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挖掘出语言这一有异于植物与动物的功能之后（虽然人类同样属于动物，却又不同于其他动物），语言总是不断趋向于死亡，或者干脆步入死亡的虚空，或者峰回路转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后再次展现其无穷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否认《论语》、《诗经》与《楚辞》的古老，但是同样没有人能够真正诵读出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古音，因为所谓原汁原味的古汉语早就湮没于时光隧道的尽头，转化为连继承者自己都觉察不到的方言，闽南语，客家话，或者某种更加细碎、更加珍稀的次方言。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他们都是衣冠楚楚、讲究礼仪的贵胄，毕竟在那个时代平民与奴隶是不可能也没机会读写的。刻在竹简上的文字总带着若干挥之不去的语气助词，之乎者也，或者句读间总是离不开一个停滞半空、拖曳着尾巴的兮字。如果现在我们当中谁还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语气助词，那无异是桩很奇怪的事情，不是遭遇到挫折、只知怀古的傻子，就是读书读多了，读傻了，脑子锈道了。尽管如此，我们谁都不能否认孔子和屈原属于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源头之一，虽然在此之前文明与文化就已经出现，二十四节气是最直观的证明，但那些都还是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却悄然步入了绽放与成熟，儒家的仁爱，儒家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就是在那段时期形成的，还有读书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般无法阻挡的倔强，进而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天悯人般的责任。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语言成为责任自古就有，语言的死亡与新生亦如此，李白时代的语言和曹雪芹时代的语言迥然不同，曹雪芹时代的语言又和现在大相径庭，否则这社会就没有了进步。
　　 如同硬币总有两个面，语言既在不断死掉，又在不断新生，最典型的例子同样发生在春秋。当语言成为谎言的噪音，语言就步入了无法规避的死亡瞬间，成为窒息生者的坟墓，包裹死者的尸衣，而非上下求索、空乏其身的责任。据说生有四只眼睛的史皇氏仓颉造字时，‘作书而天雨粟，鬼神哭’，从此人摆脱了动物的桎梏，不再结绳记事，不再赤身露体，悄然开启了文明之声，开始在兽骨与竹简上记载时间，虽然直到现在动物与人真正的本质仍然密不可分，两者的本能直觉和形体皆相差无几，分子结构都是碳水化合物，或者说人就是利用动物的身体支撑着自己的智慧与智力。这时的文字大概是没有谎言的，也不屑于说谎，毕竟文字是神圣的，或者是由神赋予的力量，掌握文字是通神晓鬼的巫师阶层，有些贵族，特别是并不富裕的小贵族也不见得识文断字。后来，光阴漫漫，转瞬就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太史辛有的后裔董狐于史策上直书：赵盾弑其君。又有齐之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三兄弟为秉笔直书而被谋杀国君的崔杼接连斩杀的故事。这时候的语言还继续耿直地存活着，成为史官笔下不可替代的载体，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所以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才有了一篇‘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同样，春秋笔墨成为语言死亡的明证之一，成为一个谎言浸入文字的重要标志，关于‘晋师虞师灭夏阳’这段话是否属于史实至今依旧为一桩历史疑案，尤其当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为前朝盖棺定论时尤甚如此，审视满人修订的二百七十六年大明历史，帝国遍布昏君愚臣，甚至就连苟安残喘、偏安一隅的南明也如此，被粉饰一新的《清史稿》如是曰：“鲁王久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直到1959年炸山开路的金门农民炸开了消逝已久的鲁王墓，才偶然还了郑成功一个清白，后人才知晓鲁王朱以海原来是因哮喘病而亡，而非满人精心制造的谎言，但此时已晚，彼时强加于身的污点早就盛传于世，成为郑氏说不明道不白的扑朔迷离，归类于被千夫所指的弑君贰臣。鲁王之死的扑朔迷离从侧面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谎言虽非满清独创却在满清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且无情阉割了读书人的傲骨，甚至后人应该质疑所谓的康乾盛世，读读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央帝国的轶事，就知道当时大清高高在上的固步自封与外强中干，以及百姓的贫困，官吏的颟顸。
