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支行时，行长就是夏行长。
　　 夏行长，名讳立志。北方人，长得高高大大，精精瘦瘦的，脸潮红，顶有点秃，但精神得很。
　　 他是1949年随四野南下的干部，解放鄂南时受了点小伤，加上地方上正需要干部，他就留在了湘鄂赣交界的小城隽水县，县委把他安排到人民银行当行长。
　　 听说要他留下来当地方干部，他死活不肯，一定要随大军南下，他说他的仗还没打够，但党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他只得留下来。
　　 夏行长喜欢喝酒，这是从战场上留下来的毛病。那是把命系在裤腰带的战争年代，时刻都有可能光荣。他说，一开始喝酒完全是为了壮胆，后来慢慢就成了习惯。他随身总带着一个扁扁的军用水壶，那是他的两件宝贝。一只军用水壶，两样宝贝？有没有搞错？错肯定是没有的。一件宝贝是他的那只军用水壶，听说是他打辽沈战役的战利品，地道的美国货，上面刻有一行字：有了快感你就喊。那另一件宝贝呢？呵呵，那就是他军用水壶里的酒。他有事无事总会拿出他的军用水壶，拧开盖，让壶口对着嘴，咕咕几口，喝完还要舔一舔，嘴里还要啧啧几声，这酒就成了他的另外一件宝贝了。
　　 银行的会多，每年要到省里开一次行长会，每次会得开一星期。出发前，他都要办公室主任去县里的酒厂，用塑料酒桶打上十几斤散装大曲酒，带着进省城开会去。会议是不提供酒的，但不反对喝酒。夏行长这时可就成了香饽饽，他把他的军用酒壶一打开，餐厅里就弥漫着好闻的酒香，一些馋酒的行长们就凑到他的饭桌前，他也很大气，和大家分享这一壶酒，一壶不够，又叫办公室主任从塑料酒桶里倒，直喝得大家东倒西歪的，才乐颠颠哼着小曲回到宿舍。
　　 后来银行体制改革，人民银行专司中央银行的职能，将原来人民银行经营的存贷汇业务划归了新成立的工商银行，他被县里安排到了工商银行当行长，大多数原人民银行的员工都随之成了工商银行的一员。我刚大学分配，就到夏行长任职的工商银行当兵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夏行长，窃窃地敲他的门，他的声音很洪亮：“进来！”我轻轻推门进去，见他正坐在沙发上。我对夏行长说：“夏行长好！我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叫王子美。”他听了，对我说：“小王坐，一个男生，怎么起了个女生的名字？”他的话噪得我脸红。
　　 随后他找来一个玻璃杯，拿出那宝贝军用壶，倒了半杯。我盯着他看，不会是给我的吧？
　　 正在我的脑壳飞速旋转时，夏行长已把酒杯递了过来，他真是要我喝酒了。面对夏行长的举动，我不敢对他说我不会喝酒，更不敢把他递过来的酒杯推回去，只得硬着头皮，从他手中接过酒杯。夏行长看到我接过酒杯，没问我喝过酒没？也没问我是否能够喝酒？只是高兴地说：“你小子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连名字也是个女的名字，却喝酒不含糊，敢接我的酒杯。好！好！”说完他用壶碰了我的酒杯，自己头一仰，干了一口。我见他如此，豁了出去，闭着眼睛把他给倒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酒辣得我眼泪直流、咳嗽不止。他笑着说：“你小子不错，再干一个！”我只好把酒杯伸过去，他又给我倒了半杯。最后我是怎么走出他办公室的一概不知，醒来时躺在宿舍的床上，头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天黑咕隆冬的，一看时间凌晨3点，且再也睡不着了。
　　 我被分到了支行办公室，几乎是给夏行长当秘书，这是别人想都想不到了好岗位，有人削尖脑壳钻也未能如愿，却被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占去了，他们眼红得很，但也无可奈何，谁让我是大学生呢？其实，夏行长看中我可不是因为我的学历，而是我是第一个敢接他酒杯的人。后来听说，原先几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夏行长也是这么试他们的，却没有一个敢接他的酒杯。
　　 我是误打误撞，但我却想去学业务，不想在办公室里打杂。我当时的设想是，把银行的业务学精，然后走专业化的路子，成为一名银行家。
　　 情夏行长要去地区出差，办公主任安排我随行。主任专门交待我，什么都可以不带，但酒一定得带。
　　 夏行长看到我像霜打的茄子，说：“小子，怎么了？病了？情绪不高嘛！”我不知那来的勇气，对他说：“夏行长，我不想在办公室干了。”他一怔，望着我嗡声嗡气地说：“小子，不愿意跟我？”我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得到，“不是的，我想去一线学业务。”尽管我的声音像蚊子声，他还是听清楚了，哈哈大笑道：“原来是这个原因，那一线没什么业务，数票子，不是爷们干的。现在我身边差人手，你小子就安心吧！以后有业务做的，再去也不迟！”
