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人流涌动的十字路中间，与许多人一样因为红灯彼此靠拢。默然的神情又推开彼此的目光，各自专注着前方的红绿灯。你会在下一个路口拐弯，我会在下下一个路口转身。背影是一个奢侈的词。只有一次次的目送，才会有背影。在行色匆匆的过客中，目光总是搁浅在彼此的身后。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梦见自己又回到乡下卫生院上班。我还是坐在自己那把熟悉的木椅上。我的一半清醒挣脱梦，告诉自己调离乡卫生院已经有十多年了；另一半却模糊地提醒，我又回到了卫生院里，我失却了县城的居住户口，再一次陷入我拒绝了五年的方言之中。第一个词往下重压，后面的词又快速跟上来，像一根木棍似的撬着人嘴唇的方言，它们左右围堵着我。我躲闪，我奔跑，但脚拴上了一根绳子，怎么也迈不开步。我在梦里没有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又回去了。我焦灼不安。
　　 初中三年我勤奋学习，甚至达到了悬梁刺股的地步，如此刻苦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跳出农门，把农村户口转为非农。非农在乡下人眼里意味着不用干农活儿，还可以享受种种惠民待遇，比如农民种出来的米，当时农民去购买得两毛六，而非农户口的人凭一张粮票购买只有一毛二。这一毛四的差价就是农民与居民之间的身份价。我得承认，是这个身份价刺激得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的努力实现了我农转非的愿望。我考上了卫校。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家偏僻的卫生院，离家足足有五十多公里。我寒窗苦读又回到乡下，我很不甘心。尤其简陋的医疗设施，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的现实让我非常苦闷，认为自己的理想仅仅替换成了一个月一百二十元，这对我来说是不满足的。在病人面前我坚持用自己的家乡话，而在他们耳朵里那是县城的方言。于是，在病人眼里我成了一个从县城分配来的医生。我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同时，我的失落感更加浓重。尤其一想到很有可能我会在乡下卫生院里呆一辈子，心里的痛苦足以淹没我以往的一切快乐与希望。我固执地使用着与病人格格不入的语言，有意提醒自己是这个乡镇的外来医生。每说一句话，我就会在心里刻上一道痕，我来这儿第几天了。我用自己的方言跟病人间竖立起一块盾牌。尽管我事后想起非常后悔。我用语言伤害了病人。
　　 醒来后，我如同虚脱，知道自己正躺在床上，窗外是一片夜色，并不是漆黑的夜色，而是由一盏盏灯光支离出层层叠叠色彩的夜晚，似乎那才是城市的帷幕。
　　 同一个楼道里居住了十户人家，不知道彼此的工作，三年下来陌生的脸孔变成了熟悉的脸孔，知道了谁是这个楼道的住户，而谁不是。楼道相遇，谦让的同时，脸上的笑都带着客套，彬彬有礼，又毫无情感在里面。抄水表是每个月每户人家轮流的。敲开门，说明来意。怕对方不信，手里还拿着簿子与笔，站在门口的灯下，很夸张又很主动地捧着那两样东西，似乎那是道具，而自己则是暂时顶替的演员。对方送过来一个客套的笑，让你进门。你赶紧换拖鞋，又加紧跑到卫生间，水表一般都在那儿。主人会进来，帮你开亮灯，又不放心，替你打开手电筒，雪白的灯光下水表上的指针非常清楚。
　　 关上门，大家在门里面做什么事都是隐蔽的，无论是高尚，还是猥琐。门外的人只能猜测，哪怕纸上的数据都不能提供门里发生了什么。那一天，我敲开了301室，老婆婆黑黑地来开门，得知我抄水表，一边阻止我不要脱鞋，一边给我拿来一支蜡烛。一支四周挂满烛泪的蜡烛，像一个刚刚号啕大哭过的女子的脸。她擎着蜡烛，佝偻着身子，用手拢住右边的光，努力让烛光全部凑到我这儿来。粗糙的白墙壁上晃动着她放大的驼背和一只拢光的手，欲意从墙上走下来，提醒我不要抄错了水表。水龙头下面接着一只脸盆，滴答，滴答，水像挤出来似的，一点点流入脸盆。此时，水表是静止的。老婆婆继续费力地给我擎着蜡烛。她原本可以开灯的，那盏灯悬挂在卫生间，不知道它被开过几次，上面蒙着厚厚的灰尘。估计它的瓦数是极低的，低得连蜡烛光都不及。