　　 许是中国人尊重老祖宗的缘故，即便不识字的老太婆也会珍惜纸张与文字，尤其是从民国走过来的老人家，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拾起写满字的纸张，抚平，放好，在他们的心目中代表语言的文字是神圣的，是永远不会死掉的。但是，这群质朴可爱的老人家并没有想到过，其实有些语言是能够死掉的，而且会死透，连带着活人也跟着窒息死去。如今，没有谁能够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究竟是不是事实，抑或这位千古一帝不过想要用暴力强行止住春风野火般的谎言，毕竟语言的力量要比肉体上的杀戮更可怕，我们后人也由此从中得出一个不容辩驳的真理：即便是万人之上的君主面对活着的文字也深感骇然，所以才会限制民间，控制言论，修饰真相，才会兴起文字狱，以防其演绎为汹汹猛兽威胁皇权，所以诸多的古书才会不见天日，比如亡佚于宋的《竹书纪年》，至于它的重现，不过缘由盗墓者的一个偶然，它无情打破了儒家所宣扬的礼仪之邦的神话，使流传千古的语言突然堕入死亡，所以才会有人以讹传讹地假借胡适先生的名义广而告之曰，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所以到了近代之后各个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才会竭力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试图延续语言的活力，将自己精心设计成为高屋建瓴的牧羊人，比如纳粹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比如操纵在秘密资本力量之下左右国际政治趋势的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社，以及其麾下不断摇旗呐喊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福布斯》和BBC与CCN，他们利用谎言来煽动了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制造了死亡与难民。将政治影响力渗入语言的始作俑者并非戈培尔，亦非西方四大通讯社，然而却在这些人与这些机构手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队冒充波军的德国党卫军在格莱维茨电台的疯狂辱骂足可以令白色方案顺利执行，足可以覆灭掉一个狂妄的可以击败伟大战士布琼尼的波兰帝国；拉姆斯菲尔德吱吱唔唔的绕口令和鲍威尔手里堪称现代版指鹿为马的一瓶洗衣粉足可以推翻一国的合法政权，审判别国合法选举出来的国家领袖，仓促地令萨达姆于死地，特雷莎.梅和中情局的宠儿白头盔的一系列摆拍同样可以令沙文主义者们嗜血的战机与夺人性命的导弹凌驾于叙利亚的上空，特朗普的白磷弹却成为一种视而不见，至于鸠占鹊巢的美洲和澳洲，被残忍地剥掉头皮成批屠杀的印弟安人和被归于动物群体成为猎杀对象的澳洲土著，乃至丑陋的排华法案也早就成为普世价值之外的遗忘，这种遗忘甚至延续进斗士马克.吐温和歌者惠特曼的骨髓，甚至渗入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血液，流淌进以悲天悯人著称的德莱塞的眼眶。古今中外，无论哪一国哪一朝，语言一旦成为谎言就会堕入虚无，步入腐烂与死亡，再不受凡人的敬畏，转而声名狼藉。
　　 客观来讲，卡夫卡的《审判》，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甚至包括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都应归于死掉了的语言，而非西方掌控学术的学阀口中一边倒的伟大杰作，虽然以上所述的大师们并非刻意将现实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幻想基石之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早之前的《搜神志》和《山海经》，但后者们尚没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尚未出现麦卡锡和斯大林，甚至尚未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希特勒和拿破仑，而仅仅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应该向那位赫赫有名的假贵族巴尔扎克致敬，毕竟这位构筑了气势磅礴的《人间喜剧》的作家公开宣称自己是位保皇党人，而非扭扭捏捏地扯过一纸印有自由民主的鲁缟般的遮羞布遮掩自己的丑陋。