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重看了《私人定制》。那种玩世不恭的剧情，也许只有王朔才敢做出来。这部电影没什么有价值的看头，――破罐子破摔。王朔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但《私人定制》很难说是成功。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尽情的挥洒（甚至于给人“王郎”才尽的错觉）。整个电影都在讽刺一些现状，过于做作、过于在乎把握情景，艺术处理缺乏感染力，对原有的构架是极大的破坏，与一些小说，比如《你不是一个俗人》相比，拍出来的电影很让我失望。
　　 电影作为传播的工具，会更好的将文学作品呈现出来，但是在王朔的这部电影中我并没有看到这种效果。这种状态也反映出了王朔的危机——创作的危机。不知道王朔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他的经验，我想他不会不知道。
　　 王朔是有过成功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今天我要说的不是他搞的那些“狗屁电视剧”，而是对他文学作品的一点看法。
　　 直到今天，王朔还没有明确自己统一的风格，即思想核心。他自己曾经承认过，就算他不承认，明眼人也会看出来。在九十年代初期，他写了大量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这种迎合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是致命性的，以致于他本应该形成的风格被毁坏掉。他后来对这种迎合产生了厌倦，产生了反感，一度搁笔。
　　  王朔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文学规则，也改变了人们对小说作家的固有看法。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因为这种“破坏”要比建设难。他的小说充满了地道的京味儿。最为争议的是上海的评论家抨击他小说表现出来的那种“痞”。所以，主流界一直比较排斥王朔。我觉得这种排斥非常过分，大家忽略了一点：王朔把口语植入小说中，使之大众化。这是不小的功绩。
　　 我手里有一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朔文集》，阅读以后我得出这样一种看法：王朔的小说不讲究技巧，也毫无技巧可言。其实我们也明白技巧是平时积累起来的写作经验，如同雕塑，需要修修补补，精雕细琢，然后成为一件艺术品。按照艾丽丝·马蒂森的说法：“写作技巧是无意识积累的结果。”王朔的叙事缺乏雕塑般的技巧――但，这可能是他的一个优势。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不是依样画葫芦地重复着威廉·福克纳，就是亦步亦趋地做博尔赫斯的门徒，模仿西方意识流的一点皮毛手法，东施效颦，弄得失去自我。王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需要给他贴什么标签，他不是什么技术流。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朔这是种创新，最起码他拥有自己的本色。他的成功在于他写得很实诚，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是他写作的源泉。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没有真实的原型，仅仅凭空虚构是难以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的。今天网络上那些穿越玄幻毫无可读性就在于远离了真实的生活，没有真实生活作为基础的文学，它的生命力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作品也许会赢得一段时期的市场，但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在《动物凶猛》中，他把年轻人的少年意气，叛逆、忧伤、恋爱、怀旧，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里“我”对前途没有迷茫，因为“我”决定中学毕业就去当兵，这种选择是那个时代青年的主旋律，人们对军人怀有敬意。导演姜文曾以《阳光灿烂的日子》为名将《动物凶猛》搬上荧幕，他尊重了原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种回忆透过文字的张力，令人惊叹。很多情节就像我们的青春，置身其中，身临其境。“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有着一种永生的情感，能把小说写到这个层次，痞又何妨？可以说《动物凶猛》是最好的青春文学。
