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住在微山湖畔。那是个小村庄，庄后是一条新河，庄西头是一条老河，老河向东北方延伸，新河有点偏东南走向。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夹角河套，村子就处在夹角里，因此小村就叫河套村。
　　 小村不大，自然散落着百十户人家。儿时记忆中的村庄，多是土砌草房，偶有几家青砖瓦房也都是以前大户人家遗留下来的。有的做了小学校舍，有的成了村部办公之地。一般人家是没有院墙的，简陋的房子前面有两个不大的木制小窗，上下糊些纸张。一般主房前面都有一片自留地，有的种些刺槐，有的种上几株桃树、杏树。也有的夹上篱笆种些油菜等作物。每到春天来临到小麦收割前夕，整个小村沉浸在花的海洋里。桃花开、杏花败，黄油油的油菜迎春来，槐花笑脸香飘外。在往后，小村就在盈盈的柳絮里迎来了麦收季节。
　　 夏至，傍黑时节，男人便钻进河里摸鱼。嘴里叼着柳条，老手不大会便捉上一大串。女人也会在固定的水域，穿着汗衫擦洗身子。偶有不大的男孩撞入禁区，便惹来一大帮老娘们的嘻戏。
　　 临睡，男人把汗烟袋缠好，拐弯进了茅房，便有那哗哗的声音传出。不大工夫便窸窸窣窣地走进里屋，看看己经熟睡的孩子，狡黠地一笑，噗地吹灭油灯，溜进被窝，一双手便被另一只手温柔地捉住。隐隐的轻声对语和压抑的喘息声揉在一起，一股脑儿全都揉进梦乡。淡淡的月光从窗户倾泻进来，摇曳的树影把月光揉得稀碎。喧嚣了一天的村庄，总算宁静下来。夜半时分，一声凄厉的鸡叫声划破寂静的村庄；狗也被惊醒，汪！汪！地附和着。“一定是黄鼠狼偷鸡！”男人骂骂咧咧地下床开门，儿子吓得缩进女人怀里。稍倾，男人便提着一个少了头的鸡身叹气！
　　 天刚放亮，女人趿拉双鞋在院子里忙着生火做饭，潮气重浓浓的烟雾顺着没门的锅屋，轻柔柔地飘散开来。昨夜被惊吓的鸡扑愣愣地扑打着翅膀，伸着懒腰，“咕！咕！咕！”地叫着，像是诉说着咋晚那场惊魂的遭遇。不一会，那只没头的鸡，便会被女人收拾好，放在坛子里撒上厚厚的盐，以备后用。
　　 盛夏时节，翠绿的田野被阳光烤得像蒸笼，蝉嘶鸣地叫着。老河的水并不多深，那两岸的柳树婀娜多姿。河两边斜坡上种着密密匝匝的柳条儿，有的枝头斜伸到水面上，几乎把这不甚宽的水面掩盖，只剩下中间一溜水面。一些水鸟合鸣着像是在求偶。一只青蛙噗地一声跳进水里，惹得鸟儿一阵惊悚，瞬间打破一湾宁静。
　　 若顺着新河坐机动小船，大约半个多点便能到微山县城。倘若骑自行车走大道过拦湖大坝，要近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所以我小时候去姑姑家大都坐机动小船去。小船两边有玻璃窗口。随着“隆！隆！”的机器声，那颤悠悠的小船拉着我童年的幸福往返水陆之间。当船行至岸边，便能看到那三五只敞口小木船在水岸边穿行。其间有渔民举着亮闪闪的多勾鱼叉在叉鱼，那神奇的鱼叉在鱼民手上潇洒地一挥、一扎，便有一条鱼儿在叉上痛苦地翻腾着。
　　 姑姑家住在小南湖的西面，庄北便是高高地拦水土堆。登上土堆极目远眺，便能看到零星的水面。微山湖分为南湖和北湖，中间有二级坝拦着。北湖和南湖落差有十几米，若从拦湖坝向北望，一片水泽迷雾茫茫。若向南望只有零星的河道横竖相交。主河道船帆点点，芦苇片片，荷花相咉其间，盛夏的微山湖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呵护着这片唯美的世界。姑姑家院里搭一个敞口棚子，里面有一口大大的铁锅，是下粉条用的。姑父每天会撑船几公里到一些渔民那儿卖粉条，说是卖，其实就是给他们兑换些鱼产品。
　　 那锅白天静静地躺在那儿。不时的有些雀儿在上面捣鼓什么，细细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来回瞅你，你手一挥它们便轰扡飞去。夜刚擦黑，棚上面便挂了一盏刺眼的气灯。那灯芯是用气吹起来的，像一只瘦长的白鸡蛋。那时的村落，家中没什么电器之类的东西。小院被围得满满的，不大一会锅里那水沸腾起来，便有一位撑瓢师傅，手里举着大大的水瓢，水瓢下面是用钻头钻了许多圆眼；师傅另一只手在水瓢上，砰！砰！地敲击那圆眼便泻出上粗下细的粉条；师傅高高举起的手来回在锅上转圈，少倾，他一只手便熟练地在瓢下一收，一锅粉条便下成功。此时有一人用长长的木筷子把粉条捞起，挂在早己准备好的绳条之上。有时那断在锅里的粉条被姑父捞起，姑姑便会用碗盛满，倒上酱油让我吃。那滑溜溜的粉条用嘴一吸，便哧溜溜地滑进肚里，是一种绝妙滋味。姑姑家的粉条，我没少吃。那是我童年的一抹记忆。
　　 姑姑家有一双儿女，表哥比我大一岁叫柱子，表妹比我小一岁叫小花。小花圆圆的脸蛋像熟透的苹果，扎着两条小辨子，她经常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我俩都不喜带她。姑姑便哄我说：“小树最乖了，带妹妹玩姑姑给你买糖吃。”
　　 初秋，湖畔的芦苇摇曳着绒绒的芦花，一眼望不到头。柱子便领我在芦苇丛中寻找野鸭蛋。每次都会收获颇丰。我俩便把野鸭蛋用胶泥糊住，在火里烧拷。有时我们迫不及待地剥开吃，那蛋黄还没凝固，我们被烫得直跺脚。每次回家姑姑便会用小布兜给我装一兜野鸭蛋。母亲便把它们用坛子腌上，以备农忙之用。
