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全国农村教育体制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模式，打破了原来条、快责任界限不明的格局。杨墩职高属县管，原校长撂下挑子，县教委要搞选聘。那是一个“说你行你就行”的年代，竟选中我稀里糊涂得了个第一名，当上了书记、校长。这对我来讲，于其说是一次机会，不如说是道难题：全校50多个教职工，50多个在校生，而且外欠一屁股债，这块骨头怎么啃?
　　 但是，人先天性的潜质里有一种成就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得做成一、两件事。如果说这是一次机会，那就是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
　　 这次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除撤掉了槐店职高外，还撤掉了仙居职高，只保留原县成人中专和杨墩职高作为职教阵地。从前，各农村高中、职业高中的书记，统揽全乡、镇的教育人事和党建工作，他们除管理本校的事务外，还要管教管站、初中、小学的相关事务；这次体制改革后，原来的书记只管本校，乡级教育系统自建支部，各不相干。在这种大背景下，杨墩职高原书记校长一肩挑的领导才撂下了挑子。
　　 杨墩职高缺校长，经县教委研究决定并报县委组织部批准，在全县教育系统通过演讲选聘一个校长。
　　 我当时没报名参加演讲，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但县教委领导三番五次地电话通知让我报名，最后又让乡政府通讯员直接找我，非让我到教委去一趟。到了教委后，领导就像劝寡妇嫁人一样，苦口婆心，耐心开导。我想，报就报吧，说不定落选了呢。
　　 演讲在教委小会议室如期举行；除县委组织部来了两个相关人员外，教委在家的领导和各股室的部分人员，再加上30多个演讲人员，大概有60多人参加。演讲时限为15分钟，我的演讲顺序排在第7位，是第一天的上午。
　　 有一位演讲的人，一开讲就把大家逗乐了。他说:“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他的语言声调、节凑，几乎和牛群说相声一模一样，只是接着没有加上“冒号”两个字。有个女同志，在演讲时大谈植树造林，在管理上发挥女性温柔的特点，以柔克刚等等，与职业教育一点都不沾边。轮到我演讲了，本来也写了稿，但我不习惯用稿，我说:
　　 我们光山的职业教育，就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翻船的可能；我们光山的职业教育，就好像后娘养的，甚至还不如后娘养的，后娘养的，还有邻居的关爱、亲戚的呵护。请问在坐的各位领导，各位同行，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去上学吗?为什么不呢？因为上职高没前途。普通高中的学生毕业后都可以参加高考，尽管那是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谁都不愿放弃；而职高的学生毕业后，参加高考还要搞预选，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在预选中就被淘汰，他们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回家种地。但是，他们务农时，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从小学到高中，消耗了时光，流尽了汗水，到头来除了学点书本知识外，什么都没学到，而且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不能总是念报纸，我们不能总是唱高调，试想，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又有哪个学生愿意在农村窝一辈子呢？
　　 有人或许说，在职高学一技之长不是很好吗？这话不错。但是，这一技之长谁来教。当前，专业师资的匮乏是明显的，让学人医的去教畜牧，这还免强说得过去；让理发师去教裁剪，这就是笑话了；这就好像让林黛玉手持丈八长矛去驰骋疆场，让张飞手捏绣花针端坐绣房一样可笑。还有人或许说，没有专业教师可以请啦。这话也不错。但是，谁来发工资，要知道，学校是生产人才的地方，而不是生产商品的工厂。
　　 还有基础设施问题。我们现在所开设的专业，还是种植和养殖两个老掉牙的专业，而且学生还是奔着那可怜的不到百分之十的高考指标而来的。你要开服装专业，那么，你就得有缝纫机和实习厂地；你想开电子专业，你必须有相应的教学设备。而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在黑板上讲马尾巴功能那个水平上。所有这一切，只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钱”。梁漱溟不仅是我国最优秀的教师，还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在上世纪早些时候，他就在山东搞了个女子职业学校，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没钱啦!我们光山那一点点教育经费，首先要保证重点高中使用，然后在农村普通高中头上撒点胡椒面，轮到职高，连一点残羮剩水都看不到。
　　 (全场鼓掌)
　　 我说：鼓什么掌啊，我还没讲完呢。
　　 演讲结束，我排名第一。究竟是不是第一，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按当时流行的话来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套一下就是“说你第一就第一，不是第一也第一。”王立群教授说：“人要想行，得有人说你行，而且说你行的人也得行。”领导说我行，自己觉得说点实话还算行。至于后来的考核，其实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走走过场罢了。
　　 山中无虎，猴子称王。就这样，我成了原杨墩职高的书记、校长。接着学校的名称改为光山县第二职业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