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不能说话，像忽然吃到一只苍蝇，想吐，又吐不出来，太难受了！电话那头，她依旧在喋喋不休，“是、是你改的，对吧？你并、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是吧？你就应该向我道歉，没错吧？你、你必须道歉……”她不依不饶，步步紧逼，不达目的不罢休。我强忍怒火，将那只卡在喉咙里的苍蝇，慢慢地，囫囵着吞了下去。她赢了。尽管我有一万个不愿意，挂电话之前，我还是说了一声——
　　 “对不起！”
　　 这平平常常的三个字，像一道深渊，我在其间飞速下坠，周遭寒风吹彻。这是第几次了？好了伤疤忘了痛，我懊恼于自己的死不悔改！像伊索寓言里那只著名的乌鸦，我一次又一次被狐狸蒙蔽。狐狸的把戏其实很拙劣，而我，宛如一只飞蛾，奔赴那如豆的光亮，无视倾覆其上的盛大黑暗。其实，热衷扑火的飞蛾并非自寻死路，它是死于自己的飞行习惯（飞蛾的平均寿命只有九天。西班牙一位昆虫学家曾发现一种极罕见的飞蛾，后被命名为“伊莎贝拉”，寿命只有三天三夜）。亿万年前没有人造灯光，飞蛾是靠天然光源亦即日光、月光和星光指引飞行的，由于太阳、月亮和星辰离地球都很远，它们发出（或反射）的光源到达地球时都可以视为平行直线，当飞蛾直线飞行时，它在任何位置的前进方向与光线的夹角都是一个固定值。然而，如果光源离得很近，比如灯光或烛光，它们发出的光线就不再是平行光了。飞蛾按照固有的习惯飞行，路线也就不再是直线，而是不断折向光源。于是，惯性飞行的飞蛾，最终葬身灼热的火焰。
　　 我仿佛听见了她的冷笑，拖着长长的尾音，就像肥皂剧里那些得意忘形的胜利者。事实上，她确实是胜利者，而我，却把她当成一个需要帮扶的残疾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她因早产而脑瘫，心怀愧疚的母亲始终不愿意放弃，在几近绝望的漫长岁月里，母亲以坚韧的毅力、顽强的意志、超乎寻常的耐心，帮助女儿进行周而复始的康复训练。母亲的努力没有白费。她学会了走路，中途还能停下来，弯腰系鞋带；学会了讲话，虽然语速较慢，口吃，咬牙切齿的样子，但交流毫无障碍；学会了吃饭，左手稳稳地端碗，右手熟练地使筷子。克服了身体上的障碍之后，她又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按时入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最终，又迈进了本地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大门。从小到大，她既是方圆数里一个励志的榜样，也是一个成功的传奇。然而，她毕竟脑瘫，这注定了她的成长之路遍布坎坷，她既要比同龄人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又要承受比同龄人更深重的委屈和痛苦。四年级之后，她拒绝母亲接送（不放心的母亲始终悄悄地跟在她身后），上学放学，孑然独行。雨天，路滑，她一次次摔倒，一次次换来幸灾乐祸的哄笑和围观。这个倔强的孩子拒绝所有人搀扶，母亲远远地看着，泪珠像伞骨上扯不断的雨。一路跌跌撞撞，遍体鳞伤，她像一头受伤的小兽，蜷缩在暗夜里，独自舔舐猩红的伤口……她的成长经历打动了我的同事小李，小李不仅为她做了一期专题报道，极尽赞美，还带回她的几首诗歌，希望我能帮忙推荐发表。小李说，她写诗已经五年了，投稿近百次，杳无音讯；她还有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手稿，也一直没有出版的渠道。其时，湖北女诗人余秀华已红遍大江南北（我很不喜欢“脑瘫诗人”这样的标签），她会是第二个余秀华吗？写作经年，我知道，尚有无数个“余秀华”在泥淖里挣扎，只是极少数幸运儿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对他们来说，生命是风雨飘摇中一盏孤悬的小马灯，若无必要的遮挡，碎裂是必然的结局。这个不幸折翼而又心怀梦想的女大学生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命运女神的眷顾吗？我决定帮她。
　　 然而，当我急切地打开小李发来的文档，满怀期待地读完她的诗歌时，我犯难了，也很失望，那不是诗，而是七八个毫无新意的意象，十几段分了行的、寓意含糊的句子（烟波浩淼，潮汛起落/推开心窗，啊!那海里挽着弯月/我一腔悲叹，结成寒霜/看我柔情似水，看我佳期如梦/看我散淡憔悴的痴情……）。我笃信，没有一家刊物会发这样的文字。我推荐也不会发。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散文写作者，根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两周过去，小李没有追问；一个月过去，小李依旧沉默。就在我以为这事将不了了之时，小李突然追问说：“江老师，上次给您的诗，能否推荐发表一两首？”我这才知道，那个写诗的女大学生一直在眼巴巴地等着，追问着小李。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把她的诗歌推荐给报纸。