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我就认识老家门口那条东西横贯的路。大人们叫它“大路”，我也跟着喊“大路”。为什么叫大路呢？当时的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没人解释也许根本就没人能解释得清楚。像它旁边的沙河、七号湖等等名称一样，这些辈辈相传跟着喊下来的名字，除了最早起名的人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它们的确切缘由。从我会跑路开始，走上的就是门口的大路。这条路当时看着也挺大，因为从没见过有比这条路还宽还长的路。这条路往东能连上走外爷、大姨家和公社的路，往西能走到姑姑家呢。最明显的是，从这条路上能走到心目中的“中南海”--大队部。父亲在大队部上班，那个窗户开在门外的办公室里有个大桌子，桌子上有个电话机，打电话的时候用手柄使劲摇几圈，就能接通说话了。我曾和长我一岁的堂兄偷偷溜进去试着摇动电话手柄，手不小心放在电线裸露的地方，被打得麻酥酥地疼。没上锁的抽屉里有盒红色印泥，有一次被我们拿出来抹在赤祼的肚皮上，玩了一阵才知道那东西好抹不好取。我们跑到地里用土擦，又到水沟里用湿沙往掉搓“洗”都没弄掉。那天怎么回家上炕睡觉的，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大路往东串连着沙河和七号湖，过去才是光明大队。往西是沙坑、末尾子那几块地，田地中间有我们家的祖坟，再远是魏家大沙窝，翻过魏家大沙窝，经过新沟，越过那个经常丢弃“死娃子（弃婴）”的荒滩，就能看到王姑妈家了，从王姑妈家去魏姑妈家，已经很近了。
　　 我最熟悉的地方当然是东边的沙河和七号湖，是沙坑地和与沙坑相邻的“芦家湖湖”。芦家湖湖也是口口相传而来的名称，为什么叫湖湖而不是湖，大约是它小巧可爱，像人们叫孩子“宝宝”“贝贝”一样吧。不知道芦家是哪个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也不知道芦家后人去了哪里。老家有许多这样的迷团。比如在距离祖坟不远处有几个土包的地方说是代家坟。而在我们村子里，早就没有代家人了。芦家湖湖就是个不超过四五十平米的芦苇湖，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平时只有西南角上水坑里有水，水坑春天蛤蟆集聚，哇鸣震天；夏天长满茂密的芦苇，蚊虫集聚，白天有饥渴难耐的牲口跑去吃水；冬天则是一滩白冰，冰下面还是冰，浅浅的小湖湖湖被冻死了。沙河与七号湖是我更加熟悉的地方。道路经过沙河处，过去可能有桥的，因为两岸相对处各有一段石头垒成的坝址，中间形成一个深坑，水坑里巨石乱弃—夏天下午放学跟同学到水里玩，在石隙里摸出过大头鱼。路到河里从阳面穿流而过。春夏河水清浅，老牛毫不犹豫地淌水而行，人则从不远处的“跳坝”上跨过。冬天自然是从冰上行走。冰滑，上边撒一层沙土，牛马和骆驼以及羊群就都能走了。
　　 熟悉沙河，是从小在沙河里玩，再大些在河滩上放牲口，上学的时候天天经过，招工的时候是从岸边那条路上离开家乡的。我的童年社会还比较落后，我们的玩，除了自然给予的，没有任何工业与人工的物质。枪是木棍，剑是树枝，子弹手榴弹当然是土块石子儿了。沙河是我们的“迪斯尼”，我们在这里撒野，在这里放纵，在这里放牧牲口的同时放牧目光，在这里认识水草、鱼以及牲口在河道中飞奔溅起的阵阵白涛，认识大头蜻蜓站在亭亭玉立的大穗草头上透明闪光不停振动的翅膀，认识冬天小鱼儿从跳坝水隙间钻出头来张望天空中的阴霾，认识在白茫茫大雪中在青色厚冰上打打闹闹的喜悦……大路继续延伸到小学背后的七号湖边，再往前走就能连接到南北而向不知道通往哪里的路上，左拐就可以走到外爷家里。最初的小学在七号庙里。不知道是七号湖在前还是七号庙在前，也不知道七号庙里住过哪位高僧大德，更不知道谁曾经坐在七号庙边沙坡上观望着七号湖，看着野鸭成群碧波荡漾芦苇窸窣会想到什么。庙已经很破败了，后堂可能是做过正殿的地方，菩萨早被请出去了，只剩下四壁不甚清晰的壁画。壁画彩绘中令人猜想的故事，依稀让人想到曾经的兴盛。我们的教室在东厢房，窗户和门应当是后开的。我在那里学到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耳口目人手”这些最基本的字，还学习了“小猫钓鱼”“司马光砸烂缸”那些课程，学校重建后再没上过课文，到小学毕业三四年间学的主要内容是“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学了打算盘和毛笔字。那个时代学习文化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要会劳动，能干活，能在老师指定去他所在的生产队劳动的时候表现积极优秀。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娃娃来说，无论什么形势都不能限制我们的童心或者说玩心。夏天天气炎热，我们悄悄跑出庙门下到湖里撵野鸭子，到湖心小沙岛上找野鸭蛋。我们极其兴奋地看复员军人李永虎拿一支六九式步枪爬在湖边放了一枪，伴随震耳欲聋枪声的是满湖的野鸭子噗沓沓地飞上天空。夏天的湖边沼泽地带有许多头上带钳子的吓人的蝎子，胆大的同学蹲在那里捕捉它们，说是晒干能在药铺里买钱。我心头虽然痒痒，却委实不敢下手，怕被它钳一家伙可怎么办，只能眼睁睁看同学把“活钱”装进墨水空瓶里，骄傲地走在我们面前不住地炫耀。
