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那头老叫驴，的确是老了，瘦骨嶙峋。自从土地荒芜后，它也轻松了许多，不再拉犁，不再驮粮食，不再往山上驮粪，也不再没黑没明地在逼仄的磨道里推磨，就连上一趟街道，主人都嫌它不雅观，更不要说让它迎娶新娘子了。
　　 连它自己都觉得自卑，没有很痛快地打个响鼻，尥个蹄子，或者在地上打滚，它怕主人烦它，一生气卖给屠宰场，成了街道那些油头肥脑人的下酒菜。
　　 北方的冬天快要到了，原野里玉米杆大片大片地摊在田里。驴慢悠悠地踱到附近的田地里，低着头，费力地卷起玉米叶往嘴里送，喉结蠕动着，吃力的下咽。因为它知道只有吃饱了，肚子里有食，身体才有能量和温度让它捱过冬天。
　　 它很清楚，它的主人，那个被村里人叫了几十年“老倔头”的葛老汉，也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他的脾气还那么倔，但已经开始向生活低头了。自从老伴前年走后，他明显老了。虽然远在上海的儿子，会不时地汇钱给他，但葛老汉始终穿着那身已经发白的老棉袄，驼着腰，拄着一根满是疙瘩的拐杖，在房前屋后转悠，有时也会摸摸驴的脖子，无奈地出一口长气，自言自语地嘟囔一些它听不懂的话。两个相互折磨了十几年的老伙计，都衰老成一片叶子，说不定那阵风，会把他们刮走，不剩一丝痕迹。
　　 它清楚地记得，葛老汉是在十年前在集市上花400多元买来的，回来时葛老汉还在它的头上栓了一绺红绸子。那时它还是头不到1岁的小毛驴，喜欢奔跑，跳跃，撒欢，是葛老汉用鞭子和黄豆把它调教成一头会驮能拉的劳动能手，然后就是和葛老汉没黑没明的熬光景。葛老汉做了一手好豆腐，十里八乡都知道葛老汉的名号，据说后来有一家大酒店每天都会派专车来拉他的豆腐。他做得豆腐劲道、清香、滑润，曾经也有人要把这一绝活申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但葛老汉却不愿意用机械磨豆子，非要让它拉石磨，一点一点的磨，慢慢的用火熬，一次一次地用箩筐过，虽然葛老汉的豆腐很畅销，也让葛老汉赚了很多钱，但这些钱都补贴给远在上海的儿子还了房贷，可能这也是葛老汉的宿命。
　　 葛老汉的荣耀，是建立在这头老叫驴的痛苦之上，被蒙着眼睛在磨道里没日没夜的转悠，把一个叫驴最值得炫耀的青春，都消耗在这个磨道里，尤其让它记恨的是，葛老汉竟然让它品尝了一次男女苟且之事的欢愉后，就残忍地，毫无人性地剥夺了一头叫驴的本性，把它的一生都消耗在暗无天日的磨道里，没完没了，没日没夜的围着磨盘转，也不知都绕了地球多少圈，为葛老汉磨豆浆赚钱，直到它筋疲力尽，骨瘦如柴。为此，它尥蹄子，在磨道里排泄粪便，偷吃石磨上的豆浆，可这些都招致葛老汉的毒打，硬生生地把它的驴性扼杀在不到两平方米的磨道里。
　　 多年来，走出磨道成了驴子心底最为强烈的愿望。它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像那些广阔的山坡、草地和山涧的清泉，想像着和那头漂亮的小母驴相互摩挲着脖子，嬉戏在撒满阳光的草坡上，想像着陶醉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
　　 可这一天真正的到来时，它却感觉不到一丝快乐，反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和悲怆，它知道它的命运就是被人差遣，无休止的劳作，这是它存在价值所在和宿命所在，当它完成这些使命后，等待它的就是衰老和死亡。
　　 它知道，方圆几十里再也没有驴了，那个曾经摩挲过它脖子的花母驴，早就成了城里人桌上的菜肴，并且通过人的肠胃消化，通过下水道通过河流，去了东边的大海。
　　 它在那间破旧、充满尿骚味的马厩里凄凉地过着晚年，没人记起它，嚼着主人每早遛弯时顺手割下的青草，它已经没有坚硬的牙齿咬那些香甜干脆的黄豆，更没力气去旷野里奔跑撒野，偶尔抬头望望西边的残阳，浑浊的眼眶顿时变得血红。沮丧、愤怒渐渐从尾部升起，穿过刀背一样的脊梁，直达两只修长的耳朵，一直在苦难的暗夜里踽踽独行的它仰起高贵的头颅对天长啸，声震广袤的大地，浸淫着久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