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秋天，当胡杨叶子的绿色开始向黄色过渡的时候，我从所在苏木的中学念完初二，到城里插班上初三。
　　 那一年，我十三岁。
　　 多年以来，我一直对初三时的求学生涯耿耿于怀。以为那段记忆，是年少时痛楚的根源；以为那种伤痕，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抚平；以为那个死角，自己再也不会轻易去触碰。所以，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我很少和我的初三同学联系。虽然，我常常想起女同学们惺惺相惜的美好时光；想起彼此奔跑时你追我赶的开心时刻；想起体育课鞍马飞跃的精彩瞬间；想起放学后骑自行车一路向北回家的日子；甚至想起女同学被男同学欺负时各种愤怒的表情。但我始终笼罩在二班那几个坏小子的阴影之下，仿佛那种不愉快的情结已然定格在生命中的某一时段，挥之不去……
　　 初三开学那天，我随几个插班生，一同去教室，未及进门就听见吵闹声、嬉笑声此起彼伏，走入教室发现乱哄哄的一片。班主任是一个梳着油光水滑大背头的男老师，大概不到四十岁吧！初见老师，就见他不苟言笑、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粗着嗓子喊了好几声，才把班里那些激情四溢的“跳跳”们声音压下去。他指着我们几个说：“你们自己找，看哪儿有空座位，先坐下来！”我茫然地环视了一遍教室，突然发现一张似曾相识的笑脸，可劲地向我招手，小心翼翼地从课桌间空档中穿行而过，怯怯地来到靠墙倒数第二排空着的座位旁。
　　 “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双燕！”她高兴地对我说。
　　 哦！原来是燕子，怪不得她一眼认出了我。敢情是儿时同村的玩伴。那时，我们两家只隔着另外一家人。她长我几岁，我和她妹妹玩得好。后来，她父亲生病去世，母亲一个人种地，拉扯四个孩子不易，尤其哥哥当兵后，家里实在缺劳力，思来想去觉得到牧区放牧，生活压力会小一些。我父亲是村长，觉得也是个办法，就协调她们一家又搬回了之前居住的牧区——温图高勒苏木。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她们离开村子也五六年了。真没想到我俩会在这里相遇，论理我应该和她妹妹是同学，估计是家境不好，燕子上学晚吧！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看到儿时的伙伴，心情豁然开朗，我暗自高兴，却不知厄运从此开始……
　　 在这个有着“八大金刚”之称的二班，挑头的分别是绰号为“马棒”、“拐子”、“武子”“疤头”和“小人”等坏小子。班主任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更不要说收拾这几号混世魔王了。那年月，学校的风气普遍不好，我们班也未幸免于难。
　　 每天早课之前，“拐子”会准时发号施令，“‘武子’，每人一棍子，叫唤的再加一棍子！”这里的“每人”指的是所有女生，不包括男生。
　　 “得令！”武子像个走卒一样，拎个棍子挨个不漏地敲击我们的后背，没轻没重的，防不住就被他猛揍了两下。
　　 这样的遭遇几乎每天上演，难得那个架着双拐的坏蛋，一时兴起忘了这茬，我们才有可能不上他的“必修课”。
　　 坐在我后排的金刚之首，是一个叫“马棒”的家伙，从来不学习，也见不得别人学习。可能觉得上课时间过得太慢，为了打发时间，总要干一些坏事。常常趁我听课入神，不是在背后用铅笔或圆规的针尖戳我，就是把我的小辫薅几根拽一拽，让我生疼地喊叫，随即被课任老师提溜起来看笑话，“怎么回事？上课叫什么？”而我只能一副痛苦表情，要么装作摸索小辫放松被他拽紧的头发，要么用一只手摩挲自己的后背。因为他一定在背后威胁，“你要敢告状，看下课怎么收拾你！”每每屈服于他的恐吓，承受老师的数次训诫，心中自会叠加一份对他的恨意。
　　 尤其是英语课，一个年轻时尚，乌黑卷发，瓜子脸的漂亮女老师，对我印象很差。不是因为在苏木学校缺开英语课，没有音标基础；也不是因为插班直接上初三英语，如听天书一般不懂；更多的是因为被后排的“马棒”捣乱，故意给老师“上眼药”造成的后果。英语老师始终认为我们班风差，女生和男生一样不学习，上课就爱“互动”瞎闹。如此！便坐实了我不好好学习的坏名声。
　　 事实上，我常常努力睁大眼睛紧盯黑板，一字不漏地听老师讲解，却终无所获，听天书带来的后果，导致现在能回想出的英语课文，就只剩一句“longlong ago……”
　　 那时我对“马棒”的印象不佳，还源于他经常将直尺搭在嘴上，瞄准一个人，弹一口唾液，“嗖”的一下飞速穿越，直奔被瞄同学的门面，感觉好脏。后来学了医，做微生物实验时，常有痰菌培养，每次让病人咳痰留标本，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他那个经典动作，有些反胃。