　　 初冬，天气转凉。爷爷喜欢坐在躺椅上晒太阳。他咪着混浊的眼睛，懒懒地打着哈欠，悠闲地唱着那老掉牙的曲目。有时拖着长长的尾音喊我给他上烟丝，我便跪在他跟前用小手给他捣鼓满满地一烟锅。他那枯竭的双手极尽温柔地抚摸着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在躺椅上猛吸一口，那蓝盈盈的烟圈在他眼前散开。在我看来，他像极了电影里的地主老财。
　　 临近年关，农家喂了多半年的肥猪，被赶出猪圈；它们颤悠悠地渡着方步，极尽憨态。几个大劳力，麻利地把它摁在案板上，此时它才会扯着大嗓门，张着嘴“嗷！嗷！”地嚎叫！但为时已晚。那屠夫拿着铮亮的尖刀凶残地捅进它的心脏。我们小孩便吓得捂住双眼，随着微弱地“哼！哼！”声停止，不大一会那整个猪便会刮得雪白雪白，四脚朝天地躺在案板上。有时我们这些小男孩，便会拿上猪蹄夹，放上猪油晚上点灯玩耍。
　　 我父亲在镇医院上班，吃公家粮在当时很让人羡慕的。每年暑假，柱子，和小花也会到我们家待上一段时间。每到集场，父亲便会给我一个五分硬币，让我带小花及柱子买吃的。集上人很多，我们穿行其间。当时那五分钱，能买一个香喷喷的大肉包，还能买五颗大白兔奶糖。买包子三个人没法分，买糖我不赞成，因为糖在我眼里不稀罕。最后我们买了一小块西瓜，用小刀分了三小瓣，那是当时极尽奢华的零食了！
　　 那时公社广播里天天在唱《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父亲休班时，他便在医院宿舍前的树下拉二胡，有时他让我站立着，学着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那年我六岁，也不认生，就像电影里一样，拉着架式，极尽认真。往往把医院的叔叔阿姨逗得哈哈大笑。有的阿姨便抱着我的脸亲一下，塞我一颗糖块，或一块饼干。我便甜甜地说“谢谢阿姨”。阿姨便会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小不点，真可爱！”
　　 那时公社经常有戏班子演出，我们三人便溜进会堂看戏。检票的叔叔认识父亲，每次我们三个小家伙便会轻易地混进会堂。随着“啌呛啌呛”的锣鼓声后，台上便有人“吚吚呀呀”地唱革命样板戏。我们不懂这些，便会溜到后台，看他们化妆。那长长的胡须挂在墙上，还有大刀、长茅、一字排在那儿，煞是好看。我们趁他们不注意便会拿着玩耍。由此我那时心里想，长大了我也去演戏。
　　 那几年，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时兴扎长辫，乌黑乌黑的，上面系着红绸绳，学喜儿，学李铁梅，辫子一甩一甩的，我很是羡慕，回家便让母亲也给我扎红头绳。母亲便笑着拍我屁股说“你是小男孩，应该学潘冬子。”
　　 那时我们喜欢看“地道战”。春节前后我们便在路边挖个小坑，学“地雷战”里面一样放上大便，埋上一颗大炮仗接一个长长的引线，点上之后我们便跑开。炸开的粪便有时会溅到不经意路过的大人身上。他便会:“嗷！嗷！”地骂着追赶我们，我们便一哄而散，“吃！吃！”地偷笑。
　　 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学会抽烟后，他们也经常做些恶作剧。我记得有一个徐州下放到我们那里的知青。他瞎一只眼，我们都叫他瞎老李。队长让他看庄稼，我们这些小顽皮，喜欢偷些地瓜、玉米烤着吃，被他抓到过许多次。为此我们还被队长罚了工分。所以我们几个想整他一下，我们把香烟掏空，放进一个小炮仗，然后再仔细地封好，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他欣喜地接过点上，不大会儿便传来“唉呀”一声！为此我们还挨了大人的一顿揍。
　　 细数岁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伴大都远离家乡，在外拼搏着一份理想。再回首，寻觅这份清纯的记忆，那些牵拽着我们怀思的初萌时光，我想岁月不会把它抹平。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一瞬也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流动着一湾晶莹。
　　 这些年，村里新盖的楼房，一栋比一栋漂亮，整整齐齐错落有至。一些废弃的旧房有的是残垣断壁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四周野草萧萧。村里很难见到年青人，大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聚在一起弄不清每天都唠些什么？有些曾经健硕的中年人也被病痛折磨得神情漠然，有时路过他们院前，打声招呼都是“唔，唔”地望着你，眼里流露的是一种忧郁和渴望。那都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也不知现在得这种病的人咋这么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河己被填得只剩下一点伦廓。那些树木早已不见踪影。新河北岸是一排排简易的棚舍，里面饲养着猪鸭。臭哄哄的猪粪味让初入此处的人掩鼻而过。曾经绿油油的田里，散落着零星的几片秃地，是那样不协调。河里的水一股腥臭味，那清亮亮的河水不知去了哪里？
　　 那个承载着我美好记忆的故乡，为什么失去了我们怀念的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