　　 王朔的小说基本上是回忆录式的文体，小时候部队大院发生的事情就没少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对小人物，或者说底层人的生活很熟悉，他的特点是对现实的嘲讽和过往经历的呈现。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作家都在作品中隐喻，比喻、暗示，这对王朔来讲是残酷的。他的小说摒弃了主流的创作手法，他着重于回忆录式的文体上真诚的讲述。也许他与传统格格不入，他的嘲讽意味才如此强烈。又或者他深刻的理解真实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的伪命题深恶痛绝。《顽主》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这部小说把王朔的语言天赋完全的展露出来，显而易见地，这是他小说的本质。
　　 《橡皮人》开篇就是：一切都是从我的第一次遗精时开始的。这大概也是被批评“痞”的一个原因之一。只是很多人停留在了字眼上，表相之上。因为从今天去看，橡皮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到今天也是一种现象。这是王朔最有味道的小说之一。倒卖，坑人，改革开放之初“下海经商”的大潮，有其时代背景。人物的性格描写，对现实的观察，很好的很深刻地把握了表现形式。可以想见他的驾驭才能。什么是现实主义？这就是现实主义。《顽主》让王朔获得巨大声名，但《橡皮人》真正确立了王朔作品的嘲讽意味。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讲述了一个皮条客和两个少女的相遇。这部小说分为上篇，下篇。在上篇中，男主人公张明在音乐公园与少女吴迪相遇，开启了这条主线。结局是皮条客判刑入狱，吴迪自杀，“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下篇中男主人公因为生病取保候审，在去南方的船舱中遇见少女胡亦。在与两个少女的相遇中，少女都在读书，读的都是文艺理论著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安排，男主人公讨厌书本上的教条，在他的潜意识里觉得社会阅历比书本重要，这有一定的主观性。小说中男主人公是一个皮条客，是赤裸裸的流氓。从内容上看，王朔是在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一种控诉。在王朔的笔下，一个赤裸裸的流氓要比伪君子真实。主人公的尴尬的处境也预示着这是一部悲剧小说，也造成了小说的悲剧。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通俗小说，而且这部小说完全的“无厘头”。纵使这样的“无厘头”，我依然喜欢王朔的小说，我觉得现实，尽管是虚构类作品，放眼四周，这种现实少了几许壮阔，但表现了生活的中那种衣冠楚楚的人的真实面目。小说中的少女，单纯，纯情、有向上的憧憬，后来故事主线就那样戛然而止，出乎我的意料。小说大部分在对话中完成，这种对话有着精心的安排，说明王朔其实懂得小说技巧，只是他不在乎而已。当然，王朔的调侃功夫和玩世不恭在这部小说里真的让我见识到了。王小波曾认为王朔的风格有点近似美国的乌迪·艾伦，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来看，仅就玩世不恭而言，乌迪·艾伦还只是个小巫。
　　   在“文化热”的时候，评论界把王朔批评得一无是处。为此，王朔写了一篇自嘲的文章《我看王朔》来作为回应。在回应中王朔坦陈部分作品是集体智慧的再创造。这其中包括《千万别把我当人》。这部小说原本是要做成电影的，大家放弃后，他写成小说拿出来发表。
　　 《千万别把我当人》经过王朔自身的加工和润色，成了他小说中的另类。王朔自己对这部小说不满意，但是我特别喜欢。
　　 小说的主题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义和团曾经在京津地区一带活动，这符合历史事实，读完这部小说后我专门去查过文献资料。在虚构唐元豹这个人物上经过了常态的过滤，就严肃性而言超过了王朔的任何一部小说。唐元豹是义和团大梦拳的传人，为了创作和培育他为国争光，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按照唐元豹的个人条件制定训练方式和方案。小说中唐元豹性的变换，闹出的各种玩笑也并不只是增添小说的戏剧性，而是一种严肃的嘲讽。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命运竟然被这样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名副其实的傀儡。是的，没错，是傀儡。王朔没有遵循社会的法则，却让我们感到一种可怖的犯罪（比如那个荒诞的组织机构），粉碎了深层的情感。如此抽象的概述方式，是否引导我们抵达内心？一个靠跑三轮车拉客而糊口的人，突然有一天被这种荒谬绝伦的培养计划拉上舞台，这真是契合了中国人拔苗助长式的精神象征，可怕的，可笑的、失常的、扭曲的社会人相。一种精神的阉割。小说的结尾，唐元豹在世界忍术比赛中获得了冠军，这个冠军将所有的嘲讽推向了顶峰，合上书本也感到意味深长。所以，这个结尾的安排显示了王朔对这部小说的处理能力。一个优秀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一定会有一些布局的谜题留给读者去猜想。本身小说是严肃的，在对唐元豹这个人物的塑造，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要理解王朔的用意——他对唐元豹这个人物塑造的用意。那就是塑造过程中对周围人物的一种精心的讽刺，暴露出人性的丑陋。我一直把这部小说当悲剧来看待(事实上也的确是悲剧小说)。王朔的批判特质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假如没有这部小说，王朔的批判文字要失色很多。
