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告诉母亲，村中某某走了。儿女都成家立业，好日子刚刚开始，他还没适应怎样享受儿女们的孝顺，就突然离世，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母亲接口说：“人的寿命与小时候生活得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就拿我来说，十九岁出嫁那一年，同一晚上村中有四个姑娘出嫁。到如今，仅我一人活在世上。有人六十不到就去世了，最大的没有超过七十三。解放后，有的当上了共产党员妇女干部，生活比我过得好，可是就是不能长寿。原因大概是，她们小时候没有一个比我生活得好。你的外祖母非常疼我，我整天跟在她身后，吃好的喝好的。”
　　 我不解地问道：“我听老师说过，在旧社会，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是很普通的现象。外祖母怎能有那么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
　　 母亲笑着说：“我的傻儿子！我娘家过去是大户人家，家里开着糖坊、染坊、炕房、槽坊，还在柘皋开了布店。可惜你外祖父不争气，整天赌钱、看戏和抽大烟，把家业渐渐衰败下来。幸亏你外祖母很能干……”
　　 我大笑道：“外祖父，败得好！败得好！要不然，子孙后代都要戴上‘地主’这顶帽子！子孙要忍受多么大的磨难和痛苦……”
　　 母亲认真地说：“我娘家没有划成地主分子，主要还是靠着你外祖母能干，不肯得罪村中人。她对人都好，不问贫贱，有求必应，广结人缘。文化大革命闹得那么厉害，村中也没有那一个人提出要斗你外祖母。”
　　 “这么说，外祖母做事圆滑？”我突发奇想地问道，“外祖母是对共产党好，还是对国民党好？”
　　 “我的傻孩子！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两边都不得罪了！你外祖母胆子可大啦！日本鬼子要进村子，你外祖母叫家里人，放鞭炮迎接……”
　　 我大惊道：“这不是汉奸吗？！解放后，人民政府审判外祖母了？”
　　 “怎么没有审判？”母亲霎时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十三岁那一年，在我娘家开公判大会。人山人海的，有几个贫下中农走上台作证。指控你外祖母指挥人抬着半扇肥猪肉，抬着两头羊，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小鬼子。还杀鸡杀鸭，酒饭相待小鬼子！‘打倒汉奸王氏！’……”
　　 “王氏是谁呀？”我听糊涂了，问道。
　　 “当然是你外祖母了！过去，女子社会地位很低，很多女子在正式场合都没有名字，在姓后，加个‘氏’就成了自己的名字。那时，你大舅二舅和外公都在外地当炕房大师傅。外婆因为好推牌九，被你外公打得忍受不了。有一天，带着扁担绳子和一个砍草刀，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家里就奶孙俩相依为命，我吓得躲在人丛，大气也不敢出。当官的问一声，你外祖母答应一声。‘别人指控你是汉奸，你服不服？’‘我不服！我家里，藏着九名新四军伤病员。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这样做，是为了家里人和新四军伤病员都能活命……’”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外祖母当汉奸是有原因的。那时做事都是很秘密的，有的事父子不相知，夫妇不相知是很正常的。我听母亲说，那时家里还开着炕房，一刻也离不开人。别人都跑鬼子反，逃到山上树林里躲藏。那时候，大户人家都有独角楼，登上楼顶，四周有情况尽收眼底。家里也有几条枪，假如遇上土匪强盗，只要枪一响，再打一下锣鼓，周围大户人家也都带着枪来支援。可是小鬼子太强大了，大户人家都不敢正面对抗，有所反抗也是秘密的。
　　 那天是端午节，家里正好杀了一头猪。知道家里藏有新四军的只有三人，外祖父外祖母和长工何昌贵。鬼子逐村逐户地搜查，目的就是为了搜捕新四军的伤病员。转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更容易暴露。外祖母急中生智，叫家里人放鞭炮迎接小鬼子……
　　 “何昌贵，现在在哪里？”穿军服的干部和气地问道。
　　 “他后来跟着李政委参军去了。好几年了，也没有回家过。”外祖母忧心地说。
　　 “李政委叫什么名字？还有谁知道这件事？”穿军服的干部提醒道。
　　 “那次，李政委也负了伤。伤病员都这么喊他，我哪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外祖母满脸忧愁地说，“还有何百昌也知道，他是伪保长，我男人。他去年过世了……我不是汉奸……”说着，忍不住放声大哭。
　　 穿军服的干部站起来，走到外祖母身边，和善地说：“老人家，不要哭。你放心，人民政府绝不会冤枉好人的！你冷静地想一想，比如说，李政委有没有书信留在你身边？”
　　 “有，有有！”外祖母激动地大声说，“我想起来了！昌花，我看见你了！你上来，帮奶奶回家拿一样东西。奶奶就没事了……”
　　 我母亲颤颤兢兢地走上来，外祖母低下头，贴近耳朵，小声地说着什么。不一会儿，我母亲抱来一个很小的仿红木小匣子。外祖母用钥匙打开小匣子，递到穿军服的干部面前。他伸手拿起一张纸读道：“借条。今借到何百昌大洋三千整。经办人，李兴国。民国某月某日，上面盖有通红的巢县军分区公章。”
　　 穿军服的干部数了数，一共十张，激动地说：“老人家，你和你的家人，都是革命的功臣！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你和你的家人借三万大洋，不简单呀！李兴国，是我的老连长，他的笔迹，我能认识，不会错的。你救过李司令员……老人家，我把你的情况向上级反应。你要现钱的话，暂时没有，但人民政府一定会想办法还清的！”
　　 “首长，我不要钱！这能证明我不是汉奸吗？”外祖母流着泪说，“为了过上太平日子，年轻人都能献出宝贵的生命，我家人捐献三万大洋，又能算得了什么？解放了，我有一双手，不愁没饭吃……”
　　 “老人家，你是革命的功臣，怎么可能是汉奸呢？！”
　　 “奶奶，匣子里还有一张小纸片呢！”我母亲眼尖，提醒道。
　　 穿军服的干部，拿起折叠成干子大的纸片，展开读道：“证明。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证明王氏不是汉奸。端午节，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小鬼子，是为了救家里藏的九名新四军伤员……证明人李兴国，民国某年某月某日。”
　　 “老人家，你是革命的功臣！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向上级反映……”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问起母亲，外祖母会有什么要求呢？
　　 “什么要求也没提，只要不是汉奸就行！”母亲一身正气地说，“你外祖母一生都在做好人！那么大的家产，到解放后，败得只剩下几间大瓦房。说句良心话，外祖母也捐钱给国民党抗日！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有钱人日子也不好过，土匪强盗也在暗中盯着你。倒不如把钱捐出去，做个好人，保子孙后代平安。现在看来，你外祖母做得很对！”
　　 我笑着对母亲说：“妈吔，你的意思我懂！做个好人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