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祖国六十九周年生日，上午十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定会有升旗仪式吧？不知怎么，我就突然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国庆节升旗仪式。那次仪式是极为简单的，却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那是1965年，我十六岁生日那年，当然也是新中国的十六周年国庆。我只比新中国大十一天而已……
　　 1965年7月24日，我和其他三千多北京知青，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者，奔赴西北边疆，去了离开首都三千多里的宁夏贺兰山下。
　　 接站的大卡车，把我们分别拉到了距离银川几十到近百里不等的戈壁滩沙漠里。我们懵懵懂懂地背着背包，拿着网兜里的洗脸盆，站在几排雪白的矮平房前面，看着四周几乎一望无际的荒漠。在高低起伏的黄沙丘上，有些在风中抖动的芨芨草，其他似乎什么也没有。无论你看哪里，都是一样的荒凉景色。大概唯一只有朝西的远处是莽苍苍的贺兰山，近一点的地方有一片绿洲般的村落。刚才曾经路过那里，很小的一个村镇吧？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八年，我将在那里度过。
　　 那片雪白的新房子，是团部为我们准备的营房，突兀地立在一片大漠包围里格外扎眼，周边却没有一丝绿色，连沙丘上迎风抖颤的芨芨草都是灰蒙蒙。在新兵集训的时候，我们已经分配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团二营六连的营房了。
　　 我们被依次安排进那些白粉刷出来的房子里，屋子很大，大门两侧是两个大土炕。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大孩子们，恐怕每个人都是第一次集体睡在一张大土炕上。我只觉得自己始终懵懂懂的，服从安排放好行李，然后重新在外面集合。连长领着大家在营房里转了一圈，告诉我们哪里是食堂，哪里是卫生室，哪里是连部，还有哪里有口井，哪里是牲口棚？然后宣布解散，让我们自己到处看看。
　　 很快天就黑下来，我们吃过饭已经完全黑了。营房里没有通电，看着到处黑洞洞的。年轻人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再也没有了刚才嘻嘻哈哈的欢乐气氛。营房里突然一片寂静，接着不知哪个屋子里传出了低低的哭泣声。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屋子里一盏昏黄的油灯有些不知所措。这是第一次在没有电灯的环境里过日子，我不由开始思考自己这个选择究竟对不对？
　　 我是硬磨着母亲开后门报名的，还不满十六岁。按照当时规定，似乎并不符合条件。那时候尚未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北京、上海、天津，正在试探着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种行为被誉为革命壮举。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宁夏建设兵团到北京招收一批知青，我得到消息后死磨硬泡，让母亲找到征兵办开后门才被批准。那时候很天真，包括我母亲，也以为下去锻炼一两年就可以回北京。直到此刻，当我在这茫茫沙滩的营房，望着一盏煤油灯的这一刻，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个抉择将成为我一生的宿命。
　　
　　 二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里只生活了一个多月。
　　 九月初的一天，我被选派到二营营部园艺班。于是，我蔡波平、吕彭、张跃炎一起离开六连，到了二营营部。这一个月，我们已经对这片离开六连最近的小绿洲，有很深的了解。
　　 这里的房子不像六连那种，土坯上面涂抹了白灰，而是一砖到顶的砖瓦房。这里通电，还有树，有几片果林和菜园，林子外面还有渠水。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小卖部，这里是我们这些城市知青目前可以向往的天堂。
　　 这就是我说的庆幸了。
　　 我在这里迎来了自己十六周岁的生日。
　　 那天班长蔡波平专门求小食堂为我蒸了一只鸡蛋糕，又从小卖部买来蜡烛，罐头和葡萄酒。我们在宿舍前面放了一张借来的方桌，四只凳子，在明月下对酒当歌。我真的非常感谢三位哥哥，班长蔡波平二十一岁，张跃炎十九岁，吕彭十八岁，他们都是我哥哥。至今过去了半个世纪，我的记忆里依旧有着当年三位哥哥鲜明的形象。那个晚上，我们暂时忘记了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惆怅开怀畅饮。那一夜必会成为深刻的记忆，永远埋藏在每个人心底。
　　 以后，我曾经在三次回京的时候见过吕彭，却自出1973年离开建设兵团之后，再也无缘与大哥蔡波平，二哥张跃炎重逢。很想在这里问一声：两位兄长，这些年你们过得可好？小弟真是好想、好想你们。
　　 几天以后，就是我们离开亲人后的第一个中秋节。那天夜里，我们四个坐在屋顶，头上是一轮皎洁的明月，繁星在浩瀚的夜空闪烁，我们泪眼婆娑地朝东望着。那里是北京的方向，在那座都市里，在明亮的灯光下，是我们翘首相望的亲人。我们相互依偎、相互安慰着，低声唱着思乡的歌曲，一直坐到天明……
　　 接下来就是国庆节了。蔡波平早就领我们策划好了，我们要在这里过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国庆节。
　　
　　 三
　　 蔡波平为了这一天，专门组装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这是他的强项，来边疆居然也带来了各种零件。他要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来收听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实况播音。他将一只大喇叭架在了宿舍外面的树上，旁边是我们三个用废旧房梁竖起来的旗杆。我还设法找到一些材料，做了一个滑轮，用我们的背包带做成了升旗用的绳索。吕彭去市里买回来一面五星红旗，还有一些彩纸。张跃炎把这些剪成了红黄蓝绿的小旗帜，再把这些彩旗挂在门前的小树上，还有一些挂在了宿舍的绳子上，用大红的彩纸剪了几个大字，“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十一”那天的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大家都穿上了新军装，然后去出早操。再把准备升旗的小广场又打扫了一遍，然后帮着蔡波平把收音机放到窗口，接好扩音机和大喇叭的电线，再把国旗拿出来，挂在绳索上。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蔡波平打开收音机，里面传来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六周年国庆，全国人民都在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祖国的生日。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歌声如潮，再过十几分钟，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无数的群众、青年和少先队员，早早就已经站立在那里等待升旗。此刻从最北方的漠河，到最南方的南沙群岛，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各族人民都聚集在一起，等待这一刻，等待五星红旗，迎着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
　　 我们挺起青春的胸膛，在远离亲人的西北高原，站在我们亲手准备的旗杆前面，期待着广播里国歌声响起。
　　 十点整，广播里响起了我们熟悉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吕彭、张跃炎笔直的站在旗杆前面，随着广播高声唱着国歌，蔡波平跟随着国歌的节奏，慢慢拉着绳索，让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渐渐升起，一直升到旗杆顶部，在蓝天白云的衬映下，迎着东风猎猎起舞……那一刻，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升旗仪式，也不知道那一刻是否真会永恒？只是，我的心里会永远记得，在自己坎坷的生命里程，曾经在那片留下我们青春与汗水的西北热土，有过一次我和三个知青战友，用心举办过的国庆升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