　　 去地区的路上，他不时地扭过头来和我说话，不乏慈祥和温情，我有点喜欢这个老头了。
　　 回到行里，我每天早早就来到办公室，将他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开水瓶的开水打得满满的，把桌子上的文件整得整整齐齐。做完这些后，夏行长的洪亮的声音就进了办公室，他笑着对我说：“小子，好勤快啊！今天有什么活动？”我回答道：“为您服务是应该做的。然后我告诉他今天有啥活动。
　　 无论他干什么，我都像尾巴一样尾随着他，同事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夏尾。我们那里的话独特，“夏尾”的读音是“下雨”。县里好多与我们银行打交道的部门的人都喊我“下雨”。夏行长知道这个绰号后，大笑道：“哈哈，小子哎，搞得跟我一个姓了，给我做儿子算了！”他的这句话臊得我面红耳赤，怪不好意思的。
　　 我除了陪他去这里开会、去那里检查、到企业了解生产、赴县直各局沟通外，就在办公室里写些材料、编点简报，业余时间我还进行文学创作。
　　 实际上我非常喜欢文学，当年考大学，父母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整，看到很多的文化人被整得很惨，才没有让我读中文，而读了会计。后来我渐渐喜欢上了会计，可毕业后又没做成会计，反而走上了文字工作岗位。
　　 对于写材料，当时行里一些老笔杆子有一句顺口溜：“前世作了恶，今世来写作。躲也躲不掉，赖也赖不脱。”可我不这么认为，我喜欢写作，写出的材料夏行长很是喜欢，给他递材料时，他总是说：“小子，选你来我身边是选对了，材料写得好，可以免检！”
　　 他的发言，上级行的领导都喜欢听，说他的发言接地气。我把他的讲话回来再一整理，地区行准会作为简报重点推出的。要知道，地区行的简报是不容易上的，一个月也不过一期，一期也不过几篇文章。全地区上十个县，加上地区行二十多个部门都想露脸，谈何容易？但夏行长的发言一年至少登两次。
　　 开银行，找上门贷款的多。这样的事，夏行长一般不管，别人找他，他就让别人去找分管业务的副行长，但凡事也有例外。这不，隽水街的老黎就找到他了，他可是一解放就和夏行长认识的，那时夏行长就在老黎所在的街道驻点，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只不过老黎还是一个刚中学毕业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而夏行长有二十好几了。两个人都是干事的拼命三郎，脾气也对路，年龄差别大点，但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忘年交。
　　 老黎来了，我连忙给他端茶到水，引到夏行长办公室。夏行长见老黎来了，连忙起身，说：“老朋友，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来，来，喝杯酒！”说着就从军用壶里倒出一杯酒，老黎也不含糊，接过来，和夏行长碰了一下，头一仰，一杯见底。喝完酒，他俩就说正事，我带上门就在外间候着。
　　 原来老黎是来找夏行长要贷款的。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火如荼，老黎也坐不住了，他带领街道的十七个闲得没事做的婆婆办起了一家砂布厂，因为国家大搞建设，砂布的市场前景广阔得很，厂房是现成的，用原来街办作坊就是，现在就差资金，要进几台设备。老黎给夏行长描绘得很美好，夏行长听了频频点头，对老黎说：“你是知道的，我不管信贷这一块，怎么不去找分管业务的副行长？”老黎一听，气不打一处出，说：“老夏，我知道你不管，也去找了那位副行长，他说不符合政策，不给贷。”夏行长说：“老黎，你莫激动，我给副行长说下。”他就让我去请副行长上楼来。
　　 我立马去楼下请来了副行长，副行长一到夏行长办公室，见到老黎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夏行长对副行长说：“老黎来了，他是带领街道一起发家致富的，要支持啊！”副行长说：“夏行长，对乡镇企业肯定要支持，但老黎他们的街办厂没有抵押物，怕是贷出去要打水漂的。”老黎听了副行长这么说，马上反驳：“我还没开张，你咋这样咒我？”副行长说：“在我这里反正不行，你硬要搞，那就请夏行长担保，签字画押，我就贷！”
　　 皮球踢到夏行长那了，夏行长对副行长说：“呵呵，要我签字画押都没问题，但不是这样一个搞法哟！你们都不激动，要不这样，你带队去市场考察一下，回来再定，怎么样？”副行长听夏行长这么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老黎则巴不得，他本来就请了副行长去考察，副行长就是不答应。现在夏行长发话了，他就不得不听。