极权主义、民主制度和乌托邦究竟是谁给下的定义与区分，民主制度就真的民主、真的完美吗，抑或仅仅是一个口号，仅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操作，一幅精心打造的宣传品，一则掩耳盗铃般皇帝新装的故事，抑或一个廉价的借口？据某家自称公平公正的中立国际组织调查（它的正常运转资金又来自何方，这同样是一个疑问），利比亚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后卡扎菲时代的幸福指数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中国，国王掌控权利的沙特同样要比中国民主，得出如此结论难道不是一种荒谬吗？但偏偏有人就是执意坚持这样的荒谬，哪怕大多数选民将更荒谬的特朗普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哪怕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这位充满算计、锱铢必较的商人，哪怕美国从此不再辉煌，开始步入衰落，犹如失去日不落帝国尊号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二十世纪以降全世界就已经笼罩在强势的西方语境环境下，人权成为一件武器，而非真正的悲天悯人，毕竟种族歧视是西方的专利，林奈和布鲁门巴哈无论以何种方式划分人种，骨子里都含有一种诉诸语言之外的偏见，他们将褒义词归于自己的种族，白种人，却把贬义词推给了黄种人和黑种人，就像欧洲从不存在黑暗的中世纪一样。当然，不可否认自1840年开始东方就已经步入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围绕着十三位帝王的颟顸的满人执政群体们虽擅长开辟疆土，将蒙古与新疆这两份嫁妆带给中央帝国，却利用编撰《四库全书》的时机将语言打入牢狱，致使语言无限接近于死亡，被阉割掉的不仅仅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红楼梦》，还有数不胜数的古籍圣典，以及文明的发展动力与文化的开拓勇气，从此一个原本历史悠久的民族整体被浸在暗无天日的酱缸时，久而久之成为了井底之蛙。于是，自然而然语言也随之步入了另一次死亡周期，这种周期自从苏美尔楔形文字出现后，就一直存在，存在于物质之上，也存在于灵魂与精神之上，如同神的灵运行于水上。
　　 无疑，1924年前后的广州是当时中国的焦点，那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之初，是人类文明史及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一个质朴无邪的阶段，语言也因此得到滋养获得新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澎湃着无数热血民众的激情，打倒军阀和打倒列强这两句口号掀开了统一的热潮，开启了气势恢宏的北伐战争。那是一汩新鲜的潮流，即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时的语言也是鲜活有力的，民族、民权、民生，不能不说这三个永不褪色的核心词汇很契合时代，成为当时的最强音，乃至延续至今，存活至今，成为无数热血国民澎湃于心的憧憬，百余年间无数骚客文人置身其中尽展各自的才华与非凡，从《女神》、《雷雨》，一路到《大堰河，我的保姆》、《骆驼祥子》和振聋发聩的《义勇军进行曲》，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上下而求索，以不同的方式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梦想，为了不断绵延下去的子子孙孙四处奔走，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如果不是1927年长沙的‘马日事变’和上海的‘四.一二政变’点燃了血腥的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华民族建设富强与美好国家的梦想也许会提前几十年实现，更不会有长达十三年被侵略与被蹂躏的屈辱历史。但是历史没有也不可以假设，否则语言也不会继续不断死去，又不断新生。从此以后，民族，民权和民生这三个词汇，这组语言却经久不衰地继续存在下去，成为汉语语言的长青树，成为一粒粒不断播洒的种子，也成为一个古老民族涅槃重生后不断开绽的核心内容，哪怕是破四旧除封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曾使之被摧毁掉，而仅仅是冬眠了一阵子。
