是改在了小区对面的牛肉面馆。早餐后再不用坐到办公室的老板椅里了，而是顺着河边看水流踢石头。走累了，走乏了，就找个大石头坐下来，百无聊赖地胡思乱想。度日如年，日子真是不好打发。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大半年光景，
　　 在最后的日子里，在待在病床上无事的时候，在市医疗保险局局长呆了快十年的他，也在想，在回味，在反思，在换位思考与医疗和医保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前些年医疗卫生产业化，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公益事业市场化，医疗单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大处方、滥检查大行其道。许多医疗机构大干快上，贷款赊钱甚至职工集资上设备，医疗器械公司也不甘落后，免费把设备投放到医院，让我的鸡先在你的窝里生蛋，然后我们再合伙分蛋。许多医疗机构还堂开皇之地把一部分科室拿出来，搞合作、搞承包，让假冒伪劣，甚至游医商败在医院里横行霸道。市场经济，可以公平交易，讨价还价，但谁又能、又敢在医院里讨价还价？！只能如钻板上的刀俎，任人宰割。
　　 后来，医疗事故骤增，医疗纠纷频发，卫生管理部门为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美其名为“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要主动收集、保护好证明诊疗活动的一切“证据“，自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从病人的病情出发，进行必要的、合情合理的诊断治疗，而是想的如何通过检查、化验、记录、甚至编造病历，来留下足够多的客观性材料和证据，来证明自已的诊断过程、治疗手段合法、合规。因此，每一个门诊病人，都要给你开一两项设备检查，做十几项生化检验，而到头来用于治疗的药费，那怕是再大再贵的药费，也抵不上检查检验的费用。而住院病人，特别是危急重症的病人，他们会毫不吝啬地让你把医院里应有尽有的几乎所有项目一一地做个遍。而这一切的出发点，都不是你的病情需要，而是本着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你打官司而去的。
　　 再后来，国家投入巨资推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把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到了大多数的城乡居民，确实，解决了广大城乡居民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但比老百姓更受益得大头的却是各级医疗机构。不论南北，无论城乡，一幢幢大楼拨地而起，就这样医院里还车水马龙，人们摩肩擦唇，手里拿着成沓的钞票，还挂不上号，看不上病，交不上钱，住不上院。
　　 医疗保险监管部门出于节约医保资金，限制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制定了多重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但实际上不但没有管住医疗机构的分解收费、重复检查，而且助纣为虐，让医疗机构的滥检、乱收费合法化、常规化。同时，还人为地设置障碍，刁难患者家属，让人们寒心唾骂。
　　 医疗监管部门制定医保政策的初衷应该是降费控费节约医保资金，但其后果却成了医疗机构哄骗病人重复检查名正言顺的挡箭牌。医疗卫生部门制定医疗政策的初衷应该是节约医疗资源提高使用效率，但其后果却成了医疗机构巧立名目，借出院入院浪费资源的遮羞布。正是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和医保监管部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凭想象制定出来的一个个猫捉老鼠的相当然政策措施，让医疗机构有机可乘，大钻空子，苦了百姓，肥了自已。不是吗，在今天市场萧条，经济下滑的普遍形势下，只有医疗事业如日中天，欣欣向荣，不论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医疗工作者的收入，在本地都可谓是独领风骚，这还不包括一些灰色收入在内。
　　 另外，像住房、养老、计生等等关乎居民个人和家庭切实利益的许多民生问题，何尝又不是如此呢。所以常常会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对一些政策措施的非议和抱怨，调侃和吐槽，矛盾不可为不尖锐，观点不可为不偏执，情绪不可为不激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