第二天上午，我给一个编副刊的老友打了个电话，老友古道热肠，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然而，当老友心怀善意，在醒目的位置推出她的两首诗歌时，我收到的不是谢意，而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先是小李转来的一条短信，没有必要的称呼，也没有起码的礼节，只有一长串冷冰冰的质询，大意是：我这一句原本是“那样的”，现在成了“这样的”，谁改的？“请你转告她，是我改的。”我只是换了五个更及物的词，原先那五个词太陈腐了，实在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女大学生的诗歌里，虽然对于那两首诗来说，替换五个词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时我正在开会，还没等我散会呢，她的电话就追过来了， “谁、谁让你改的？你、你、你问过我吗？”
　　  “那你就当没有发，好吧？”我耐着性子，准备挂断电话。解释明显多余，她真正在意的，并不是那五个不及物的词。
　　  “已经发、发了。”她没有给我挂电话的机会，“你这叫不、不尊重人，懂、懂吗？你妈的……”
　　 她开始了赤裸裸的攻击，用词低俗而恶毒。我呆住了，既震惊，又诧异！写作多年，我推荐过不少人的文字，也改过不少次，但我从未遇过这样的质问和谩骂。一个热爱写作的女大学生，怎么会如此不通人情呢？
　　 “发也发过了，我也不需要你的感谢。就这样吧！”说完我就挂了，南辕北辙，我不想继续浪费时间。
　　 我以为已经结束了，谁知道这才刚刚开始。她锲而不舍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凌晨四点，早上六点，下午一点，三点，午夜……“爸爸，你干嘛老是不接？”儿子已经五年级了，熟知《农夫与蛇》的故事，也看过不少“以怨报德”的寓言，但他无法理解一个已经得到帮助的人，何以会为五个词较真，以至于不分昼夜地为自己维权。她的维权之路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几乎不可理喻，而我，却无法向一个五年级的孩子解释这一点。
　　 最终，我选择妥协，向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妥协。当秀才遇到兵，息事宁人，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小李一个劲地向我道歉。事后我才知道，小李承受的诘问和责难，竟然长达一个月。和我不同的是，她咬牙坚持着，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道歉。
　　 没有下次了，我反复告诫自己。然而，这难以置信的奇遇又像一团迷雾，在我心里盘旋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亲友、同学、老师眼里的励志典范，竟然有着如此狰狞的另一面——这究竟是疾病导致的人格缺陷，还是被现实扭曲的人性弱点呢？
　　 这让我想到自己的另一起遭遇，起因是我老家一个罹患白血病的孩子。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白血病，而且到了晚期，治疗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孩子只有十九岁，父亲始终不愿意放弃。为了救孩子，父亲卖掉了菜市场里的水产摊位，卖掉了赖以出行的电动摩托车，能卖的都卖了，带着孩子常年奔波于苏州，南京，合肥，安庆四地。当他辗转找到我这个老乡时，所有的亲友都陷入了深渊。他求爷爷拜奶奶，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他一笔一笔地记着家里借过的钱，日期、金额、借款人，最少的一笔，只有五十元。为了躲债，他在外面漂泊了两年，甚至不敢回家过春节……竹筒倒豆子，他喃喃地诉说着两年来的辛酸遭遇，仿佛自言自语，显得既憨厚，又诚恳。在我老家，因病致贫的家庭并不少见，熬到最后，许多家庭无奈地选择了放弃，但这个皮肤粗糙，早生华发，专门卖鱼、虾、黄鳝、泥鳅的中年汉子，却默默地扛了下来。“我真是无路可走了。江主编，我求求你……”他涕泪滂沱，猛然朝我跪了下来。我在新闻单位工作了二十年，遇到很多次下跪，从最初的震动到后来的义愤，又从后来的义愤过渡到最终的平静。我也只能“平静”，一介书生，能力有限，做不了什么事情。但这一次，那个面容浮肿的孩子，还是让我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住院他错过了第一年高考，第二年，他一面求医一面复习，终于如愿以偿，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大学就在我生活的城市，在老乡的恳求下，我以他亲戚的身份拜访了校领导、班级辅导员以及几位授课老师。然后，我又让同事詹做了一条暖新闻：《重病缠身，励志小伙喜圆大学梦》。新闻播出当晚，观众的实时短信雪片一样飞来，有的要捐款帐号，有的要汇款地址，还有人想去学校看看孩子。自媒体的不断发酵再次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一周之后，学校无偿提供给父子俩一间平房，有配套的卫生间，空调，热水器，架子床，被褥，拎包即可入住。绝境中的老乡终于看到了曙光，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九张截图，全是来自各地的红包、转账和汇款，最大的一笔，高达两万元。我为孩子高兴，有学校方面的人性关怀，有社会各界的爱心奉献，他年轻的生命就有希望延续。
