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时期，每次在相对偏僻的柳家乡下，向西遥望，只要天气晴朗，总能见到九十华里外横亘西部的群山。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儿时不识山，呼作太阳山。确实，那座群山永远遮蔽家乡的西部，仿佛是太阳的归宿，仿佛是西天的所在。直到青年时期来到医巫闾山脚下的北镇高中就读，才有机会一次次深入大山深处，才一次次惊叹于它的深藏不露，膜拜于它的博大精深。而只有到中年以后，才有更多时间，另辟蹊径攀登医巫闾山，才更加关注它的文化，它的考古。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写到：“内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没有它们的篇章。然而这个历史学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
　　 位于蒙东的辽西医巫闾山，何尝不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学的宝库呢？
　　
　　 二
　　 关于医巫闾山的最早记载，来自于《周礼·职方氏》：“东北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医巫闾山的再次见于史书，则是《辽史》，记载：“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可汗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像。”木叶山是契丹人的祖山，也是契丹人祭天之所，是辽人“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辽史》中“木叶山”出现了三十九次。
　　 北宋沈括曾经出使契丹，在《熙宁使契丹图抄》中写到：“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沈括又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一书中，有一篇名为“黑山”的文章，写到：“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余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余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东。大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胡’、南与‘达靼’接境。”
　　 沈括是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他出使辽国过程中，记录下了其所见所闻，他写得文章可信度高，可以说是第一手介绍契丹的材料，从“黑山”这篇文章看，黑山、黑水的情况都是他亲眼所见，而且经过仔细观察过的，尽管沈括没有写木叶山，但是，他关于夜来山的描写，显然说的就是木叶山，最起码这座夜来山与木叶山的功能是一样的，山上面有契丹祖庙。而契丹坟墓只有两处最重要的墓葬，一个辽太祖墓，再一个辽显陵，只有这两个地方，夜来山的确切地望只能在巴林左旗或医巫闾山。很多学者也都主张契丹祖庙应该在契丹皇帝陵墓附近来找，陈永志教授就是根据这一点，他考证辽太祖陵前面独立的“漫歧嘎”山为契丹祖山。显然“漫歧嘎”山与沈括的夜来山的描述是有出入的，“漫歧嘎”山确实太小了，山上也没有确切的遗迹来佐证。在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也没有这么一座极高峻的山，克什克腾旗有大兴安岭最高峰，海拔2029米的黄岗峰，你到跟前看它，也根本称不上高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寻找契丹祖山的目光放在医巫闾山上，契丹坟墓确实都在医巫闾山中段的东南麓，医巫闾山最像那座沈括所描写的夜来山，而且夜来山和医巫闾山的发音也几乎一样。陈永志教授没来过医巫闾山，如果他看过医巫闾山上的契丹遗迹，我相信他会改变看法的。
　　 契丹在医巫闾山的遗迹很多，医巫闾山庙的西北方向，距离医巫闾山庙500米处，有一个观音阁，为与医巫闾山景区大观音阁相区别，故称小观音阁，俗称小阁，就是契丹始祖奇首可汗之南庙。
　　
　　 三
　　 2006年9月初的一天，北京大学郭大顺教授（同时任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由沈阳赴锦参加王光女士所著《辽西古塔寻踪》发行式的座谈会，火车一驶入辽西走廊，前方平原尽头的医巫闾山渐显渐近，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医巫闾山有如伸向渤海的一条蛟龙，而辽代显陵和乾陵就如同这条龙的两只眼睛，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两座皇陵的准确位置，把这条蛟龙点醒。
　　 之后，郭大顺教授参加了之后的辽陵考古调查的实地考察，两次踏进医巫闾山的沟里，还登上骆驼山顶，他为这两座辽陵在选址、布局、建筑结构，特别是其雄宏的气势所震撼。他认为，这是与医巫闾山融为一个整体的三组建筑群，二道沟和三道沟里各布置的有规律分布的多座以巨石垒砌的大型石砌建筑台基、排水设施和陵园围墙，由沟口蜿蜒而上、以大石板铺就的山间“神道”，都工程浩瀚：仅在地表采集到的琉璃建筑构件和装饰莲花的石柱础等，无论体量之硕大、工艺之精湛，都具皇家规格和规模，年代早的标本可早到辽早期。在高耸的骆驼山顶上也发现了石砌建筑址。此山顶下临深达数十米的陡崖，山顶以上甚为狭窄，本不适于大兴土木，古代工匠们硬是以多层基座托起两组多间组成的石头建筑，而且向陡崖的一方还意设置了外伸的石栏杆，登顶远眺四周，一望无际，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受，尤其南向直可遥望渤海。