　　 西边的魏家大沙窝是我开蒙时候见到的巍峨，比远眺皑皑白雪画出美丽线条的南山（祁连山）给我的感受还深。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余晖从沙窝顶上的树枝间流淌过来，令人眩晕。后来跟奶奶骑着的小毛驴去姑妈家经过的多了，慢慢感觉没那么强烈。等我高中毕业得到招工消息去姑妈家报喜回来路过，忽然觉得它本来也不太高。唉，小时候身小心小，眼里的东西都被放大了吧。
　　 前边说七号湖往前左拐就能到外爷家，是后边通了正式公路之后的事情，公路上是可以骑自行车的。之前的老牛车路上，看着一个干部歪歪扭扭骑辆自行车来，我们一班孩童们总会跟着追逐欢呼一阵，像不顾扬尘追着离开大队部门口的小包车（吉普车）一样。跟着自行车到大队部，争相捡拾干部扔掉的香烟把儿，刁到嘴上自以为高傲。没通公路前去外爷家，从家里出来可以从沙河走，也可以过了沙河左拐，总之向着一个方向，怎么都能走到。开始没有公路，没有自行车，大多是出门到沙河就拐弯抄小道的。外爷家在北山沙窝附近，去他们家路过两个荒滩，好在距离村庄不远，不那么害怕。有一次深秋从外爷家返回，走在红柳茂密的沙窝边缘，秋风在树梢上呼啸，吓得我腿肚子打颤，浑身冒冷汗。
　　 初中之前，已经能从门前的大路走到公社和公社不远处的大姨家了，这与到外爷家、姑妈家的路程相差无几，不超过10里。到公社中学上初中2年，大多住校，有时候下午回家早晨与堂兄结伴到校。难忘的还是冬天，半夜起来往学校赶路，沿沙河边上走半截，越过冰面走半截，走的都是村庄边缘的荒野碱滩和田间小道，一路惊吓并紧张，跑到学校已经大汗淋漓。小学时候本来有一次远行的机会，老师让我参加学校组织到另一个公社的先进单位参观学习活动。为此，父亲还第一次给了我2毛钱盘缠。我像鸟儿远飞那样激动得不行。我站在门口路边设想了多种走到先进单位的学习方式，心想总算要走出公社了。谁知道过了两天，老师又说不去了。我只好乖乖把2毛钱还给了父亲。那种由激动到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
　　 高中在另一个乡的中学读书，路途约有20里，是从门口大路最远的延伸。此时的大路已经被改造成公路的模样。原来的老牛车道是以牛车车轴为宽，路上左右有两条对称的深深车辙，现在垫高铺上石子儿，平整了好多。我学自行车的时候还在老路上，见有骑自行车的亲戚或其他人来把自行车放在家门口，乘大人进屋说话顾不上看车子，我已经把车子推到门口路上往西向低处的牛车辙里滑行而去。掌握不好平衡难免摔几次，摔歪了车把不知道可以夹在两腿间校正，只好把车子悄悄放在门口，等着挨父亲的责备了。与路配套，大牛车被皮车（胶轮车）替代，拖拉机也逐渐替代老牛拉犁奔驰在田野上，生产队的老牛已经嗅到了被淘汰的味道，天天站在牛圈边儿上晒太阳。1975年父亲买了辆自行车，我想骑着去学校，父亲不允许。想想也是，家里就一辆自行车，我骑去只能静静放着，而父亲在家需要的时候也不可能跑二十来里路骑回去。但当时我很不满意，因为同学中有骑自行车上学的。好几次我走到半道，遇到杜同学，她都让我坐在后衣架上驮我到校。我一个大小伙子，她一个矮个儿姑娘，坐在她身后免不了脸红耳赤。我总是在离学校还有一里多路的时候就跳下车来，怕被同学看见了笑话（当然还有闲话）。
　　 高中毕业后去县城打工，第一次坐包车（父亲朋友是县里副县长，他回家来返回的顺路车），第一次离开家乡约30公里。打工一年回家几次，回家时搭乘拉水泥木柴或者钢筋的拖拉机到公社，返回时只能步行，穿村过寨，得跑大半天。到县城的路多半是荒滩沙漠树林，走一趟累不是重要的，害怕才是令人畏惧的。每次回到县里都想再不敢走了，但下一次还是忍不住往家跑。唉，爹妈在的地方才是恋恋不舍的地方啊！
　　 打工当年年底参加招工，我从家里出来，从门口的大路上出发，跳上单位的大卡车。车子开行，我回头看站在寒风里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心里酸了一下就被车上刚刚见面的未来同事的高谈阔论所吸引。所有人都很兴奋，我在兴奋的同时却深知责任重大，我要肩负起父母姊妹的托负，为家庭走出贫困而努力奋斗。家越来越远，我来到了距离家乡直线距离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在这个当年无名的军事禁区里开始真正走进社会的人生旅程。从这里，我越县走州，走向省会、京城，从这里，我过河跨江，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现在，门口的大路已经变成柏油马路，曾经坐在大路边沙枣下给我讲“古传”唱民歌的奶奶已经仙逝40多年，站在大路边上迎来送往不知道多少次的父母也安息于末尾子地后边的坟茔里，我们一群不懂事的孩童都已经进入中年老年。唯一不变的就是老家仍然矗立在路边，父亲亲手栽植的树木仍然守候在路边，它们像是等候我们的标志，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标识着回家的路。
　　 不管什么时候回到老家，我都能看到柏油路基下那条留下深深车辙的大路，能听到大路车辙上车轮咯咯吱吱的声音。
　　
　　 2018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