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边有座风雨桥，在行政区划上，一桥分两个县管辖。紧挨着桥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个村落，风俗不同。单单以吹喇叭为例，东边娶亲一定要吹喇叭，西边呢，只有死了人才吹喇叭。
　　 三十年代，在风雨桥的桥头边，住着一个女人，由于她屡屡不遵守桥两边的风俗，被视为一个不祥的女人。女人的老公姓周，是位民办教师，文革中受迫害投河而死。女人当时在生产队出工，几次想死，但想到最小的三岁的儿子无人照顾，只好坚强地活了下来。
　　 分田到户以后，女人在桥边开了一间南杂店，设法与乡里的干部接触，不惜以美色为代价，巴结各方面当官的或有地位的人，为的是给儿女谋一个好的前程。
　　 后来，这个女人最小的儿子成为了我的老师。十多年过去了，周老师早已不在了，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每年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一想到他生前还不曾过过一个教师节，于是在心里黓黓地祝他节日快乐！
　　
　　 村里有个小偷
　　
　　 周牛是和我一同住在风雨桥东边的村子里。
　　 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周牛的妈妈检查周牛的书包，发现文具盒里多了一支漂亮的铅笔，还有一个红色的铅笔刨。
　　 周牛妈妈笑了，也没问儿子，这两样东西是怎么来的。反正儿子没有问她要钱买东西，就可以了。
　　 有一天，周牛问妈妈要五块钱，说是老师要交班费。周牛妈妈用十分气愤的口气骂了老师半小时，最后不了了之。周牛没有办法，只好等妈妈睡着了，从她的钱包里愉愉拿走了五块钱。
　　 从那以后，班里的同学经常丢东西。渐渐地，村里树上结的果子、田里长的黄瓜、鸡圈里的鸡蛋、晾晒在室外的衣服或鞋子，总是像长了翅膀似的不翼而飞。
　　 成人后，周牛父亲上门收棉花，现金三元贰角一斤。周牛一听，跑到另一个村里，打着父亲的招牌，也收棉花，三元五角一斤，欠账，说等卖了棉花后给钱。
　　 村民中有人想占三毛钱一斤的小便宜，信了，纷纷把棉花卖给周牛。周牛收了满满的一卡车，拉到外县的棉花收购站里，以每斤二元八角的价格，卖了，所得的钱用来打牌、下馆子，不到三天便挥霍一空。当卖棉花给周牛的村民们围在周牛家的门口，找周牛父亲讨要棉花钱的时候，周牛父亲还如在梦中呢。
　　 有一回，周牛从九江回湖口，没钱买票坐班车，便打车。到了风雨桥街上，周牛让司机停车，拉开车门便跑，专挑小巷子钻。外地来的司机因路况不熟，只好自认倒霉。可有一回，周牛在前面跑，司机是个年轻人，腿脚比周牛还快，终于把周牛给抓住了！
　　 司机要将周牛送往派出所。周牛对司机说，我和某某店的周老板人熟，我带你去，一定会给你钱的。
　　 到了，周牛对老板说，行行好，借我一百块钱，过两天还你，不然，我就要坐牢的。
　　 老板跟周牛的父亲很熟，既然碰上了这件事，不忍心不帮忙，便把钱给出了。
　　 几个月后，老板找到周牛的父亲，要他还钱。
　　 周牛父亲却说，我是没有钱给你的！谁让你帮那个死东西垫付车费！以后他再找你，你千万不要理他！我就算有万贯家财，也要被他败完的！
　　 老板吃了一个哑巴亏，朝周牛父亲的脸上吐了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愤愤地走了！
　　
　　 辽东半岛
　　
　　 那年秋天，我有幸从风雨桥的乡下调到县城一中，教高一的语文。
　　 我在农村生活惯了，平时不注重打扮自己，就算喝酒走亲戚，穿的也是普通的粗布衣裳。
　　 九月一号开学，上午头一节是语文课。我穿着平时在乡下上课穿习惯了的一件卡尼中山装，领口上还破了一个很明显的口子。
　　 我走进教室，放下教本和粉笔盒，师生互相问好后，我正准备开讲，突然，有个戴副眼镜的男学生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请问辽东半岛在哪里？
　　 我放下手里正要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走到这位男学生的面前，很有礼貌地请他站到教室门外去。
　　 我临时决定，把这堂语文课变成地理课。不然，这些城里的学生，还真不好对付呢。
　　 ……
　　 下课的铃声响了，我扭头想招呼那个提问的男同学进来，没想到他不知什么时候跪在了地上。
　　 当我笑容满面地把他请进教室的时候，他怯怯地、诚恳地说对我：“老师，我错了！”
　　 我弯下了腰，双手把他扶起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没想到，全班学生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以后我每次上课，课堂纪律在全校是最好的。
　　
　　 哥哥走了
　　
　　 退休以后，我在风雨桥的西边开了一间化肥种子店。
　　 有一天，一位经常光顾店里的中年女人来买东西。谈话间，她与我说起她的亲哥哥走了，她感到非常的痛心，不时地用看上去又脏又破的蓝布褂的衣袖擦眼泪。
　　 也怪我多嘴，随口问她要送多少钱的礼？因为按风雨桥西边村的规矩，至亲的亲人去世，香纸爆竹不算，光礼金最少要送五百块的。
　　 那女人说，我没钱的！
　　 没钱，那四百块总要送的吧？
　　 没有！
　　 那你准备送多少？那可是你自己的亲哥哥啊，父母一根藤上结的瓜，太少了，村子里帮忙收礼记帐的人那里，首先面子上就不好过呀。
　　 死人已死。可活人还要过日子。我就按东边村的最低标准，就送二百块吧。
　　 那黄表纸要买多少？拿这种最好的吧，才三十五块一捆，要几捆？
　　 旁边这个短一些的呢？要便宜很多吧？
　　 那个，是的，最便宜，只要二十五块。
　　 我有点不想卖东西给这个女人了。接着又说，你看着办吧。我店里的东西，你看不中的，可以一样都不买的。
　　 那哪里行呢。你认为是无所谓，你现在不教书，是大老板了，每天分分钟有客人上门来做生意。可我呢，两个孩子都在你跟前读过书呢，不买东西，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呀。
　　 女人不知为什么，突然低着头，假装在看一旁那堆化肥袋子上的英文。那些英文，连我这个教了四十三年书的人，都认不全呢。
　　 对了，女人突然大声地说，还有一件事情很为难，我必须要请教周老师。我儿子在浙江打工，厂子里有事，不能赶回来送舅舅最后一程，我应该如何跟孩子的舅母去说呀！
　　 按道理呢，除非你儿子是在国外，只要在国内，再大的事情，也比不上送舅舅出殡的事大。如果他真的不能来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别说了。因为舅妈正在悲痛之中，你不说，她或许还记不得当天哪个亲戚没有来。你真要是说清楚了，那可就把她给得罪了！因为，因为我知道你们西边村的葬礼风俗是很隆重的，还要吹喇叭，吹喇叭的钱按规定由外甥出的……
　　 还是周老师说得对，想得周到。我那个嫂嫂，平时总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做外甥的不对，我若真的照实说了，她还不得要记恨我一辈子！
　　 哎哟，我那可怜的哥哟！我那可怜的哥喟——
　　 女人一边哭着，一边低着头从店里走了出去，双手很自然地低垂着，什么也没有。
　　 我手里当时正拿着苍蝇拍子，使劲地朝柜台上的一只苍蝇拍了下去。
　　 苍蝇突然受到惊吓，跌跌撞撞地在我面前拐了几个弯，总算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