　　 《辽史·地理志·显州》有耶律倍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之望海堂的记载：“人皇王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骆驼山顶这两组建筑选址的环境、规格与规模都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也领悟到契丹先人克服艰险，在此构筑高等级屋字的深意，同时也把地处医巫闾山的辽代帝陵以至医巫闾山的人文价值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当然，对耶律倍这位传奇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也应予以重新评价。
　　
　　 四
　　 近年来，医巫闾山辽陵考古还有一项意外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被视为乾陵陪区的龙岗辽墓群众清理的第4号墓。这墓虽然被盗窃一空，但其主室全部用琉璃砖砌筑。这种琉璃砖，此前只见于位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苏木朝克图山，属于辽代早期的耶律羽之墓（辽会同四年，941）的主室，但耶律羽之墓遭严重破坏，墓壁破坏较多，至今未找到一张完整的琉璃砖的基壁照片，耶律律之墓还以琉璃方砖铺地，但已无一原位者保存。有关《简报》对这种以这种以琉璃砖砌墓壁现象，也只一句带过。其实这应该是耶律羽之墓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因为中国自西汉开始以砖作为筑墓材料和此后使用琉璃建筑构件以来，虽帝王墓不允许发掘，但各个时代发现的包括帝王陵在内的高等级墓葬，从未有以琉璃砖筑墓室的。就是将古代地上建筑考虑在内，国外所知有较早实例，如古巴比伦以青色琉璃砖装饰的城门，国内早期实例尚无。与龙岗墓时期相近的，也只有河南开封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的佑国寺塔，塔身为褐色琉璃砖砌筑”。较晚时期以琉璃材料贴墙面、覆瓦和装饰的渐多。但也罕见有以琉璃作为墙壁砌筑建筑材料的，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也提到这种以琉璃砖砌筑墓室的现象“尚为孤例”。
　　 龙岗4号墓不仅主室以琉璃砖砌筑，而且方形的墓室都同于耶律羽之墓，的的墓壁保存基本完好，铺地的方砖虽不是琉璃，但砖面满饰莲花纹，且全部保存。而且由于耶律倍、耶律羽之都同东丹国及其前身渤海国有密切关系（天显元年（926），辽太祖收渤海，号东丹，册皇太子为人皇王，授耶律羽之为中台右平章，后迁升左相），两座墓之间在墓葬结构以及主室使用琉璃砖为建筑材料等方面相同。这一方面说明龙岗4号墓年代可能到辽早期，等级也高于附近耶律宗政和耶律宗允墓，而且还可能有
　　 更深的联系，如东丹国特有的王室葬制方面的因素，从而也为医巫闾山的这两座辽陵的玄宫增添了一些想象空间。加以医巫闾山及两道沟的以山为陵”及其规模、气势，与巴林左、右二旗的祖陵、怀陵与庆陵相比，既有相同处，又自有特点，特别是这种“名山与帝陵”组合的大文化景观，在全国诸多名山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从而是继上个世纪80年代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后，辽宁省又一大考古发现。对辽宁省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文化建设以至当地和辽宁省的对外开放，都是一件很有潜力的大事。
　　
　　 五
　　 当然，医巫闾山考古不限于辽代。这些年，学界对医巫闾山的关注，多与红山文化的玉料来源有关。牛河梁遗址发现后，寻找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成为前沿课题。《尔雅·释地》所记载：“东方之美者，医巫闾之珣玗琪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掏”字：“医巫闾遍琪，周书所谓夷玉也。”这些记载，将目光聚集到医巫闾山及附近地区。香港中文大学饶示颐先生以为，珣玗琪三字要连着读，不应分开，就是美玉之意，并引《尔雅·释地》和《淮南子·地形训》的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珣玗琪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焉”，将医巫闾玉与昆仑玉对应比较视为“东西产美玉，交相辉映，成为古代人的地理常识。”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先生则以为，医巫闾之珣玗琪是泛指东夷地区产玉，也可以包括岫岩地区的玉矿，珣玗琪玉与东南地区的瑶琨玉、西北地区的球琳琅玉可以并称为“中国三大玉板块”，也是红山文化玉料的主要来源地。台北“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邓淑苹女士对此论述最多，她于1994年在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会上发表的《由考古实例论中国玉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就以东北地区是以鸟为象征的东夷族群的居所，考证医巫闾之珣玗琪即为（周书》所记“夷玉”，次年在伦教举办的中国古代玉器研讨会上，她进一步提出“史前玉器三元论”的观点，将中国史前玉器分为华西、华东的北部、华东的南部至华中的三大区，并同《尚书.顾命》所记古代玉料主要产地的大玉，夷玉与越玉相比附，将以医巫闾之珣玗琪玉为代表的夷玉与东南和西北并列为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三个源头。