　　 从人文角度来看，过多注入政治内容与充满个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文明的退步，虽然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种种黑暗尚不足以媲美于中世纪的欧洲，还不至于那样野蛮与无知，但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中世纪欧洲猎杀女巫与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一样可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持续的时间也更久，造成的创伤也更严重，其间独创了种种超乎人类想象的罪名，发明的许多酷刑更加不忍卒读，例如魔女之楔、开花梨、邪教尖叉和水刑，伪善的基督教徒们手捧着《圣经》，口口声声说着博爱，说着太初有道，划着十字，却毫不手软地把人类野蛮与畸形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毫不怜惜地将人类原本纯朴的一面敲击粉碎，裸露出血淋淋的伤口，使得整个社会步入庞大而无解的寒蝉凄切之中，然而基督徒却继续大言不惭地利用语言的修辞美化着基督精神，继续甘当牧羊人和走失又回头的羔羊，这未免也太滑稽可笑了，却俨然演绎为西方世界口是心非的传统，演绎为严人宽已的双重标准。在中世纪泥淖般黑暗面前，无论从时间的跨度，还是残酷的强度，历经十年磨难的文化大革命显然都是个昙花一现不可言说的民族之殇，都是一个揭开就痛的伤疤，但其影响同样深远，因为它同样摧毁了原本延续了千年的文明精髓，将国民质朴善良的天性染扭曲，从此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斗争和相互提防，悄然湮没了良知，哪怕是抬头便见的邻里与血浓于水的至亲。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不仅阻碍了文明的进步，还将原来正恢复健康的文明倒拖回黑暗潮湿的洞穴，致使文明生长出细思极恐的霉斑病变。那个时代咬牙切齿般的语言俨然已经超越了死亡，堕落为死亡的灰烬，消散于空气里，不会再卷土重来。文革时期的语言总是僵硬的口号大于多姿的文采，且悄然延续，影响至今，漫天遍地的标语实际作用往往流于形式，成为伪装，成为装腔作势，成为口诛笔伐，语言成为了挥舞在半空又着实砸在肉体上的大棒，成为夺人灵魂的钝刀，将一切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将一切反对派的狗头砸烂，令无数匍匐膜拜的卑微者更加卑微，谎言成为真理，真理坠入虚无。如果说文学是从什么时候死掉的，那就是从半个世纪之前的彼时，从掀起恐怖的个人崇拜的那一时刻开始，语言随之腐朽，糜烂，这未免太可悲了。所幸那仅仅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所幸那早已成为了历史帷幕后面的往事，满是尖锐的口号与标语早就死掉了，腐烂掉了，它们只能欺骗身陷那个时代的人。如今，除了那些埋头于旧纸堆中的学者，或者从时光深邃处一步步走过来的经历者，鲜少有人，特别鲜少有年轻人知晓已经尘封进历史博物馆里的文革语言了，更看不到一部能够表现那段畸形历史的巨作，甚至至此之后，仅就汉语文学来说，就不曾涌现出伟大的语言类作品，即便偶尔出现一两位不失才华的作家，也都急功近利，渴望名声，试图削尖脑袋挤进所谓体制内外的功利圈里，忙着应酬与交际，从而流于平庸。
　　 换个某种不带偏见的视角，我们这些拥有了电脑和手机的当代人并不比距今三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更文明。山顶洞人住在自然洞穴里，利用火来生活，烧熟食物，抵御寒冷和野兽，或许还可以根据鸟兽足迹来辨识猎物，可以根据同类嘶叫的语言判定敌友，协同狩猎，而他们的语言并不存在谎言，也不存在死亡。我们生活在人造洞穴里，生活在城市的丛林里，利用电与煤气来生活，烧熟食物，抵御寒冷和野兽，根据键盘与鼠标敲击下的语言来寻找慰藉，逃避无法逃避的孤独与宿命。历史上，语言做为文明的载体原本应该被标记为纯洁，却在一桩又一桩的事实中不断被谎言矫诏与污染，不断被如潮的谎言窒息。谎言其实就是语言的癌，终究有一天会被摧毁，步入沉寂与死亡。谎言势必会被赤裸裸的真实清洗，无论是手持洗衣粉的政客，还是道貌岸然的伪公知，虽然如今再没有也不可能有巴尔扎克般的大师利用滔滔不绝的语言对剧烈变革期的法兰西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描绘，再也不可能有曹雪芹般的观察者用绮丽多姿的语言对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绵长的人类史，能够建功立业于世界文学史的，西方有一个巴尔扎克就足够了，东方有一个曹雪芹就足够了，无需再出来第三个与第四个，否则对于博大精深的人类语言来说，未免有暴殄天物之嫌。
　　
　　 ——2018年9月15日于绥芬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