　　 其实，像这样不同版本校园欺凌女生的情节，在我们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业已常态。估计自初一已然开始，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有的女生挨了揍，还能笑骂着跟着起哄；有的下了课，还一起嘻嘻哈哈地打闹。但我不一样，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做错了事才该挨打，否则，便不能。可“八大金刚”不管这些，不能因为班里多了几个像我一样的插班生，就改变他们长久以来上学的一贯“娱乐”方式。
　　 然而，我真的不习惯。从小到大，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平白无故打人的先例。在那个父慈母严的家庭中，我和妹妹是在哥哥们的呵护下长大的，挨打必定是犯了错才被母亲训诫的事。寡言的父亲从未骂过我们，更不消说打孩子了。所以，我对以体力取胜的男人打女人一向不齿，更从骨子里瞧不起男生欺负女生，认为他们家教不好，缺乏教养。
　　 那时节，13岁的我，发育晚，个子不高，长得又瘦小，嘴角爱微微上扬，喜欢冷眼看他人的世界，一副桀骜不羁的样子，所以，挨打是常有的事。随着这种境遇的持续累加，不断刺激大脑皮层中日渐苏醒的倔强细胞。于是，我变得越来越孤僻，也愈发地瞧不起所谓的“八大金刚”；瞧不起他们一介莽夫睚眦必报的行径，更不屑与他们为伍了。
　　 星星点点的校园生活，在年少的成长过程中，渐渐沉淀，并印刻为灰色的伤心记忆。
　　 某一天，正在上下午自习，雷声滚滚，突降暴雨。大家兴致勃勃地靠近窗户想看雨景，要知道，在我们那干旱少雨的荒漠戈壁上，见一场大雨，太新鲜了！未及我们兴奋的情绪升至高点，就听“拐子”一声怒吼：“把女生都赶出去！”不到两分钟，大家被撵到大雨中。
　　 八十年代初，学校的教室虽说是人字顶砖土木结构的平房，但没有廊檐，除了四角的立柱是青砖砌的，其余地方全部是麦草泥抹平的。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墙皮早已酥动，哪里禁得住一场大雨的摧残！只见黄泥水顺着屋脊的斜面一路而下，可怜一群女生竟无处躲藏，个别机智的女生慌乱出门时还稍带了课本，能有所遮挡，其余的只好抱着脑袋任凭泥水在头顶不停地冲击。
　　 雨停了，大家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汤鸡，又脏又丑。雨水、泥水和着泪水狼狈不堪，伴着那群坏小子们的口哨声，成了多年来萦绕在我脑海中不堪回首的噩梦。
　　 竟第一次产生不想上学的念头。
　　 那时，我借住在姐姐家，每次和她提及此事，姐姐总是说：“你这么小，不念书怎么办？又不是欺负你一个人，城里人，坏怂多得很，忍忍就习惯了。”
　　 然而，我真的习惯不了这种无望的日子。
　　 可怎么也没有料想到，这样的困境会在某一天，在一位白姓女同学的某次抗争中戛然而止。多年以来，我一直特别钦佩这位女生的胆识和勇气，当然，更多的还是存于内心深处的感激。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好像活动课的间隙，不知什么原因“小人”——一个小个子帮凶，和白同学争吵起来，之后便动了手。他俩个子都矮，但女同学身量瓷实，估计是惹急眼了，两人在讲台旁推搡和撕扯，得空，白同学抢到了捅炉灰的炉钩子，直接将那小子摁倒在讲台上，一顿狠揍。我们在班的女生一阵欢呼，大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架势。这场抗争的最终走向，成为二班男女同学关系转变的历史节点，预示着我们从此“翻身妇女得解放”，再也没有男生敢欺负女生了。
　　 现在想想，当时在这样的班级读书，随波逐流，混日子是常态，对大多数同学而言，学习是随心所欲的事。对坏小子们而言，欺负女同学根本不算什么，气走女老师，让她无法上课的荒唐事，他们也没少干。至于给任课老师起个绰号之类的小Kiss，更是坏小子们信手拈来的拿手好戏。
　　 记忆中，初三新开了一门化学课程。女老师是一个年轻个头较矮的杨姓老师，我对化学课很感兴趣，但几个调皮的男生总在课堂上捣蛋起哄，自己不学习，也不让他人学。每次老师在黑板上背书，他们便在底下扮鬼脸，出怪相，引大家发笑，待老师要转身时，再急忙跳回自己的座位，貌似什么事都没发生，搞得老师无比抓狂，训他们，没目标；不训，班级秩序一直混乱不堪。
　　 一次化学课，杨老师给同学们演示氧化铜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感觉特别神奇，大家兴致盎然，印象深刻，却不知被哪个别有用心的坏小子，送了老师一个“氧化铜”的绰号，你说气人不？
　　 很多时候，杨老师直接没法上课，每次估摸着老师快到教室门口了，放风的小子便高喊一声：“老师来了！”紧接着必定有人出怪声：“氧化铜驾到！”惹的杨老师屡次生气返回。
　　 每当这时，他们便异常兴奋，撵走了老师，便是他们的天下。不仅可以开启自己群魔乱舞的疯狂模式，更可以尽情释放超量的荷尔蒙。此时，女生就成了倒霉和遭殃的对象。