　　 医巫阅山地区发现的这一具两元性的文化现象十分重要，医巫间山区就是在辽西地区活动的商族先人与在辽东到白山黑水的广大地区活动的肃慎先人分界和交往之地，从而形成东北地区民的活动以医巫闾山为界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甚至先秦以后东北地、民族的活动轨迹都是在这一基本格局前提下不断有所变动的。到了夏商之交，随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南下，辽东地区青铜文化有西渐趋势，不过随着周初“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三纪·燕世家》和召公及子嗣建都京蓟（在京郊房山县琉璃河发现燕国都城与燕国公墓）之后，燕文化甚至燕国势力很快就越辽宁西部，并由西向东开始了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六）
　　 197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教授郭大顺接到了一个去北镇县调查辽墓的任务。到现场得知，是当地龙岗子村的村民在村北一个山岗附近挖战备防空洞时发现的一座第。墓为砖筑、八角形主室加左右对称的两个六角形耳室。墓已被早期盗掘一空，只发现一块绘有一个尚可看出人面的彩画木椁板和个别碎瓷片，但在甬道正中置有两函墓志。从墓铭知，此墓为魏国大王耶律宗政（辽圣宗耶律隆绪弟耶律隆庆长子）及其妃秦晋国夫人合葬墓（后编为龙岗1号墓），年代为大辽清宁八年（1062）.其中耶律宗政墓志中有“归葬于乾陵…”的记载。合葬的秦晋国夫人墓志有“有诏于显陵”的铭记。这引起当地村民注意，想继续向纵深挖掘，以为可找到辽代皇陵。
　　 事关重大，他们立即回沈到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现辽宁省委所在地）政工组宣传组汇报，宣传组负责人张政委（沈阳军区图库政委）听说后说了一句令我难忘的话：“战备也不能不要历史”，并立即给北镇县“革委会”打电话，要求辽墓现场的挖战备工程马上停工，进行考古工作。
　　 以后的继续调查得知，此村以种果树为主，墓葬所在山岗及附近的山坡上种满了梨树和苹果树，墓葬所在为岗的坡下。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此山岗名叫“龙岗”，墓志又称此墓位置在乾陵范围内，看来辽代皇陵真的就在附近。不久，又在岗下挖到另一座辽墓（后编为龙岗2号墓，即耶律宗政弟耶律宗允墓），墓志也有“陪葬于乾陵的……”记载。不过，随着战备风声前紧后松的形势，挖洞工程很快就停工了，这次与辽陵有关的辽墓调查也到此为止。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医巫阔山辽陵的考古调查工作，从20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曾在三道沟里一个叫桃园屯董家坟台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辽代建筑遗址，采集的绿釉琉璃大瓦、兽面瓦当和大型沟文砖等，造型、胎质，多与内蒙古林东瓦尔曼哈辽永、庆陵遗物相同，推测是与显陵有关的建筑遗址。而70年代初在龙岗友现的这两座辽墓，墓主人都具皇亲身份，墓志上又出现了与显陵、乾陵关系的明确记载，就成为在医巫闾山寻找辽陵确切位置非常关键的一次发现，所以此后医巫闾山的辽陵考古调查虽时断时续，但总有新收获。先是80年代初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在龙岗村西北3公里的二道沟里发现了大型辽代建筑址一琉璃寺。接着在1987年，辽宁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地方开展旅游，在对龙岗辽墓做继续清理的同时，对附近二道沟和三道沟做了进一步调查，推测二道沟应是乾陵的陪葬区，而显陵则应在医巫闾山的主峰—望海峰和三道沟的骆驼峰一线来寻找。
　　 1991年在北镇县城西南发现的耶律宗教墓（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墓志更记有乾陵方位：“附葬于乾陵之西麓”。特别是2002年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锦州市考古队联合考古，在三道沟沟口的新立屯村附近清理辽墓时，揭露出铺设大面积绿琉璃瓦带的建筑址。至此，医巫闾山的两座辽陵已呼之欲出，省里也逐渐把在医巫闾山寻找辽陵列为工作重点，终于在2012、2013两个年度的系统调查中将两陵陵区的置确定。医巫闾山的考古，终会解开这座上古之山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