　　 副行长很快就带信贷人员和老黎他们出去考察了一圈，外面的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砂布的市场行情持续看涨。副行长不得不佩服老黎的眼光，回来和夏行长汇报后，就同意给老黎他们贷款，额度还不少，一次就是500万元。夏行长问副行长：“还要不要我签字画押？”副行长挠了挠头，说：“不要了。”老黎拿到贷款立即把机器买回来，机器一响，黄金万两，砂布厂一下子就成了县里的纳税大户。
　　 不要以为夏行长是那种可以随便和稀泥、好说话的人，他坚持原则起来，连天王老子都不怕。
　　 改革开放初，地委书记来隽水县视察，县里领导汇报时，夏行长也在座。当汇报到该县独特生猪品种“两头乌”的存栏量时，总书记很感兴趣，说：“隽水县要大力发展‘两头乌’生猪事业，规模要达到百万头，还要配套建设饲料厂，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当时，县里的领导很兴奋，当场表示，坚决落实书记的指示精神，为全县人民造福祉。夏行长听了，眉头一皱，听这样的大话，人是会血脉喷张的，但不现实啊。
　　 地委书记走后，县里立即开会研究，经过几天几夜的讨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反对的声音太弱。县里最后形成决定，落实书记指示要求，建设百万头的“两头乌”生猪养殖厂，同时配套建设万吨饲料厂，可缺少的就是钱。县里要求工商银行提供相应的全部贷款。夏行长发言时，他认为隽水县要发展百万头生猪是不现实的，全县仅有二十几万人，百万头猪怎么养？养了怎么卖？卖不完又怎么办？要知道，当时交通极不便，冷冻跟不上，深加工又办不到，而且隽水及周边各县的传统是家家户户都养猪，你一下子增加上百万的生猪存栏数，将来一定是一个灾难。工商银行是不会提供这个贷款的，希望县领导三思。
　　 县领导听了夏行长的发言很不高兴，还拍了桌子，给夏行长扣了一顶不执行指示的帽子，但夏行长却不管这些，也拍了桌子，对县领导说：“原则的问题，我是一点也不会让步的！”说完夹着公文包就走了。
　　 回行的路上，他一个劲地跟我说：“狗日的，简直是乱弹琴，大跃进的教训还不深刻？”跟了夏行长那么久，我还是第一次听他骂人。到行里后，他连忙召开行长办公会，将县里提出的要求和他的态度和盘托出，让大家发表意见。大家通过仔细算账，也认为县里的决策是拍脑袋的行为，如果贷款，百分之百收不回，一致同意不提供贷款，但也有的同志担心，不听县里的，以后的事恐怕难办，因为当时银行是双重管理，上级行也管，地方政府也管。夏行长何尝不知？
　　 县里很恼火，但夏行长是南下干部，资格摆在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县里只得把他告到了地区行，地区行听了后很重视，召集专家专门研究隽水县里的要求。专家们通过分析认为，夏行长是对的，一致同意他的观点，这个贷款贷不得。当县里的领导得知工商银行高层的意见后，也没辙，最后只好向其他几家银行融资，两万养殖厂和饲料厂还是要建，贷了上千万的贷款，后来果然如夏行长所料，经济不景气，投资巨大，银根收紧，两个厂都成了半拉子工程。其它几家融了资的银行叫苦不迭，贷款都成了不良贷款。
　　 夏行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杯酒，示意让我坐下。他呷了一口酒，我端着酒杯没喝，他也没劝我。我问道：“夏行长，找我有事？”他清了清嗓子，说：“小子，你跟我也有两三年了吧？有什么想法没有？”
　　 说实在的，我在夏行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其它地方学不到的东西，他有军人的敏锐，有农民的质朴，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有银行家的精明。我望着他说：“快三年了，没什么想法啊，跟着您挺好的！”他笑了笑，说：“年轻人，要有些想法啊，你当年不是说想去一线吗？”我老老实实地说：“那是当初的想法，现在我不想了，就想在您身边。”夏行长哈哈大笑说：“实在，知道吗？我就喜欢你的实在！”我不好意思地傻笑了下，还是没搞清楚他今天葫芦里卖的么药？他又呷了一口酒，对我说：“我想让你当办公室主任。”猛听他这么说，我有点懵，从来没想过的。我一不是党员，工作也只两年多，副主任还没当呢，怎么一下子就跳到主任位置了？我没有马上回答他，他问：“怎么样？”看来他主意已定，我站起身说：“听您的安排，只要在您身边就行！可我不是党员啊！”他说：“好，那就这样，你先不要到外面说。入党申请书写了么？”我说：“我是不会出去说的，申请书没有写呢。”“那赶紧写份申请书，交给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