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本能地崇尚君子，憎恶小人。人人都想被他人视作君子，然而做真正的君子实在太难，于是无数的伪君子便应运而生。比如金庸的名作《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就是中国“伪君子”的塑像。无独有偶，在17世纪的法国戏剧中，也有一位世界级的大伪君子，那就是喜剧大师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弗。
　　 莫里哀，这位杰出的剧作家、出色的导演，把生命的最后一息都献给了戏剧事业的演员，虽然只活了五十多岁，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可笑的女才子》、《伪君子》、《唐璜》、《恨世者》、《吝啬鬼》、《史嘉本的诡计》等。他娴熟地掌握了古典主义的创作规则，在作品中表现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民主倾向；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不仅在法国影响巨大，而且也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世界不朽艺术形象的画廊。正因为如此，当路易十四问谁在文学上为他带来最大光荣时，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肯定地回答：“陛下，是莫里哀。”
　　 达尔杜弗，这个形象自1664年诞生以来，几乎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伪君子”的代名词。他原是个贵族，家道败落后摇身一变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富商奥尔恭被他虚假的虔诚所触动，对他供若神明，奥尔恭强迫女儿毁掉婚约，要她嫁给达尔杜弗，甚至还要把全部家产送给他，但贪婪的达尔杜弗还想占有奥尔恭年轻的妻子，直到最后达尔杜弗虚伪的面具被揭穿，奥尔恭才恍然大悟。
　　 达尔杜弗虚伪的独特之处即在于：他是“真诚的伪君子”。当他撒出弥天大谎的时候，常表现出极动人的真挚，他确信他所说出的谎言都不是谎言而是确有其事。这些谎言总是首先把他自己打动了，然后很自然地打动了别人。同样，当他的伪善被揭穿时，他所表现的狠毒也是不加掩饰和毫不犹豫的。
　　 在当时，《伪君子》的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观众对剧中揭露以达尔杜弗为代表的宗教骗子报之以开心的大笑。真正的宗教伪君子们则恼羞成怒，对《伪君子》举起了屠刀。巴黎大主教通告各教区说：“《伪君子》是一出非常危险的喜剧，对宗教特别有害 ，因为借口谴责虚伪，或伪装的虔诚，它可以让信心最坚强的人们，全部受到株连。”教会还公开宣布：凡是敢看这个剧，活着敢听这个剧的朗诵的教徒，都要受到开出教籍的处罚。伪君子们禁演了《伪君子》。不但如此，后来他们还公开咒骂莫里哀是魔鬼在世，在他死后，阻挠出殡，不给坟地，甚至后来还把他的棺木刨出来抛进乱坟岗。莫里哀给法国带来绝高的荣誉，法国教会的报答就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如此穷追不舍，究竟为的是什么？
　　 稍后于莫里哀的意味宣道士的看法道出了其中奥妙：虔诚的信士不会由于真的虔诚就说出与达尔杜弗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所以打击伪信士势必殃及真信士，因为形象只有一个，语言只有一种。直白地说，那就是——莫里哀的喜剧扮演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不能容忍了。虽然莫里哀竭力想把真诚的教徒和虚伪的教徒区别开，但在客观的接受效果上，《伪君子》把讽刺和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被利用被异化了的宗教本身。
　　 当耶稣为了替众生赎罪而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真诚的牺牲精神毋庸置疑；当释迦牟尼为普度众生而苦修至涅槃时，他广袤的奉献情怀赤诚可鉴；世上种种宗教在它们原初的教义和理想中，都充满了令世人折服的精神力量。由此出发，如云的信徒才把宗教作为自己战胜人生苦难的精神源泉，作为自己获得内心安宁的法宝。
　　 但问题在于，越到后来，宗教便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制度化、官僚化。很多人不再追求纯粹的宗教精神，而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而利用宗教。更有甚者，有人还想利用宗教来控制民众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于是就有了政教合一。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宗教事务作为自己的一种职业、一条求生的途径：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他并不信教但却把拉丁文《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像达尔杜弗在走投无路时，便选中良心导师这种有利可图的宗教职业，装出一副虔诚模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于是，伪教士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伪善也成为达尔杜弗之流满足贪婪与色欲的最有力的攻防武器。与此相应，讥讽教士的故事和笑话才层出不穷地产生，以至于成为了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莫里哀的《伪君子》只不过是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文本之一。
　　 如此一来，宗教便由正常状态下精神力量的源泉异化为精神堕落的渊薮。对于像达尔杜弗这样的伪教士而言，一方面要在人前用修行的苦衣和教鞭来约束自己，要将并非出自自己灵魂需要的言辞作为日常语言来宣讲；另一方面，他们本能的生理需要和可怕的贪欲又让他们的行动不可遏抑地超出其自控权限，滑稽可笑、丑态百出成为他们言行的典型特征。他们灵魂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分裂，精神人格也变得孱弱无力。对于像奥尔恭这样老实的信徒而言，他们往往被伪教士虚假的表现所迷惑而变得迂腐甚至愚蠢，常成为受人捉弄的对象，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显得格外懦弱无能。
　　 但是，达尔杜弗并非仅仅作为一个伪教士形象而存在于世界文学殿堂，人们从他们身上也看到自身的弱点与局限。避苦趋乐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不容掩饰的天性，但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徒有其表但又对我们不可或缺的外物所束缚，这样在很多时候就不得不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而屈从于异己力量。而自然人性的潜在力量是巨大无比的，就像柔韧的小草，当它被沉重的石头压得不能直腰时，它一定会顽强地从旁边伸出它不屈的头颅，即使绕过很多弯路损耗很多额外的生命力也在所不惜。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看到达尔杜弗那前后矛盾的滑稽表演时，不仅感到他的可笑，同时也会感到他的可怜。这并非是为达尔杜弗的虚伪寻找开脱的理由，而是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与达尔杜弗们处境相似的情形实在是不可胜数。比如，在我国古代的无数烈女节妇，她们在长期的压抑和禁欲中消磨掉了妙龄青春的同时也诞生了很多变态的情欲表达方式，而这种变态的极端就是禁欲的反面——潘金莲似的纵欲。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又有谁能做到既无拘无束地享受人生而又不受限道德和法律的无边效力呢？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尴尬人生状态在现代生活中不也比比皆是吗？
　　 诚然，达尔杜弗形象之所以令人生厌，除了他的虚伪外，更重要的还因为他的贪婪。比如现在的某些官员，在台前大讲特讲正义和公理，背后却表现得并不很君子，但只要他不太贪婪，那么在人们的印象里，他即使不算好官却也算合格的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很难对自己的欲望规定一个底线，人的理智在欲望的强力冲击下往往会变得茫然若失而懦弱无力——这即是人类欲望的永恒悖论：正因为人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所以才会有历史的奋然前行；但过盛的贪欲又易导致个体的毁灭乃至整个人类的灾难。面对欲望，理智的人们真说不清是爱还是恨。
　　 总之，现代人读《伪君子》，紧紧止步于开怀大笑的愉悦感难免让人感到意犹未尽，它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思索和更宽广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