　　 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两个月后的一个凌晨，他忽然发来一条短信：“老乡主编，能否再播一次那条新闻？孩子感染了，又要住院……”我解释说，新闻有时效性，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可能再播两个月之前的事情。“孩子感染住院，但他坚持自学，渴望重返校园。能否请詹记者从这个角度再做一期追踪报道呢？”我愣住了，这个建议非常专业，理论上也确实可行，但这个专业的建议引起了我的警觉，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但究竟是哪里不对劲，我一时又说不清楚。沉思良久，我还是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全省各地每天都有类似的求助，我们也无法面面俱到。令我错愕的是，两天之后，詹居然提交了一篇文稿：《励志小伙感染住院，陪读父亲含泪求助》。我问詹，詹一脸无辜，“不是说，这是您的意思吗？”
　　 “陪读父亲”的狡黠让我有些不快。我本可以不发这条新闻，但“励志小伙”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既不忍见死不救，也不好拂逆詹的善意。新闻播出当晚，我再次收到“陪读父亲”的私信：“谢谢老乡主编相助。能否像上次那样，让微信公众号再发一次，附上我的银行帐号和电话号码呢？”得寸进尺，这种赤裸裸的要求让我有些反感，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微信公众号需我终审，这一次，他想必已知道绕不过我，接下来的两三天，他每天都发来一两条私信：“老乡，明天上午在单位吗？”“今晚几点下班？兄弟若不介意，我在贵单位门口等你。”“兄弟，我给你带了点家乡的特产，你什么时候方便？”……他改了三次我的称呼：第一次求助是“江主编”，第一条新闻播出后换成了“老乡主编”，第二条新闻播出后又换成了“老乡”，最终，直接和我称兄道弟，甚至准备给我“送礼”。他把我看成了一个需要送礼、等着送礼的人。也或许，在他看来，找人办事，送礼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和真理。这一切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印象，那个憨厚而诚恳，为了给儿子治病，不惜砸锅卖铁、倾家荡产的父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关系，蝇营狗苟的男人。究竟哪一个才是他？还是，他原本就有这双重的人格？就像一枚镍币同时具有正反两面，当镍币在外力的作用下高速旋转时，你很难判断，最终停下来朝向你的那一面，是正面数字，还是反面菊花。
　　 我一直没有回复，他也再无消息。不久之后，他忽然又发了一条朋友圈，“因为肺部感染，儿子再次入院，准备第三次手术。儿子，挺住……”病友捐款。医务人员捐款。还有一批网友通过“轻松筹”捐款……在捐款人的几张截图中，我意外地看到了詹的名字。这个从皖南山区走出来的年轻人有着近乎泛滥的爱心，有一次，他当街脱下自己的皮外套，送给一个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衣衫褴褛的乞丐。他还长期资助一个非亲非故的冉姓女童，不仅包下她全部的学杂费，还隔三岔五地邮寄文具、课外书、衣服、鞋子、奶粉以及其他日用品。我感动于他的执着与善良，2016年暑假，我和他一道去看小冉。
　　 小冉的父亲等在路口，矮而瘦，胡子拉碴，一个月没剃过的样子，看上去六十岁开外，事实上还不到五十岁。见到我这个生人，他非常拘谨，有些语无伦次，方言勉强能懂。小冉比同龄的孩子矮，也比同龄的孩子瘦，头发蓬乱而枯黄，裸露的胳膊像一截刚出泥的藕。在父亲的示意下，她羞怯地和我们打招呼，“江叔叔好，詹叔叔好……”，随后就躲进幽暗的厨房，坐在锅洞旁边，一声不吭地添柴，热汗滚滚地烧锅。“怕生，没见过生人……”父亲一面犯错似地搓着手，一面瞟着锅洞旁边默默忙碌的女儿。炙烈的火苗不时从锅洞里冲出来，舔红了小冉懵懂而茫然的脸。小冉两岁时母亲就出走了，十年杳无音讯，在父亲外出打零工的日子里，风烛残年的奶奶帮着照看小冉。奶奶的耳朵已经聋了，眼里还蒙着一层白翳，巴掌大的脸皱成一个橘子，猛然间抬头，活像一个中世纪的鬼魂站在灶台旁边，探着一只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