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时候，他喜欢瘫坐在幽暗的卧室里，将浮肿的左腿搁置在床上，长时间一言不发，像时光深处一尊凝固的雕像。偶尔，也会极其缓慢地咀嚼某种零食，像一只年迈的老鼠，好半天，一声脆响，又一声脆响。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是乡下那栋久已破败的老屋，多年未曾谋面的亲戚，还是已然离世的老伴？八十多年了，他有太多的前尘旧事需要一一梳理，它们定然像一幕幕无声的电影，在他的脑海里轮番上映。这些前尘旧事他要一个人默默地审一遍，这个倔强的老人，正沉浸在孤独的暮年里，裁判自己的人生。
　　 这时候，我从来不去打扰他，甚至会帮他合上半掩的房门。在房门合上的瞬间，他偶尔也会如梦方醒，偏过瘫在椅子上的臃肿的上半身，茫然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内容。更多的时候，他则浑然不觉，表现迟钝，幽暗的卧室成了他蛰居的洞穴，除了压抑不住的咳嗽，吐痰，上厕所，他几乎不再出门。他的卧室，十个平方，都市丛林里一座坚硬的鸽子笼。
　　 暮色四合。他的背影淹没在深重的黑暗里，像一个残酷的隐喻，让我悲伤莫名。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没有人能够逃脱的终极命运。
　　
　　 一
　　 他已经确凿无疑的老了——除了心衰之外，他还经常性的疲劳，莫名其妙的乏力。食欲不振。长时间的昏睡。梦呓。自言自语。耳背。便秘。最要命的是，由于长期静脉曲张，他的左腿像灌了几斤铅，只能沿着地面慢慢拖行。这极大地限制了他的自由，同时也加速了他的衰老。老，其实是一个动词——昼夜不息，永不停止。在他的身上，我既触目惊心地看到了老的过程，也一清二楚地看到了老的样子。作为名词的“老”是一座深渊，老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向深渊急速下坠的过程。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的，甚至不清楚他确切的身体状况。母亲过世之后，他依旧住在那间逼仄的屋子里，独自经营自己的一日三餐。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那间屋子里还有母亲的气息，他们相濡以沫了几十年，母亲骤然撒手，他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平复自己的心境。那时候他已经年逾七旬，一个满头华发的老人，但我们对此竟熟视无睹，毫无察觉。我们盲目地相信着他的健康（在母亲久病沉疴的数年里，他独自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从来不让我们插手），甚至于盲目地相信他更愿意独自生活。直到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忽然主动给二哥打了个电话，从下午开始，他莫名其妙地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冰镇，仰卧，卫生纱布堵塞鼻腔，这些常见的止血方法都毫无效果。在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他终于害怕了。等我们先后赶到时，他正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几乎已经虚脱！无法遏制的鼻血浸透了他厚厚的棉外套，地板上的斑斑血迹，东一滩，西一滩，几乎难以下脚……
　　 我们不敢大意，立即将他送到最近的第三人民医院。接诊的值班医生当头棒喝，怎么才来？你们真能拖！我们尴尬至极，却又哑口无言。好在并无大碍，那个秋天过于干燥，他的鼻腔里破了一根毛细血管。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血总算止住了，但医生说，止住只是暂时的，以后可能还会流……我不明所以地看着那个年轻的医生，他笑眯眯地说，年纪大了，毛细血管本来就脆弱，就像……他居然想打个比方，看上去兴致很高，但他想了半天，一时又没有联想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他的好兴致让我非常沮丧，我于是短促地“哦”了一声，潦草地结束了这场原本很难得的交流与对话。在此之后，我们至少还找过他三次，但随后几次，他都没有表现出交流的欲望，处置的态度也很冷淡。
　　 “年纪大了”，这平平常常的四个字，背后潜伏着太多的所指和能指。多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类似的话题，我总是用“七十多”这个含糊的数字来回答亲友们对他年龄的询问，用“还不错”这类模糊的表述来回答亲友们对他健康方面的关切……日子久了，这类自欺欺人的小把戏让我误以为，他不过才七十多，健康状况整体还不错。
