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在唐代诗坛上绝对是顶尖人物之一。
　　 陈子昂家道殷实，但那只是经济地位而非政治地位，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他想挤上政坛谈何容易。但是，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武则天改制称帝。陈子昂决心赌一把，他把武则天改制看作是改变自己人生的最佳机遇，一口气写下了几篇拍马屁文章：《上大周受命颂》、《大周受命颂四章》、《庆云章》等，替武则天歌功颂德，吹捧武则天就是当代活着的舜，再生的禹。他说：“非我圣母，庆云谁光？庆云光矣，周道昌矣。”
　　 陈子昂的文章，当然让龙颜大悦；很快，他就从文坛走上政坛，官至右拾遗。
　　 右拾遗属谏官，职责是专给朝廷上建议、提意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代表、政协官员。但其职责范围又有所不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可提意见上建议，有对政府官员的任免权，闭会期间还有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权，而右拾遗责只对朝廷负责，可行使建议权。陈子昂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作出什么成绩，几乎没看到他个人的建议被采纳的记录。下面是他唯一值得骄傲的被采纳的建议：
　　 武则天时代，发生了一桩命案，案情简单、明了：御史大人赵师韫出公差时住进一家驿站，被驿站的服务员徐元庆给杀了。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杀死一个朝廷命官，这消息无异于爆炸性新闻，它的传播速度比原子弹爆炸时的冲气波还快，整个大唐帝国的老百姓很快都知道了这件事。
　　 那么，徐元庆为什么要杀赵师韫呢？答案是：徐元庆替父报仇。原来，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主管社会治安，徐元庆的父亲因犯罪被赵师韫正压了。从那时起，徐元庆就有了替父报仇的念头。后来，赵师韫因政绩突出升任为京官，徐元庆很难接近他。徐元庆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在驿站才能报仇，结果他达到了目的。
　　 无论是依法还是按理，徐元庆杀人证据确凿，他自己也满口招认，依法当斩无疑。问题是唐代依德治国，徐元庆虽然杀了人，但他是替父报仇，他是孝子，怎么能杀孝子呢？于是，朝野上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徐元庆杀人，当依法应斩首；一种认为徐元庆虽然杀了人，但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纯洁的，应该赦免他的刑事责任。
　　 正在大家争论不休时，陈子昂写了一篇名为《复仇议》的文章，文章认为：杀了人不惩罚，就等于“废国之刑”，后患无穷；徐元庆杀人的目的是替父报仇，他的孝心感天动地，应予以表彰。文章的结论是：先对徐元庆执行死刑，完了再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赞扬徐元庆冒死替父报仇的孝心。
　　 在这里，陈子昂妥善地解决了“法”与“礼”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同时，陈子昂还建议将自己的《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让陈子昂万万没想到的是，一百多年后，柳宗元看到了《复仇议》。柳宗元认为这篇文章逻辑混乱，表现出严重的“二元论”错误，认为陈子昂的脑子肯定有毛病。柳宗元分析道：这个案子的焦点是徐元庆的父亲有没有罪。他父亲如果有罪，被赵师韫依法惩处，那是罪有应得；徐元庆借替父报仇的名义杀害朝廷命官，也应该依法斩首。他父亲如果没罪，被赵师韫杀害了，那么赵师韫就是乱杀无辜，草菅人命；徐元庆替父报仇杀掉赵师韫，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孝心，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为国为民除害的作用，那就应该大力表彰，怎么能对他处以极刑呢？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建议，只能起到扰乱人心的作用；他的的结论是：徐元庆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二者只能选其一；而他有罪无罪的依据就看他父亲有罪无罪了。
　　 就这样，陈子昂最得意的唯一存档的文章被柳宗元批得体无完肤；同时，柳宗元还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收录在唐朝的法律文档中。
　　 徐元庆的案子是否为冤案，百年之后的柳宗元当然无法找到他父亲当年无罪的证据，那就无法谈平反昭雪了，只能留下一些惨淡的文字，作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总之，陈子昂只给朝廷提了一条有据可查的建议，但依柳宗元的看法，陈子昂至少办了一件错案。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比陈子昂的错案严重得多的冤、假、错案多如牛毛，所以没必要批评陈子昂。
　　 问题是，陈子昂本来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却偏要扁着头往政坛上挤，结果在那里留下败笔。或许，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