　　 每天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感觉去学校读书真是受罪。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燕子旁边的座位是空的。想必每一位来此就坐的同学，都不堪忍受“马棒”的折磨，离座而去。而我，再无空座，无处逃遁，只能忍受。班主任不管，班干部更无力约束，在这样的班级读书，除了郁闷，别无选择。
　　 其实，除了“八大金刚”，大多数男生还比较敦厚和本分，虽然有时也调皮淘气，但底线和节操在，不像那几个坏家伙纯属无底线，让人那么憎恨。
　　 初中毕业后，我复读了一年，之后升入高中。我很庆幸，在后续的岁月中，遇到的班主任都是特别负责任的老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健康宽松的学习环境，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安心学习，为自己后来考入卫校，乃至今天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9年我卫校毕业，来金工作。每次过年探亲回老家，虽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我一定会和那些有着良好同学关系的高中同学聚一聚。至于二班，我似乎无心了解，也不想太多知道。
　　 时间晃到了2013年，非典的那一年。
　　 一天，卫校时上铺的姐妹激动地打来电话，她说：“我在火车上遇到你家乡一个同学，你猜是谁？”我想破头也想不出，谁会和她的工作有交集？接过电话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才知道是建平。原来他在家乡的防疫站工作，竟然和我一样干了检验。此次在北京小汤山医院培训，返程的火车上，他们在卧铺车厢的铺位上偶遇，闲聊中意外发现，我是他俩共同的同学，而建平之前并不知道我们已然是同行。因为自打初中毕业，我便刻意屏蔽了他们的讯息。欣喜之余，留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不久，他去兰州探亲，专程从阿右旗转车来看我，我很高兴。几年后，他又约了一些要好的同学去张掖游玩，再次绕道来金。那是我自初中毕业，离开二班后，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同学们，看着记忆中曾经青涩而久违的一张张笑脸，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发现，多年来不曾触碰的同学感情，依然还在。
　　 2014年冬天，一条“我是涛哥！”的好友微信验证，让我和印象中泛着青春痘的海涛取得了联系，当他问我何时回老家，要约同学们聚一聚时，我心存芥蒂：“免了吧！本小姐内伤太深，害怕见人。”
　　 “你回来，我摆一桌，让欺负你的坏蛋给你当面道歉！”海涛坏笑着说。
　　 其实，海涛不知道情况。有一年，曾在某次回家探亲时，于外甥女的小店，偶尔见到过一个令我生畏的家伙。虽然时隔二十年，在被他认出的那一刻，我是那样的木然，面无表情。说心里话，当时只想尽快地逃离，不想知道关于那帮坏小子的点点滴滴，也不想因此影响我的心境，勾起对往昔岁月的不快回忆！
　　 虽然，年少时他们少不更事，有的以欺负女生为乐。但他们同时颠覆了我在父母教诲中有关挨打的认知；颠覆了以往有关男女平等意识的正确感知。让刚刚走出乡村进城求学的我，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以至于很多年都在自卑中无所适从。
　　 后来我学了医，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了这帮坏小子们在家庭变故、身体残疾等原因下的所作所为；理解了他们处在历史洪流冲击下青春期的超常叛逆，但并不代表我认同了这一切。年少时，谁都有无处安放的萌动青春，有躁动不安的莫名情绪，但这，不能成为欺负女同学的理由。
　　 2016年，我高中同学毕业30年聚会，回去了一趟，住了一周。期间，被建平无意间得知，同村的桂花张罗了在旗的十几个初中同学聚餐，再次看到那些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心情也随着同学们的叙说，波澜起伏，毕竟三十多年的同学情谊，无论谋面与否，留在记忆中的，都是永恒。
　　 多年以后，当我回望过去，寻找少年时代的印记，虽然有心灵的伤痛伴行，但记忆中留下最多的还是同学们的身影。我感谢父母，给了我良好的家庭教育；感谢老师传授我各种知识；更感谢陪伴我度过青葱岁月的二班同学。是你们的豁达和阳光，引领我健全了自己的心智；是坏小子们，逼我把压力变成了学习的动力，并在坚守和进取中放下自卑，最终走出阴影。
　　 今天，当我扬起微笑，心情平静地提笔写出这段过往时，并不是晒出自己曾经的伤口，而是想和过去的伤痛作别，并说一声再见，告诉二班的同学，曾经的隔阂已经远去，一切都已释然。更想告诉他们，只要同学在，我们的友情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