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天的清晨，乍暖还寒。“哗啦！哗啦！”水田里的老牛搅动着水花，奋力地向前迈步。紧随老牛的精壮老汉，他光头，身上的白布褂和蓝布大裤衩上泥星点点，他一手扶犁，一手握鞭，嘴里不时发出“吁……哇着！”的吆喝声——这幅“使牛图”中的老汉，就是我的伯伯，一位勤劳、慈祥的老农。在我儿时印象中，犁田打钯、育秧栽插、施肥薅草、打水灌溉直至收获归仓的整个粮食生产过程，都离不开伯伯操劳的身影。
　　 炎夏午后，伯伯顾不得上床，就在一条光溜溜的大板凳上小睡片刻。这条大板凳很宽阔，约有三、四十公分，但当床，就显得狭窄了。看到伯伯鼾声阵阵的同时，还能略微地翻身，我总担心他会摔下来。
　　 伯母去世早，伯伯几乎凭一己之力，拉扯养大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进社队企业工作，一介书生，不擅农活。二儿子当兵提干，常年在部队，更就不着家。所以将近老年，家里农活的主角还是伯伯。
　　 秋收后，前头屋稻折里满满的金黄色稻谷，真是粒粒皆辛苦，无不浸透着伯伯的汗水。可能是农活的苦累，伯伯有时候显得严厉、话语不多，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孩子。
　　 一个春日下午，我挥动大洋叉如圆规似的在大场地上划圆圈，雨后不久的大场地，松软柔和，我转着身子，一个接一个划着，渐渐的，这些划痕深深的圆圈一个比一个清晰美观，像无数个车轮滚滚向前……正当我忙着创作和欣赏时，突然一只大手一把夺过洋叉，“伢啦！大场地弄得不成样子，怎么晒谷子啊！”我一仰头，见伯伯一脸的心疼。
　　 还有一次，我和小四在高头郢挖到几颗红彤彤的大芋头，正美滋滋地抬回家呢，谁知遭伯伯劈头盖脸一顿痛斥，说挖人家的粮食，就是小偷！非让送回去不可。如此震怒，对我而言是记忆中伯伯仅有的一次。当时，我那个哭啊！不就几颗芋头，至于吗？走，回上派！我拉着小四就走。可是、可是最终还是没回去成，因为走着走着，满腔的委屈和怒气也不知道丢在哪个田缺里了。
　　 伯伯其实是开朗可亲的。秋收以后，农活少了，伯伯在家里的时间也多了些。他会用篾刀剖竹，做出一捆捆的冰棒签，卖出后贴补家用。在此过程中，他会与家人轻松地说着家长里短。
　　 停电的晚上，在煤油灯温暖的光晕中，一家人团团围坐，就着炒花生，听伯伯聊天。他会说在桃花镇看到的日本鬼子，会说共产党打倒的地主，还会说现在分田到户政策好，小平同志个小，但真的伟大啊！
　　 大概每隔一个月左右，总有个叫华冬的剃头匠挑着担子，悠悠地来到我家。华冬健谈，他一边不停地说着路上见闻，一边用剃刀“嘶嘶”地在伯伯经热毛巾焐过的头上作业……然后，伯伯会抚摸着自己铮光瓦亮的光头，连声说好。当时，对伯伯一年四季的光头，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如今回头看，伯伯的发型既酷又环保。华冬的另一工作是掏耳屎，他会用一套小工具，按一定程序在伯伯的耳朵里捣鼓着。随着华冬的细微动作，伯伯眉宇间或微蹙或舒展，表现出极享受的样子。
　　 冬日暖阳下，有时伯伯眯着眼，坐在大门口打瞌睡。我依偎在伯伯怀里，抚弄着他一只大姆指旁孳生的小指头，傻傻地问，人家一双手十个指头，你怎么十一个？可伯伯笑呵呵地不说话。
　　 “扑咚咚！扑咚咚！”郢子南头突然传来一阵拨浪鼓声，啊，“货郎挑”来了！我连忙在伯伯身上摸索着，摸索出一只软软的绿皮钱夹子，从里面总能找出一分两分的，然后攥在手心里，欢喜地向大门外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