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新村有一户人家，看样子大概是从县城附近的某个村子里迁过来的，不太象是真宗的城里人。他们住的是“落地房”，就是买了地皮自己造的那种。房子有五层，这是新村里统一的规定，多一层少一层都是不行的。他们的房子是那一排当中最东面的第一户，紧靠着新村里正中那条南北通透的便道。我们从出租屋里到瓦窑坪的工地上去，或者收工回来时，都要从他们的屋子旁边经过的，所以常常能看到他们一家人，但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次。
　　 他们的房子虽然也一样是五层楼，却与相邻的几家显得不太协调，因为不光外墙上没有贴瓷砖，就连粉刷也做得十分粗糙。但正是这粗糙的粉刷向人们传递了一种很明显的意思，那就是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把瓷砖给贴上的，粉刷得太平太光了，反倒不利于瓷砖的粘贴。
　　 这一家有四口人，男主人是个木匠，天天在县城里谋生活，交通工具是一辆二十八寸的旧式自行车，用了有些年头了，不新。女主人估计是在某家商店或饭店里做服务员的，因为在这个小小县城里，除出这两类地方可以给她提供打工的岗位以外，其余适合她上班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这个县城以及它周边的区域里，竟然连一家工厂也没有，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当然，自来水厂是要除外的，因为自来水厂尽管也带着一个“厂”字，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不能算是工厂，倒更象是衙门。退一步说，就算它是工厂吧，只怕也不是象这一家的女主人这样一个木匠的老婆能进得去的。
　　 我说这样的话决没有看不起木匠老婆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非常非常地尊重木匠以及木匠的老婆，也非常非常的尊重她们这一家人，因为我的职业与她们家的当家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她们家当家人的劳动的对象是木头，而我的劳动对象是钢铁。但如果把职业的范围稍稍放大一点的话，可以说，我们的劳动对象还是能够统一的，那就是房子，我们都是替别人造房子的人。
　　 如果真要说看不起谁，相比之下，我倒是有点看不起自来水厂，因为我们当时所在的那个工地，正是这座县城新建的自来水厂。刚到工地的时候，看了图纸后，我们都觉得水厂建在这个地方很不合理，它让供水的管道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因此而浪费掉的钱很不少。
　　 后来，听水厂里的厂长说，原本县里确实计划把水厂建在靠近水源方向一点五公里的另一个小山岗上的，但由于那个地方的村民们十分刁顽，征地手续搞得很不顺利，因此，主管的领导一不高兴就发了脾气，最后大手一挥，就把水厂移到这个地方来了。可是这样一来，供水管道就多绕了一点五公里的回头路，而这一点五公里的管道连工带料算起来，至少需要三百多万元白花花的人民币。
　　 当然，自来水厂所浪费的三百多万元冤枉钱跟朝阳新村的这个四口之家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因此这完全是题外话。
　　 这一家的夫妇膝下有一双儿女，女儿大，儿子小。姐弟俩几乎天天穿着学校里发的训练衫，那叫校服。从印在校服背上的学校的名称约略可以知道，姐姐已经上高中了，弟弟则还在念小学。
　　 女儿长得象母亲，很象！长圆形的脸，半白不白，很粗的马尾辫，虽不是十分的漂亮，却长得挺清秀，挺耐看。儿子么，说不清象谁，尽管已经上学了，但稚气未脱，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虽然淘气却并不顽劣，对父母的话还是很顺从的孩子。
　　 总之，这一家人向来都给人以一种“很传统的舒适感”，对，就是这个话，很传统的舒适感！在对于人物和家庭的评价上，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新名字，至于这种“传统的舒适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却也解释不清楚，但这个奇怪的名字倒是我所首创的，别人肯定没有使用过。
　　 有一天，应该是周末，不然不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副场景。这一天，我从出租屋里到工地上去的时候，在这一户人家的门口见到了母子三人。男主人显然是出工去了，因为替人造房子的木匠向来是没有周末的，除非他被暂时断了营生。如果非要给他们也定个什么“末”的话，我想，很可能就只剩下年末了。
　　 当时，那母亲正站在阳台底下的洗衣板前洗衣服，是用刷子刷的。她刷得很起劲，这从那短促有力又富有节奏的“唰——唰——”声中可以听得出来。女儿含笑倚在白木胚子的门框上，一边吃着半个当中剖开的梨，一边绘声绘色地跟母亲说着什么令人开心的话语。
　　 儿子背靠在门框另一边外侧的墙壁上，地位比他姐姐低了两档台阶，也吃着另外的半个梨。他对于姐姐边笑边说的事情仿佛并不如何地感兴趣，因此脸上的表情很简单，注意力似乎全在手中的半个梨上。
