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日，大巴山南麓一个叫童家坡的地方举行了一场婚礼。婚礼的男主人是我，女主人是她。那时，我和她都在当地一所名叫普光的中学教学，属于夫唱妇随那种。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要像别人那样，要一辆婚车，包一家饭店，她要穿轻柔得像云一样的婚纱，我要西装革履，西装上衣口袋里最好斜插一枝玫瑰。但是，经过千百次合计之后，我们绝望地放弃了这一计划，原因很简单，没有钱。
　　 那一段时间，我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商讨婚礼举行的方式、地点以及花销。但是无论如何推算，婚宴的最低开销需人民币两千。决算的那一晚，我第一次失眠，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件需要自己做主的大事，我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了钱币走动的声音，我第一次产生了想抢劫银行的冲动。幸好，我是一个理性的人。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我用理性的方式考虑了边际量，并最终决定，婚礼如期举行。不过，地点要做战略性的转移，以前是城市酒店，现在要用从城市撤退到农村，撤退到她的老家童家坡（我的老家在渠县，离我们学校太远，行船走马要一天）。
　　 5月1日那天，童家坡沸腾了。天还没有亮，高音喇叭就响起了支客师的声音：“今天，是童老师的女儿女婿喜结连理的大好日子，客人比较多。帮忙的请快点来！再说一遍，帮忙的请快点来！”
　　 支客师是岳父那个村的村长，自然很有号召力。先是妇女们来了，她们高高地挽着袖子走进属于自己的领地。有的专门煮饭，有的负责切菜，还有的做跑堂。
　　 男人们也来了。男人们拖出岳父猪圈里的猪，放翻在一条石案上，按脚的按脚，压头的压头。屠户哗地一下抽出雪亮的尖刀，对准猪肥嘟嘟的喉咙，一刀子下去，血呼地喷射而出。三下五除二，褪了毛的猪就赤条条的地挂上了梁，前后不到二十分钟，猪就以肉的形式存在，粉粉嫩嫩地透着喜气。原计划是三口大灶，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又在院子的东头新造了一口。当火红红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婚礼的气氛一下子扑面而来。
　　 岳父，一个乡村民办教师，作为婚宴的总设计师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到处都在喊他：童老师，柴不够了！童老师，没有盐了！童老师，鱼被猫叼走了一条。岳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一会儿驮来一口袋盐，一会儿驮来一捆菜，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客人来了。支客师又在喇叭里喊：李家岩的李二姑来了，罗家坝的罗姑爷来了，快来接客哟！客人一到，火炮骤然响起，一大群狗冲着火炮响起的地方不停地狂吠。客人越来越多，屋子里坐不下了，就只好站在屋檐下，屋檐下也没法站人了，就移到院子里。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来了，他们分乘两辆拉贷的大卡车，一路浩浩荡荡进了村。
　　 正席是下午一点钟开场的。支客师清了清嗓子，喊到：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然后校长上去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夫妻要白头偕老，不要打架，实在要打，要点到为止，要好好学习，共同进步！工会主席代表工会上来送了一床踏花被，那年头，踏花被很格式很洋气。
　　 由于在女方家举行，仪式尤其简单，前后不足五分钟就结束了。没有乐队，没有红地毯，没有结婚礼服，没有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高堂也只有她家的高堂，我家的高堂在老家没来，为什么不来？后来父亲羞涩地告诉我，没有路费。实际上男方有且只有我一个人作为代表。这件事成为我家的瑕疵，每当我和她吵架，她就会嘲讽：天啊，结婚那么大的事，男方就来了一个新郎。幸好，新郎还很准时！
　　 最隆重的节目就是吃饭。支客师一声令下：“开饭！”只见乡村的娘子军们托着盘、端着碗，燕子一样在席间穿行。酒席以猪肉为主，红烧肉、回锅肉，粉蒸肉、喜沙肉，快活地摆满了桌子，青菜萝卜洋芋豆腐粉丝环绕期间。每座席有些许鸡鸭鱼。三十桌席同时开饭，那场面壮观得犹如“沙场秋点兵”。
　　 我和她并排坐在一间小屋子里，她很久都没有说话。我们都没有请大学同学，交通不便，路途太远了。我开玩笑说：当他们接到婚柬星夜兼程赶来时，却被告知婚礼是前几个月的事了，他们凑巧赶上了吃满月酒。她一直望着外面的场景默不作声，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女生，对浪漫的细节总是特别在乎。几十桌席在乡村的院坝里一字排开，闹嚷嚷地大块吃肉，大碗的喝酒，咀嚼的声音响彻村庄上空。此情此景，与梦中精致的婚礼出入确实太大。于是，我对她说：亲爱的，别这样好不好？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将重新操办一次，用最豪华最浪漫的方式。她扑哧一声笑了：你错了，我喜欢啊！我喜欢这种方式，乡村婚礼有什么不好？风是原生态的，水是原生态的，天作被地作床，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多浪漫的婚礼！
　　 注：原文发表在《达州日报》2005年2月28日“西窗”版，今天翻拣出来，纪念那个时代才会有的简朴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