　　 折腾到家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我单独留了下来，按照医嘱观察一夜。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和他睡一张床，我在这头，他在那头。我躺在床沿边上，将自己悄悄地蜷起来，尽量不触碰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我似乎不曾完整地见过，在那些久远的记忆里，他没有带我洗过一次澡，也没有陪我睡过一次觉。他太严肃了，且沉默寡言（这些“坏毛病”，他全遗传给了我），那种亲昵的肌肤相亲的父子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下，绝大多数的父子关系应该都和我们一样，父亲们都还没有悠闲到培养父子关系的地步。他们先是忙着“斗”，接着又忙着起早贪黑地挣工分，最后又忙于分产到户……这时候的“父亲”其实是一棵大树，为一家老小遮风挡雨，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个重要角色，“父亲”是缺失的。我不知道这种无意识同时又无可奈何的缺失，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过一代人，但至少，它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适应“父亲”这个角色，面对儿子的亲昵与依赖，我总会出现片刻的无所适从。对，无所适从，正如那一晚，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压抑的咳嗽，尽管我疲倦至极，却久久无法彻底放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自己那一晚的退避之举，那不是排斥，也不是厌恶，更不是畏惧，而是一种“隔”。这种“隔”和冷漠无关，和亲情无关，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疏与隔阂。我不知道这种“隔”是否也存在于其他的成年父子之间，但我笃信，正是这种莫名的“隔”，让久病的床前无孝子，让诸多的父子形同陌路。
　　 令我错愕的是，这种“隔”居然也潜伏在父亲的心里，而且似乎更“隔”。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单独居住，由我们兄弟三个轮流照顾。住在二哥家的那段日子，二哥特意做了两次鱼头炖豆腐，他一直很爱吃鱼头炖豆腐。第一次，鱼头炖豆腐就摆在他的面前，但由于二哥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嘱咐他动筷子，结果一顿饭吃下来，那盘鱼头炖豆腐还是好好的；第二次，鱼头炖豆腐依旧摆在他的面前，二哥同样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嘱咐他动筷子，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主动将一小瓣鱼头夹到自己的碗里……他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一直在心里憋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于是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姐。一开始，大姐自然想方设法地劝慰他，劝到后来，大姐也不想再劝了，她佯装生气，转而和风细雨地责怪他。想想也是，在儿子的家里，他居然把自己当成了客人，还在心里埋怨儿子招待不周，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憨厚的二哥为此哭笑不得，我们也为此哭笑不得，但我们心里都明白，父亲的疏离，源于一个老人的敏感与自尊。他已经迈进了人生的暮年与老境，生命朝不保夕，这时候，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陪伴与关心。他明白自己已经老了，即将灯熄火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在对死亡的畏惧和对尘世的不舍这双重夹击下，他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和向死而生的病人。事实上，所有的老人最终都会成为患者和孩子，他们一面诅咒着肮脏的人世，一面又贪念着朋友、亲人和儿女。
　　 在烛火明灭的暮年，老人普遍变得多疑，子女们一星半点的疏忽，时常会引发雷霆之怒；往日的无神论者一旦迈入老境，通常都会从“唯物”转向“唯心”。一位退休的前副厅长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多次目睹早已过世的老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摩挲着那块把玩多年的鸡血石。神情专注的老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她两颊深陷，苍白的脸上浮现着一丝淡淡的笑容……他的讲述细致入微而又栩栩如生，一度让我惊异莫名，当我自以为是地指出这只不过是他的幻觉时，他高深莫测地晃动着粗壮的食指，片刻之后，又意味深长地吐出几个字：“你还年轻，你不懂。”
　　 那时候，我确实年轻，也确实不懂。既无法理解他的高深莫测，也体会不了他的意味深长，我唯一能笃定的是，这是一个风烛残年的疑神疑鬼的老人，而不是那个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前副厅长——主席台上的前副厅长多次表示，百年之后，他要将自己的遗体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他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当我再一次回想起他那高深莫测的神态、意味深长的笑容时，我依旧不相信他的“目睹”，但我自信已经懂了，这种“懂”，既是一种阅历，也是一种心境。
　　 多年之后，当父亲也像前副厅长一样笃定，他多次看见母亲站在自己的床边时，我便知道，我们的父亲，已经老了。
　　 老，是千帆过尽，向死而生。
　　
　　 二
