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毡匠的故事
　　 毡匠，这个称谓和手艺活现如今在农村已基本消失。而在七十年代，毡匠是村里的能人，也是村里最吃香的人……
　　 七十年代的冬天，在我的印象里隔三差五地下雪，即使天晴了，但村子里及四周的山野上积满了厚厚的白雪。那时我们过冬最怕的是手脚被冻伤，而村里人外出防冻最好的就是皮褂子、皮帽子、毛袜子、毡鞋等等。
　　 父亲擅长用毛线织袜子，每年冬天到来时，他便将羊毛洗净晒干后，慢慢地将毛撕成絮状，用捻转子将羊毛捻成细细的毛线，然后在织成袜子，咱姊妹四个每人一双。毛袜子穿在脚上热乎乎的，所以，我们的脚从来没冻伤过。而大人们则喜欢穿一双毛毡鞋，这种鞋是用羊毛擀成毡片，在擀制中一次性织成无缝毡鞋，然后前后用牛皮锥补，钉上胶皮底耐磨实用。
　　 制作这样的毛毡鞋，村里只有李其美，李其清兄弟俩会做，大人小孩都知道他们是毡匠。年龄比他们小一点的人称：大毡，尕毡。他们的毡活，四乡八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擀出的毡，垐实均匀质量好，深受村民的青睐。那时家家炕上铺的毡几乎都是他们擀出来的，他和其弟李其清是从民勤移来定居咱村的，因民勤称之为沙乡，所以村里人又给他们兄弟俩取了一个绰号：“大沙”“尕沙”，而这个称谓只有大人们才敢叫。因为在村里人的概念中，似乎沙与傻同名，他们不喜欢让人称沙。
　　 生产队里有三间很大地房子，每到冬季白天黑夜总是传出“噔嘎噔嘎”的弹毛的声，弹毛的工具统称叫，弦。它是用长约三四米的木质材料所做，上面绷有一根皮制的弦。弹毛是使力的那只手臂套上一个皮箍，上面有几个细小的铁环互连三十公分左右，一头接着一个长约三十公分、直径约为三公分的桃木棒。弹毛时，需一手握弓掌握弹毛的位置，一手握住桃木棒在弦子上来回均匀地拉动。此时，羊毛似雪花飞溅，慢慢地变成一团絮状的羊毛，然后将这些絮毛铺在竹帘子上面，洒水卷起。两人坐在凳子上，上下使劲地用脚蹬踏转动，其技术在于两人必须在使劲、转数，丢绳等配合默契，轮番洒水，蹬擀。并用一根粗粗地桃木棒敲打，使得毡薄厚均匀，四角平行……
　　 正因如此，李其美、李其清兄弟俩在秋冬季是最忙的人。他们给村里人家擀毡总是便宜，对那些较困难的人家擀毡时，他们总是加班加点地擀制从来不收钱。所以周圆几十公里的人都知道下条村的大毡尕毡技术好，品行好，擀毡、制鞋都会请他们。所以生产队里，就给他们定了上缴的副业款额，让他们为生产队创收。后来李其美的儿子李福文，也被他父调教成了一把好手……
　　 或许是叶落归根，毡匠两大家八十年代初期又搬回民勤老家居住，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永远是下条村人……
　　
　　 二、自行车的故事
　　 七十年代的自行车对于居住在山区的农民来说，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谁家若能拥有一辆自行车，就似现在小轿车一样，着实让人羡慕。
　　 1973年我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每逢传统的节日或是跟着奶奶或是跟着妈妈去做娘家。奶奶的娘家在庄浪村的煤炭沟，离我的家有20多公里，跟着奶奶有特殊的享受，那就是能坐一辆毛驴车。出发前在毛驴车上铺一条毡，上面再铺一条褥子，遇到天冷时还能盖一床被子感觉非常的惬意。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也要走半天。若要是跟着妈妈去做娘家那就惨了，妈妈的娘家在长岭村，离我的家有30多公里，要步行且需行走七八个小时，走到姥姥家已是体乏腿困。行走在路上还是能碰到那些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看起来总是那么的牛。看到前面有人总要摁摁车铃铛，“叮铃铃叮铃铃……”既或是过去了，他的车铃铛还要响几声。我时常想自行车走路那么快，我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好了……
　　 在我的记忆中，下条村里最早拥有自行车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张勇爷爷，但他的自行车不是自己购买的是公家配的，因为他是邮递员。他那辆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格外显眼，车子后面搭着两个绿色的帆布袋装满了报纸和信件，他几乎天天骑着车子奔跑在全公社的各个大队。另一户就是张有彪了，他家当时在村里的水沟旁栽植了十多棵白杨树，那时农家盖房做架子车，农具等基本都用白杨。他家的白杨树每棵都能做一条樑和两条檩子，他用这样的四棵白杨树换来了一辆七八分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村里人羡慕死了，他走哪儿先将自行车擦得亮亮的，将自行车前后轮辐条上装饰了彩色且带有弹性的鬃毛花条，车子跑起来后，那些花条随车轮飞速旋转出彩色的花环甚是好看。他非常喜爱那辆自行车，一般情况下不会给别人借。不知是真还是假，村里人笑谑（古浪方言讽刺之意）说他每次出行回来，总要把车子悬挂在自家房屋的樑上。他骑自行车下坡时不刹闸，由于车速快几次都被摔得鼻青脸肿。别人问为何不刹闸？他说怕把车轮子上的电光（镀锌）磨坏。
