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山灰的故事
　　 山灰是一种很好地有机肥料，将潮湿的山土用铁锹挖成疙瘩并垒成长长的梯形土土垒子，然后引然烧成，春种前将其散于旱地，若遇雨水广年，庄稼必然丰收。
　　 --题记
　　 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村民们以挣工分获取一年的报酬，那时一般情况下一个壮劳力每天出工获得的“工分”为“12”分，除了农忙时的“包工制”下，每天的工分有“12”分会变成“24”分或更多，我的家里只有父母出工养活着一家六口人，而每逢年底生产队决算时我家都是“短欠户”，所谓“短欠户”就是倒欠生产队的钱，需要给队里缴清欠款才能获得一年生产队分给家里的粮食等等，每天下午饭后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要拿着“记工手册”到生产队院子里记工……
　　 “记工了——记工了——”
　　 下条村生产队的记工员是张先，他每天晚饭后一出自家的门，就大声地喊叫。我们听到这个喊叫声，赶忙拿上劳动记工手册到生产队里排队。别人家里的记工手册上是几个名字，因为他们劳力多，我家里的劳动记工手册上只有母亲的名字，因为父亲是赤脚医生，他的报酬在中泉大队所属的三个生产队分摊，所以不予记工。
　　 工分记完后，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童伴，便在生产队门外的大粪堆上玩耍，因为即使摔了也不会绊得太疼。记得最深的是玩的上高楼游戏，八九个孩子分两组，每组将一个人撑在上面，两脚分别轮换站在下面人肩膀上。看哪一组坚持时间长，输了的一组必须背着赢了一组的人在场上转圈圈。背不动的就要承诺将自己最好的玩具，画册等借给赢了的人玩一天或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喊对方从来不叫大名，直呼小名字，我们几乎都抢着要“尕来”。因为他个子小重量轻，他也每次都愿意和我们一组，我们一组搭配的人就是我的几个叔叔或爷爷，领头人是“秋葫芦”（李宗明小名字），他个子高力气大。李学武（笔者叔，现为国画家，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青海彩陶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古玉研究会会员。小名字就不说了，呵呵呵），他年龄比我小4岁，即使输了我也不让他背，就想借他的“铁环”滚一天，他的铁环是村里最好的，铁环上还套着几个小小的环环，滚起来“擦啦啦，擦啦啦……”的响声很好玩，我们都羡慕他的铁环，当然有时我也缠着他，让他把铁环借给我玩玩，他从来就没推辞过，因为我是他侄子，我滚铁环的技术就是从他那儿学得。
　　 一天晚上玩罢游戏后，我的叔叔们提议要给家里去挣工分，说这是去朱家台（地名）比以往多，因为我们都是“短欠户”所以我们一直表示赞成。
　　 翌日星期日，我们背着家里最小的“背斗”（用笈笈编制），在妇女队长俞从桂的带领下，带着午餐（炒面）步行到离村十多公里的朱家台，上灰的都是妇女，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每次只能背四五锹的山灰，往地里倒灰是下坡路，我们每次都是跑着到地里将山灰倒下，俞从桂队长总是说：
　　 “娃们，慢一点，这样跑会挣下得……”(古浪方言意思是会把人的肺功能破坏了)，地里有专门散灰的，散灰也是一门技术活，要将灰散匀，这样庄稼的根部才能充分吸收肥料的营养。我们为了多挣工分，还是如此往返地背灰，每个人脸上布满了灰尘，只有一双眼睛是黑黑的，嘴里的牙齿是白白的，鼻子里擤出来的都是泥糊糊，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戴口罩，一天下来，我们将一个大大的山灰堡背完了，晚上去记工分时，张先专门在“劳动记工手册”的姓名下填写了我的名字，当日我们的工分“24”分，还盖上了他红红的印章，我们高兴的不得了……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童伴们只要听到包工制，我们都会组成一个组，抢着挣工分，而每年的秋收，或割麦子（水地）或拔田（收旱地里的麦子），我们的记工手册上都会出现“24”、“36”分的工分……
　　
　　 二、“号信弹”的故事