　　 我还记得胡成林的父亲，老人矮而瘦，枯萎的牙床上醒目地坐着一两颗黝黑的门牙，笑起来，皱纹密布的脸像一幅木雕。我们每次去找胡成林，老人总要亲热地轮番摸摸我们的额头，坚持留我们吃饭。我们毫无例外地拒绝了，老人嗜酒，一个人在家独饮，下酒的是一小碟油爆花生米（大多数已经焦糊了）、一大盘腌萝卜、一瓷碗蒸鸡蛋，再多也没有了，老人自己不会做。
　　 大学毕业之后，成林和我一样选择了合肥，直到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苦苦打拼的成林才嘘出一口长气，将父亲从乡下接到了自己的身边。那时候，成林的父亲刚及花甲之年，但他老得过于急切，佝偻的腰身大幅度地俯向大地，像一张绷紧的弓。不过他依旧嗜酒，一天至少喝两餐，一餐至少喝三两。三两酒之后，老人便和衣而睡，山响的呼噜像一串串呕哑嘲哳的呼哨，一屋子的酒味令人作呕。醒来之后老人又端起酒杯，三两酒之后再次蒙头大睡。成林为此伤透了脑筋，在漫长的独居生活里，父亲已经对酒精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也只有酒精，才能麻痹他中年丧妻的孤独与苦痛。为父亲的健康计，成林劝父亲戒酒，父亲自然不肯答应。成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将家里的酒全都收了起来。第一天，老人潦草地扒了几口饭，喝了几口汤；第二天，桌子上依旧无酒，老人拒绝吃饭，也拒绝喝汤；第三天，老人终于坐不住了，他杵着拐棍，在逼仄的卧室里挪来挪去，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焦躁不安……成林见父亲如此茶饭不思，心下便有些不忍，也担心自己一下子做得太绝，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但成林的妻子不愿意让步，她认为老人已经酒精中毒了，这是病，应该趁早去看看医生……儿媳妇的建议让老人大发雷霆，他骂成林“狗日的”“你个牲口”“绝户头”……当口无遮挡的老人火山爆发一般咒出“绝户头”（意为没有男丁，无后）这三个恶毒的字眼时，成林面如死灰，他绝望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后者愣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像个犯错的小学生。屋子里鸦雀无声，空气瞬间凝固了。
　　 父子间的争吵，是有道德约束和伦理禁忌的。是成林的父亲，这个被酒精冲昏大脑的老人，让一次平常的父子纠葛，变成了一场血淋林的战争。
　　 成林身怀六甲的妻子最终打破了沉默，她像一只受伤的母兽，发出一阵石破天惊的声嘶力竭的怒吼，“你咒你儿子？他绝户，难不成你还高兴啊？！”老人的头已经埋进裤裆里，他颤抖着，求饶的眼神瞟着成林。成林始终一言不发，直到身怀六甲的妻子吼到泪流满面，成林才将她扶进了卧室，接着便紧紧地关上了房门……那一夜，老人一直坐在沙发上，孩子一样痛哭失声。一墙之隔的成林近乎木然地听着，但他始终没有开门。他说，我迈不出去，客厅仿佛是个陷阱……
　　 我无法想象那被撕裂的一夜。一个重伤的儿子，一个无助的父亲，他们中间，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蹊跷的是，老人居然一语成谶，这个无意中的巧合，多年之后，依旧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成林。他无法走出父亲留下来的心理阴影，甚至无法原谅那一天的父亲。
　　 表面上看，老人胜利了，成林将喝酒的权利重新还给了父亲。但自女儿出生之后，在成林的心里，“父亲”这个人已经死了，活在他家里的，是一个他不得不去赡养的“孤寡老人”。因此，当那个“孤寡老人”提出想回老家独自生活一段日子时，成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甚至主动请了一天假，亲自将父亲送回到小村。那时候，老人已经行动不便，双耳部分失聪。
　　 重新被儿子接到身边时，老人已经被孤独和绝望彻底击垮了。他瘦骨如柴，一步一顿，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抓着拐棍。几缕白发乱蓬蓬地披在头顶。老人的手指，像一根根枯萎的树枝，上面蒙着一层皱巴巴的皮。我相信那一根根树枝都是冷的，它们毫无血色，像一个突然复活的标本。我贴近他的耳朵叫了一声“大爷”，他茫然地摇了摇头，脸上缓慢地浮起一丝混沌的笑容。他可能已经不认得我了，也或许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在漫长的空巢岁月里，老人已经丧失了交流的能力与勇气。每次家里来人，他都会把自己藏起来，像一个胆怯的认生的孩童。和几年前那个嗜酒如命的老人相比，现在这个老人已经失去了任何爱好，他主动将自己封闭起来，像一只从未打开的包裹。这个由钢筋水泥构建起来的新世界，他从未真正融入过，他之所以寄居，是因为他已经穷途末路，无可奈何。
　　 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老到这个份上，大约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了。这时候，他们对人世已然了无牵挂，更愿意听从死神的指引与灵魂的召唤。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生，固然是一项基本权利，死，却意味着一种更高的尊严。当成林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他的父亲突然上吊自杀时，我既没有意外，也没有吃惊。我沉默了片刻，想着该如何安慰成林，我知道，我能说出口的，将会多么言不由衷！那一刻，我比成林更懂他的父亲。放下电话后，我长时间双手合十，在心里向老人默默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