　　 而母亲却听得津津有味，一边卖力地刷着衣服，一边殷殷地微微笑着，那笑容即使从侧面望过去也能很清楚地看得出来，是作为母亲的身份所特有的那种很慈爱、很欣慰的微笑。
　　 我从她们旁边经过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她们的注意，只有那个紧靠着路边的儿子略微抬了抬眼睑，也只有一秒钟的工夫便又把目光移开了，而那一对母女却连一秒钟的闲暇也不肯顾。因此，她们也绝对不会想到，她们母子三人在自家门口随意组合而成的一幅既温馨又生动，简直如大师笔下的油画般美妙的生活场景，已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陌生的过路人。而这当中，最让我思绪万千的，却是那对姐弟手中各分一半，远远看着就很甜很脆、蜜汁饱满的梨，它不仅给人以一种分享的甜蜜，同时更在这分享中浸透着一份同样饱满的亲情。
　　 在这之前，我曾听到过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大致的意思是梨与“离”字偕音，分梨听起来就像是分离，而分离是个极其令人感伤的情节。因此，为了口头上的吉利起见，一些心思敏感的人们是不肯把整个的梨剖开了由两个人甚至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分享的。
　　 其实，这种忌讳倒也不是梨的专利，就我所知道就还有好几种，比方说给人祝寿不能送裤子，因为“裤”偕“苦”，送了裤子就相当于送苦；给人送礼不能送闹钟，因为“钟”偕“终”，送钟听起来便是“送终”。但这些都是传统的条目，如今却又有了一些新潮的忌讳了，比方说看人打麻将的时候不能跟他谈剃头的事，因为剃了头就表示光了，打麻将的人要输钱的；比方说跟炒股票的人不能提绿色，因为绿色代表跌盘，要赔钱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像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实在让人觉得很有点无语，这些人的脆弱的心灵真是紧张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这样的心理简直比起阿Q来还要令人可笑。阿Q因为长有癞头疮，于是“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但阿Q无论如何总是确实长了癞头疮的，而当今那些讳“剃头”讳“绿色”的人们可并没有“癞”呀。或许，他们是“癞”在心里也说不定，外人只是看不到罢了。
　　 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有好多事情，是任凭你再怎么讳也别想讳得掉的，该来的照例还是会来，躲是躲不开的。就算你一辈子不吃剖开的梨罢，但一生当中的生离死别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就算天下人都不送裤子了罢，但困苦也决不因此而离人远去，相反，有许多深陷于困苦之中的人们，倒很希望有人能送他一条裤子呢！就算天下人都不送钟罢，但也没见过有哪一个人因此而能得长生；就算旁观者都闭口不谈剃头的事罢，但既然四个人打麻将，到头来至少总有一个人是要输钱的，除非你不去赌；就算炒股票的人终生都不提一个“绿”字，也不见一丝绿色罢，但股市该跌的时候依旧照跌不误，更何况即便在熊市里也照样是有人赚钱的呀。可见，梨的分与不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了。
　　 因此，当我见到这一对总给人以传统的舒适感的姐弟相互分享同一个梨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感佩于她们那种百无禁忌的纯真的心灵，同时，也更深深地感动于她们那份朴实而浓厚的亲情。
　　 相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尽管他们的父母生活得并不轻松，在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的同时，连新屋外墙的瓷砖也暂时没有能力贴上。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多买一个梨应该完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想必他们家也极不可能每次只买一个梨。之所以姐弟俩愿意将一个梨剖开了各吃一半，我私下里认为，那是因为她们在小小年纪时就懂得了适可而止，懂得了细水长流，他们能节制，不贪婪，当然这肯定离不开父母亲平日里谆谆的教导。
　　 虽然我与这一家人并不相识，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回，但是，不管是对那父母还是对那姐弟，作为一个陌生人，我都打心底里敬重他们，同时更祝福他们。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把那外墙上的瓷砖给贴上的，尽管那房子眼下确实显得简陋了一点，但当贴上了瓷砖的那一天，却必定比邻近的人家要亮丽得多，美观得多，因为，到那时，不但他们家屋子的瓷砖是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传统的舒适感来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