　　 1976年我已上了初中，那时飞鸽牌、永久牌、红旗牌，自行车是最贵最流行的。心里时常想，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多么光彩的一件事啊！可是家里困难买不起啊！虽然买不起但我还是抓住了偷学自行车的机会。当时中泉大队设在下条村里，大队保健站里的两位赤脚医生一个是我姑父，一个是我父亲。保健站里配有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因为我姑父在小山子村居住，所以他骑着自行车来回天天跑。每天中午放学后，我不回家直接到大队院子里看自行车是否在保健站门前停放，如果停在那里，我就悄悄把车子推出门外，在村里的道路上开始学骑自行车。那时由于我个子矮不能直接学大人们那种骑法，小孩子们初学都叫一种掏雀儿式的骑法，首先左手抓住车左把子，右手抓住自行车的横樑，将右腿从樑下伸出踩在右踏脚板上，让车子前行，如果车子向右边倒时，立即伸出右脚踩于地下以防摔倒。一次我又将车子偷到外边去学，回到大队院子里时，让姑父发现了，姑父瞪着眼狠狠地骂我，他说要去中泉子给人家看病去，找不到自行车就在院子里等着我。
　　 这件事过后，不管如何只要发现自行车在院子里，我还是照样偷着出去学，就这样我终于学会了骑车。从掏雀儿式，到两腿夹着横樑两脚一高一低踏着脚踏板，我终于学会骑车了。
　　 自打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我再也没偷过保健站的自行车去骑了。那时，而村里少数人家也渐渐地买上了自行车，什么鸳鸯牌，凤凰牌……那时买一个好牌子的自行车，还得走后门要指标。买了自行车的人家，各个扬眉吐气，就似现在的农户家买了一辆奔驰般一样。但我家仍买不起一辆自行车，若遇到走外村，我总是厚着脸皮去村里的爷爷家，或叔叔家去借他们的自行车。反正他们都是大辈子，不好意思不借给我。
　　 1980年我考入了古浪三中，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同村的同学结伴从大靖步行约30公里后到家。星期天下午，背着一个星期的口粮（炒面、馒头）再步行到大靖。那时候口粮也紧张，每顿吃多少要算着吃，多吃了口粮就等不到星期六了。一次由于学校开冬季运动会，那几天由于体力消耗大，我实在太饿了，三天就将一个星期的口粮吃完了。等到了星期四的下午就没吃的了，我只能求同班的同学，（家在大靖）借他的自行车下午放学后，骑车回家取口粮，同学二话没说就借给了我。我非常兴奋，下课后立马骑着自行车回家。由于上山路骑车太耗体力，天刚刚擦黑我到大靖峡水库后，由于肚子饿实在骑不动了。两腿发抖双眼发花，我蹲在路边上想着休息一下再走，然而自己的腿实在不听使唤，怎么也站不稳。
　　 这时从水库坡上下来一个老人吆着一辆拉煤的驴车，等到他到了我跟前时我说：“大爷您好！您有馒头吗能否给我吃一点？”
　　 “娃娃，有是有就是黑面刀把子（古浪方言：馒头），还冻住了你可能啃不动啊……”
　　 “大爷，没关系冻了冻你就给我吃些吧！”老大爷从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掏了一个黑面馒头给了我，我说了声谢谢就开始吃开了。由于馒头冻住了，我嘴对着馒头哈着热气，慢慢将这个馒头吃完了，顿时觉得有了力气。赶忙将车子推上水库坡后，然后一直骑车到家了。
　　 几十年了我始终忘不了这段行乞的情节，也忘不了那位好心的大爷！
　　 直到1985年我从部队退伍回乡后，家里终于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我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在一个边远的乡政府工作，那时乡上的干部们都配备一辆自行车，每月还有三元钱的修理费。下乡时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山村的沟沟岔岔，每逢假期总是骑着公家的自行车回家，到村里时故意摁几下铃铛“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