　　 平均算下来，每一户人家交纳的水费远超过水表上的度数。收费时会有人表示愤慨，会有人嘀咕，怀疑谁谁在偷水，指责自来水公司的水表存在问题。这些怀疑与不满出了楼道没有一点儿意义，只能在楼道里借着方言虚虚实实几个日子。一周后，大家又忘记了这个事。关门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初到县城，一到睡觉时间，我心生胆怯，躺在床上害怕黑暗中的声响，咔哒，吱呀，窸窣，似乎很克制，但又似乎肆无忌惮。我常常联想那是不怀好意的声音。也恐惧悄无声息的夜晚，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此时的声音具有杀伤力。黑暗跟罪恶、邪气如同近亲，它们的本质不仅相似，而且酷似。黑暗中人的表情全部退去，隐藏起来的冷漠、猜疑、虚伪，各归其所。看不见的表情与面目成为邪念滋生的保护层。黑暗免去了伪装的成本，站在黑暗中，人只剩下一个肉躯。一具肉躯在黑暗中可以做出阳光下不敢做的许多事来。我恐惧那些轻微的声息里浸透着某种欲求。
　　 母亲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周围居住了那么多人，都是贴隔壁的。母亲住在老家，房子前后都有一块菜地，旁边是一条小路。串一个门少说也得几分钟。父亲如果不在家，母亲上半夜就会睡不好，前后屋相隔太远了，觉得自己在孤岛上，心里不踏实，似乎村庄正远离她的夜晚。她很羡慕马家三兄弟，建了一排房子，大家仅隔一堵墙。她最大的愿望，希望以后邻居的新房都建在一块儿，人多胆子大，而且串门又方便。这是她二十年前的想法。如今母亲年老了，她当年的愿望指日可待。而她却嫌那样的房子没生气，硬是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老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带一个很大的围墙。
　　 母亲的理由只有一个，居住在老宅基地上，人的土气就会厚。土气翻译过来指一个人的免疫力。土气薄自然是指免疫力低下。也怪，那些一溜排新建的房子住进去后，总有人三天两头打点滴。邻居们有信基督教的，有信佛的，也有什么都不信的。信基督教的，整天唱赞美诗，做祷告，声音越过一幢幢房子，引起信佛人的不满。于是，信佛的请来一群老太念佛，诵经声、木鱼声，再次越过一幢幢房子。信基督的晚上请来众姐妹做祷告，黑夜里的祷告声清晰地钻入每一户人家，似乎是来串门的邻居。如果众姐妹不走，那坐在家里的声音就不会起身。如此热闹了一阵子，大家都累了。土方法与科学方法都用过了，最后大家都没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查出，后来抓了一个原因，说是新房子甲醛含量高。这是村里的综治办主任下的一个结论。
　　 母亲对自己的决策非常满意。但同时对我充满了担忧，因为我住的是从别人那儿买来的二手房。原房东家里顺不顺，老人小孩身体健不健康，最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诸如此类，母亲都细细盘问我。我一一回答。但没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哪有工夫去调查他们的家事，委托中介办的事。农村调查一户人家是易如反掌的事。不仅有人积极帮忙，而且还有一帮人主动配合。到了楼道里，这是侵犯别人的隐私。这点，母亲怎么也接受不了。
　　 居住在楼道里的，除了我，他们都是老街的拆迁户。他们原来居住的老房子拆迁后成为本县城最繁荣的商业街区。他们的安置房位于城西，离商业街区足足有五公里。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就那些补偿金作为余下的生活费。节俭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成了他们的生存符号。他们从不早上去菜场，那时的菜最贵。他们洗衣服去江边的河埠头。用一根木棍挑两只水桶，里面是换洗的衣服。他们尽量不开灯，哪怕天最热，也舍不得开电扇，一把手摇扇从早扇到晚。早上，我被一缕缕的煤烟熏醒，满屋的煤烟呛得我直掉泪。我住顶层，下面八只煤炉子，加上对面的一只煤炉，九只炉子的烟在我这儿齐集。我跑下楼，表示我的抗议。几天后，煤烟还是照常。
　　 他们用自己最地道的县城方言交谈，每天早上彼此会大声交流，声音的内容很简单，甚至是重复，但他们就喜欢用这种方式迎接每一天。在浓烟滚滚中，我的眼睛紧闭着，耳朵里是他们的声音，声音盖过任何响动，非常骄傲地传入清晨里每一个刚醒来的人的耳朵里。他们是县城的原住民。只有他们配说地地道道的方言，那个“朗哉”宛如隼眼对隼头，一丝不苟。在他们面前，我不敢多说几句话。有时，他们会盯着我，问我哪里来的。眼神里闪过警觉的光芒，让我的口唇打颤。我小心谨慎地报出我家乡的地名。他们眼神里的光变得柔和起来。他们知道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随后，他们会补上一句，听你口音不像老县城的人。我笑了笑，但笑得有些不自然，似乎那是赔笑。搬出来后，我住进了一个新的楼道。还是熟悉的脸，却从不串门。因涉及小区的物业管理，对面的一户发动十户人家签字进行维权，于是我们再一次熟悉。维权成功后各自又关上了重重的铁门。咔哒。像在楼道里扔了一个句号。