　　 我也看过一些评论王朔的文章，我特别讨厌一些所谓的评论家在评论作品的时候动不动就是这些套词：意象，概念、意识、边缘、解构，同构，范式……。不是说这些词不能用，而是不能乱套，一套就俗了，用王朔的话讲叫没劲。评论是鉴赏，是直接了当。评论界的学风搞到这种开口闭口都是套词的地步，是明显的“一条无止境的老路”。我们始终要遵循一个原则：我们是在鉴赏一部作品，而不是堆砌一堆套词。
　　 言归正传，王朔也是有缺陷的，而且很明显。他太过依赖自己的语言天赋，没有刻画出经典的人物。有的小说从立意到叙事都通篇的玩儿起来，如他说的“玩的都是心儿跳”。我也从不见王朔谈他的小说写作经验，以他的地位和在小说上取得的成绩，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没有一点自身的结晶没有一点“榜样”式的经验是不应该的。最显著的一点，只要他王朔不喜欢的东西，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全盘否决。他是真性情的人。
　　 除小说之外，王朔也写一些随笔。凭良心说，可能他综合知识储存并不丰富，写起随笔来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部分语言过于直白，即使着重批评，也只有批而没有评。比如他在谈论港台文化，谈论鲁迅时就露出“马脚”来了。王朔创造了“知道分子”这个名词，这给孔夫子肚子里的肥虫于丹之流敲了一棍子，不管是闷棍还是当头一棒，都正中他下怀。
　　 新时期以来，在影响力上能和王朔相提并论的作家寥寥无几，我并非说他的作品伟大到和别人拉开了距离、也不是说他的小说艺术登峰造极。相反，他离伟大还有一段距离。我想说的是他作品形成的一道风景。我们要肯定王朔，他在小说上的探索，有一定的贡献。通过他的小说，对影视业的发展也同样作出过一定的贡献。王朔是今日之中国一个重要的存在。否定王朔就是否定一段过程，这段过程就是一段当代文学史。
　　 除写作外，骂人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在谈论港台文化时曾经称金庸武侠，成龙电影，四大天王，琼瑶小说为港台文化四大俗。斩钉截铁得近乎武断，我不敢完全的苟同。他骂余秋雨，骂郭敬明、骂李敖。这是他一贯的处事作风。他是真骂，从不装腔作势。他的大多观点我不赞同，但我欣赏他这种态度。
　　 在沉闷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些酵素，王朔是可以发酵的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百人百样；在沉闷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些个性鲜明的人，需要他们来释放能量。至少在这个时代，有了王朔，证明着文学书写的多样性。
　　 王朔有时候也会暴露他的有意识的偏见，比如他说只有写小说的人才配叫作家，这无异于我说的话才是话，别人说的话是空气。在王朔的世界里，写作的境界是清高，以他对世事的品头题足，却又和他的清高姿态不相称。因为以我的理解，清高应该对世事保持警惕，拒绝喧嚣。王朔的不谄媚，不合作，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通常意义上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立场问题。王朔是一个聪明人，在“水深不可测”的环境里，他索性就站到了对立面。王朔未必是一个标准，我也曾经说过，标准只有一个，但谁也不是标准，一万个人眼里就会有一万个不一样的王朔。不给别人设置标准，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王朔为青年一代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写自己的作品，不在乎别人的批评。这需要很大的定力。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路。
　　 我不知道王朔是否以这种玩世不恭的姿态继续走下去，――《私人定制》已经给他敲了警钟。
　　  王朔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留给未来叙述文学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