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爷不姓石。
　　 石爷是我的本家。祖父祖母呼他“小石头”，那是他的小名。村里平辈人叫他“石头大哥”“石头兄弟”。晚辈的称他“石头叔”“石头大伯”“石头爷”等。唯独我，喊他“石爷”。
　　 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几岁记不清了，第一次叫他时，称的是“小石头爷爷”。祖父祖母不让那么叫，说：“把‘小’字去了，叫石头爷爷。”我答应了，可改起来还真有点难，听祖父祖母喊他“小石头”习惯了，为这我没少挨训，小辈人呼长辈带“小”字大不敬。后来我干脆把“小”和“头’都去了，这“小”和“头”在我嘴里，好像分不开似的。
　　 一条土路从村中穿过，把小村分成了两半。石爷家和祖父家都住在路北，中间只隔四户人家。有时祖父站在自家院子里，看见石爷只要大喊一声：“小石头，把你家×××借我用用。”石爷立马“哎”了一声，说：“就来，就来……”
　　 石爷特尊敬我的祖父，从来没有人看见他们老哥俩争吵过。石爷多咱都恭恭敬敬地叫我的祖父五哥，在家族中，祖父行五。
　　 石爷不是祖父的亲兄弟，是叔伯兄弟。在家族平辈人中，石爷排行最小，也是最不吃香的一个。他们那一股，石爷的父母，生性胆小怕事，软弱可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中，石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祖父说，他也欺负过石爷。但同宗兄弟中，祖父是最好的。只有他帮石爷的时候最多，有其他兄弟或哪一股的长辈欺负石爷，祖父就会站出来为石爷说话，有好吃的也从不忘给石爷留一份。所以，石爷和祖父的感情最好。
　　 石爷的父母没的早，都是病逝的。听祖父讲，石爷的父亲过世时刚过四十，而母亲只有三十七岁。两人先后不到一年，都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因家族大，小病小灾的没人重视，再加人软弱。石爷父母的病故，也影响了当年祖父的择业志向，使他立下了学医的决心。
　　 石爷的妻子是祖母给介绍的。祖母看石爷老实能干，回娘家时，就把同村一张姓姐妹给说动了心，又征得了姑娘父母的同意，把她带进了我们的家族。
　　 那时，太祖主家。家里无论什么事，太祖说行才行，太祖若不允，没人敢反对。祖母向太祖说明了情况，可能是碍于儿媳的情面，也可能太祖确实看中了那位姑娘，应允了此事。石爷是没有自主权和发言权的，他看没看中，同不同意，根本就不重要。后来，祖母提及此事时说，“给小石头保媒有两个原因，一是看老兄弟人挺好，又能干又老实，确实想帮他。二是以后回娘家有个伴儿。
　　 听祖父讲，石爷成家不久，太祖做出的最后一项决定是分家。我们家有田地六百余垧，骡马车七挂，骡马二十余匹。分家时，石爷分得土地二十余垧，两匹马，一头骡子，一挂大车。在这次家族分家中，石爷分得的财产是最少的。由于石爷非常勤劳而且持家有方，只几年间，日子便过得红红火火。土地增加到五十余垧，骡马车两挂。
　　 而其他兄弟，在这几年间，一个个把分得的土地和车马，纷纷卖掉。搬走的搬走，进城的进城，做工的，做小吏的，行医的，干什么的都有。靠经营土地为生的，只剩下石爷老哥一个。
　　 俭朴，是石爷的美德。虽然他的生活富裕，吃穿不愁，可平时他穿衣都挂着补丁。只有到年节时，才换上一身好一点的。吃的也一样，平常日子粗茶淡饭，年节改善几天。平时，进城或外出办事，衣兜里揣上两个苞米面大饼子。祖父说，石爷一辈子没进过饭店，就连端邻居家饭碗都没有过。
　　 石爷打心眼里佩服他的五哥。快解放前夕，祖父在外行医，听到消息便打信回来，让他赶紧把土地卖了，只要有人要，再便宜也不能留，让石爷认清形势，可石爷不听。后来祖父专程回家找石爷谈，石爷还是不干。他不明白，也不理解。那土地，那骡马车，都是他没黑没白劳作挣来的。他没吭过谁，没害过谁，也没偷没抢过，犯法的事一样没干。怎么土地说收就收了，骡马车说分给人家就分给人家了，他不相信。
　　 然而，事实正如他所不信的那样。土改，是石爷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日子。他的土地，车马全被没收，分给了多数的穷人。只给他留下很少很少的一点土地和一匹瘦弱的老马。这匹老马是没人要的，它已干不了什么活了，还得白搭草料喂它。
　　 订成分时，若不是他的五哥找工作组说明事实，说他的兄弟没有剥削过谁，欺压过谁，他一辈子胆小怕事，土地都是他自己耕种的，没顾过长工，没请过伙计。工作组经过调查，证明属实，只给他划了个中农。不然，不给他划个地主，也得划个富农，不挨斗才怪呢。抄家时，他的家没被抄。村里人都知道，他家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值钱的东西一样没有，甚至连太好的衣物被褥都没有。他把挣来的钱粮，都换成了土地和牲口，他只相信这两样。
　　 解放初期，成立的第一个村级集体组织叫“初级社”。石爷没有参加，而是带领着全家人，在留给他的那一小块土地上，暗暗地开始了二次创业。可是，他的这种想法只持续了一年。第二年，“初级社”改成了“高级社”，广大贫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石爷不加入都不行了。因为，他正好是被团结的对象，叫贫下中农。