　　 不知什么时候，楼下的车库里住进了几个女孩子。她们白天挂出花花绿绿的衣服晾挂在树枝上，夜晚点亮一盏灯，从厚厚的窗帘后面露出一点光，提醒我她们住在这儿。有个文明的词，叫外来人口。后来又改了名词，他们是流动人口。我不知道这两个词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对他们而言还是暂住而不是居住，是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的外来人员。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户口就没办法迁过来。即使迁过来，于生活的实质也没有多少影响。他们还是县城的候鸟。远方的家乡才是他们的故乡。这儿，只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他们在这个驿站里悄无声息，连看电视都把音量开得最低，不敢高声谈笑。他们贴上一张外地人的标签，一群随时可以起身离开的人群。他们用普通话的方式努力嵌入这个小县城，以换来一份生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一部分人在语言面前卡住了，年纪大的已经习惯了自己带过来的方言，没有人愿意用他们的工。他们只好去做最苦最脏最累的体力活儿。
　　 那天早上雨下得很大，我去散步，这是我早上的一个习惯。看到一位老人披着雨衣在扫地。我突然想跟他聊聊天，所以帮他扫地。他满嘴河南话，耳朵又有些背。显然这样的交流非常困难。我拿起他垃圾车上的扫帚时，他似乎明白过来。他初时拒绝，继而教我怎么扫地。我学着他的样子，把扫帚按在地上，然后往前推，那些落叶像卷毯子一样卷了起来。我就这样一手撑伞，一手扫地，面前的落叶越来越厚。一刻钟后，我脊背上出汗了，胳膊也一阵阵酸疼起来。我拄着扫帚柄歇息。老人在我前面还忙碌着，按、推、扫、倒。一连串的动作在他佝偻的身子下流畅地完成。我微张着嘴巴，不住地喘气。
　　 父亲用铁耙翻地时，嘴巴总张着。一边哎嗬哎嗬，一边让铁耙重重地扎进泥里。过一会儿往手心里吐一口唾沫，再抡起铁耙柄，高高举过头顶，咔嚓，铁耙的五枚齿深深咬住了泥土。傍晚回家时，父亲的嘴巴半张着，坐在竹椅上一动不动，旁边是一杯浓茶。我曾经不喜欢父亲这个样子，张着嘴巴既不雅，也不卫生。隔壁的周伯、老葛伯也是这样。村里的男人似乎都半张着嘴巴，黑乎乎的牙齿越过干燥的嘴唇暴露在你的视线下。
　　 我不由自主靠在扫帚柄上。意识到嘴巴张开着，赶紧闭上嘴。很快，我感觉自己的呼吸有点儿不对劲儿，气有些急，似乎体内有多余的气正不知所措地乱奔。我的嘴巴在无意识中又微微张开。这时，我感觉舒服多了。
　　 我前前后后帮老人扫了三天的地，一句话也没聊上。他说话的速度极快，再加上他的河南话，我理解不了他说话的意思。在我跟他告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去买菜吧？”这句我听懂了。我看了看自己，然后回答他：“是，我去买菜。”老人的脸上浮现一丝微笑，嘴巴张开来，里面尽是猩红的牙龈。
　　 他们散布在县城里的各个角落里，架空层、车库、老小区，以及城中村的院墙里。有人说那是违章建筑，户主竭力争辩，那是他们自己的院子。原来各不相干的人形成了一股力量，并牢牢地筑成一道利益墙。一间两百元，比任何小区里的租房都便宜，一户人家往往可以住进十多户人家，最多的有三十个，一个月的房租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活儿。有了钱就会觉得阔绰，他们买六合彩，泡在茶室里搓麻将，也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干，舒舒服服躺在家里，替租户开门、关门。街道里有一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定期检查出租房，有暂住证的，有身份证的，才可以暂住。一块蓝色的出租房牌子钉在上面，没有门牌，却有一个数字。有了数字，便能入档，入了档，你就是合法的。合法的，可以免去许多突击检查。他们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词，只是他们并不知晓居然有那么多称谓。只要不列入“三无”人员，又没有犯罪前科，他们至少可以有一段免打扰的暂住日子。
　　 外来人员一度成为县城的一个犯罪符号。偷盗、抢劫、斗殴，在各种名目繁多的犯罪案件中，外来人员占到很高的比例。他们遭到了县城人们的厌恶。有的在招工启事中直接注明不招收外地工，而有的中介所在推荐用工时备注栏中写上是本地人。外地人与本地人成了一道用工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