　　 1967年到1969年初中苏军队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到推搡、棍棒武斗等。从1968年开始中方准备在中苏东部边界进行武装行动。1969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珍宝岛反击战”，为在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定基调。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此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蓄意挑衅，先开火。其后中方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中方伤亡比对方少，这次战斗中方称为“珍宝岛保卫战”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自珍宝岛战役结束后，我国与美国、原苏联关系均紧张，在“打倒美帝苏修”的口号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民兵军事训练的高潮，我们下条村和中泉子、小山子村为一个大队——中泉大队，大队部就设在我们村。民兵连长是我村的李宗龙，那时的他身材高挑，非常干练，虽然没当过兵但他的军事素质非常高，队列、匍匐前进，口令下达、示范动作在我们横梁公社来说也属一流，大队民兵常常搞紧急集合，那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看到民兵训练时，就跑去看热闹，一次全大队民兵在大队部紧急集合后，我发现中泉村的马正明（退伍军人）的背包打得非常好，他的背包是退伍时带回的军用被子，方方正正，一面还夹了一双军用胶鞋，放在地上还可以当“凳子”坐在上面……
　　 还有一次在我村孙家河上红弯地里全大队民兵集中在此打靶，时至中午我村民兵张祺由于紧张，“砰”的一声枪响，面前冒出一团尘土，原来张祺将子弹打在了自己的前面，当时就有人编了一句“流淌”（即顺口流）“晌午了，张祺的子弹打在前面了……”。那时的民兵训练是常态化，人们的觉悟和战备意识也非常高，村上发现陌生人怀疑是特务，要报告给大队和公社，公社里长住着县人武部干部，有时在紧急集合时或电话通知、或发射信号弹，一天夜晚，在我村的西屲梁上空突然出现了红色信号弹，村民赶忙跑到大队部给时任大队干部的我村村民张丰年（时任公社党委委员、兼任横梁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报告，说“西屲梁上发现了信号弹”，张丰年赶忙拿起手摇电话向公社汇报，在汇报时由于紧张，将“信号弹”说成了“号信弹”，打那以后村里人把“号信弹”这个词就变成了张丰年的绰号。其实“号信弹”是一种精神，它折射出了当时环境下人们对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国防意识观，显现了当时我国国防及战备的紧张形势。
　　
　　 三、“张堂爷”的故事
　　 在古浪至今仍流传着的一句歇后语：“趸者张堂爷家的门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某件事的发生出于人们的想象之外。但大多古浪人不知这句话出自何处，有何典故？
　　 30年代初，下条村民以种植鸦片（罂粟）为主谋以生计，每到夏季村里到处开满各种颜色的罂粟花，姹紫嫣红分外妖娆，下条村就是一个花的海洋，因当时的气候环境和土地的条件，下条村种植的鸦片纯度高深受吸食者的青睐，故此下条村民的经济收入算是丰厚，村里人家将子女送去外地求学者甚多，故而文人墨客、举人秀才闻名乡里，及或是未读书不识字的人耳濡目染也能出口成词，甚至将《三字经》、《道德经》等背诵的滚瓜烂熟，最为出名的便是张堂爷的侄子张国富，人称“溜淌客”，溜淌亦称“顺口溜”，然因当时大靖处于丝绸之路地带关内外流于此地的商贾甚多，其中下条村民的鸦片交易甚是活跃，是带动当时大靖经济的主流，为此古人称大靖集散之地乃“俊极天市”，周围几十公里外的村子在外人看来都称为大靖人，下条村人即使在外地经商或某官者以及文人墨客均称为大靖人，至今古浪东南一带居住的村民到外地也会自称“大靖人”……
　　 张堂爷者是现居住于下条村村民张元、张庆兄弟俩的爷爷，村里人称他为张堂爷，张堂爷家土地在村北，那一大片土地村里人称张家地弯，这年的秋天张堂爷种植的鸦片多，眼看已进入取汁收获期，村里人自顾不暇，张堂爷只能雇佣外地人来收获鸦片，一日一孕妇留滞于此受雇于张堂爷，她很吃苦干活也干的细致，深受张堂爷的赞赏，收获接近尾声，这日一大早此孕妇说：
　　 “堂爷，我今天可能出不了工，怕是这几天要生了……”
　　 “没事，今天再加紧干一把，明天给你结账……”
　　 张堂爷心想谁知道你何时生娃，就差这一天？
　　 孕妇拗不过张堂爷正常出工了，时至午时孕妇肚疼难忍，急忙往张堂爷家赶，刚到张堂爷家的门前，孕妇已将孩子生了下来……
　　 此事经下条村溜淌客们诙谐的宣传，“趸者张堂爷家的门上了”的歇后语就此而生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