　　 要说石爷的转变还真得从参加“高级社”算起。过上了集体生活的石爷，每天都不可避免地同人接触，与人交谈，不管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躲是躲不掉的。何况，他天性不愿与人为怨，天性胆小的性格。起初的日子，他只是被动地接受，默默地耐着。慢慢地于不觉中，竟也能同大家溶于一体了。到后来，每天下工，吃完晚饭，碗一放，人就去了社里，几乎达到了风雨无阻的程度。社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已经牢牢地吸住了他的心，他的灵魂。他的好人缘，他的威望，也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集体劳作和闲聊里日益增长。
　　 石爷第一次最让社长和全体社员感动的一件事是：哭马。那是入“高级社”第二年冬季的一天，社里的一挂大车往地里运肥料，驾辕的铁青马不幸左后退踩进地裂子里被别倒了，由于惯性的作用，装满肥料的大车前滑，将铁青马向前推去，一下子把左后退别断了。伤马运回来后，找了个乡村兽医做了接骨术，打上莲子。临走，兽医扔下了一句话：“别抱太大希望”。
　　 石爷很是心痛，主动找社长，要求搬到社里住，夜里照顾伤马，白天依然不误出工。起初，社长不允，说：“这怎么可以，夜里照顾伤马白天出工，身体怎么能吃得消，何况晚上还有更夫饲喂牲口，让他格外精心一点伤马就可以了。”可石爷就是坚持，弄得社长也没办法，只好由着他了。石爷住到社里后，每个晚上都同更夫一起，细心地给马换药，喂药。经常一忙就是大半宿，而白天，还得同大伙一起参加劳动。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不管石爷怎样地精心，伤马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一天一天地加重。石爷又是着急又是上火，嘴上也起满了水泡。那时，乡村兽医的技术水平极其有限，药品也没有现在疗效高。尽管石爷每天饭吃不香，觉睡不好，仍无济于事。熬到第十一天上，伤马不行了。开始症状象是发疯，接着就躺倒在地抽搐，非常痛苦，样子十分吓人。此时，不知谁说了一句：“给它一刀吧”。谁料，石爷把眼一瞪，发狠似地大声道：“不行！”然而，没有人赞同石爷的观点。就连社长都说：“石头大哥，你也尽心了，这马不行了，别让它活受罪了。”其实，从马发疯的那一刻起，石爷心里就明白了，只是他不愿相信那是事实。
　　 那一年，石爷已经四十七岁了。可那一天，石爷哭得像个孩子。
　　 石爷第二件令人不能忘怀的事仍然是：哭马。七十年代，生产队长考虑到石爷年岁大了，不宜参加繁重的体力活了。于是，就让石爷当饲养员，喂牲口。石爷很喜欢这项工作，而且爱护牲口是出了名的。他把这些牲口当成自己家的一样，哪头牲口什么脾性，哪头牲口喜欢吃什么样的饲料等等，他了如指掌。赶大车的老板子，没有不怕他的。有人不爱惜马或者鞭打马，如果被他抓到了，轻则一顿臭训，重则开骂。而犯错的人，不但没人敢顶嘴，有时甚至鸡啄米似的小声求饶，向他下着郑重的保证，仿佛生怕把事情闹大似的。从这点就可看出，石爷早已不是胆小怕事，不敢与人结怨的人了。惧于石爷的威风，再也没有老板子敢虐待牲口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做出决定，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车马分给社员，实行“田产承包制”。我的家乡是从八三年开始执行这一政策的。分牲口的头天夜里，石爷在牲口房里同牲口整整说了一夜的道别话。他每走到一匹马前，抚着马头，象嘱咐要出嫁的姑娘一样：“到了新主人家里，要乖乖听主人的话，不要挑食，不能耍滑，不要顽皮吆……”等等。
　　 第二天．石爷看着一家一户地从牲口棚里牵出一匹匹马时，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用长满厚茧粗糙的大手，擦完这把，下一串又淌满了脸。大伙看着老爷子站在牲口房门边流泪，都笑着安慰他：“老爷子，别难过呀，你家也有份的。”有的说：“石头大伯，这牲口分到家就是我们自己的了，你还怕我们不好好待它吗？”还有的说：“石头爷，您老这么大岁数了，这回该好好享享清福了。”总之，说什么安慰话的都有，就是没有讥讽或讨厌他的话。大家都知道，多亏这些年他尽心的饲养、照料，今天大家才能分到这么好的牲口。
　　 这就是我的石爷。他一生平平淡淡，没做过什么惊人的大事。石爷到过的最大城市，就是我们的县城，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外边的世界什么样，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不是离不开家，他是离不开那块生养他的土地。
　　 这就是我的石爷。一个典型的普通的中国农民。
　　
　　 附：一篇旧作。这是原创作品，只在我的新浪博客里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