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难得发电影票，我争取了两张，准备携夫人一起看，可她觉得看电影不够“嗨皮”，临了打退堂鼓，与同学喝酒去了。我依然兴致不减，毕竟屈指算来，肥西影剧院已快四十年没有涉足了，四十年哪！也该进去看一场电影了，不是吗？然而，老婆是对的。当晚天冷，现场稀稀落落的一些老年观众、陈旧简陋的设施、不忍目睹的神剧、板凳冰凉心也凉……印象中那么美好的肥西影剧院哪！不待电影放完，我败兴而归。
　　 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儿时看电影的情形绝非如此。最初的印象是上派一小操场上的露天电影，就像宋丹丹说的那样，“好家伙！那场面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那时太小，母亲怕我被人踩着，只允许我站在教室里的课桌上，隔着窗栅栏看。外面操场上人头攒动，银幕不时被遮住，急得我在课桌上“咚咚！”直蹦。
　　 学龄前，在农村老家。一天傍晚，大嫂扛着锄头慌慌张张地回家，对我们喊：“伢啦！大队部放电影，快去看！叫、叫《中国啊，妈姨》。”后来，我们看了才知是《祖国啊，母亲》。
　　 等稍大点，特别是上小学后，就去肥西影剧院看电影了。在那个年代，肥西影剧院可是县城上派首屈一指的娱乐场所哩，早先在这里演出戏剧较多，苏正演的潘冬子，施大发演的甫志高，在上派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电影才渐渐多了起来。（现在，肥西影剧院、老县政府大礼堂等有些年头的老建筑已屈指可数，建议精心修缮，修旧如旧，使新城上派还存在点历史感——题外话。）
　　 有一次去看电影，在跃进门（今新华街口）遇见山南馆胖大的“张甩子”正卖艺。大冬天，“张甩子”光着膀子，拿根铁棍在胸脯上疯狂拍打，直到铁棍变形弯曲，胸脯也怵目惊心紫红了一大片。然后他双手抱拳，高呼：“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得，我不是他朋友，还是看电影要紧。时候已不早，我一路狂奔，一不留神一头撞上迎面骑来自行车的铃铛上，顿时眼冒金花，疼得呲牙咧嘴。骑车的大叔惊慌下车，赶紧查看我的伤势，可我一挥手、一溜烟跑远了——电影不等人啊！
　　 当时看的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国外有朝鲜的《火车司机的儿子》《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国产的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都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战争片！
　　 就连进影剧院看电影，往往不经过一番战斗，似乎都入不了场。开演前半小时，影院大门刚一打开，门外早已等不及的观众“呼啦！”一下蜂拥欲入，可随即被把门兼检票的四、五个壮汉堵在门口。因为检票入场太慢了，一时间，混乱拥挤的人群中，你推我、我搡你，争吵甚至漫骂声不绝于耳。记得有一次，我甚至是被二哥和他同学举在头顶上传入场内的。
　　 终于进入场内，银幕上“八一”或“工农兵”正光芒四射着伴随激越的片头曲，一下让你热血沸腾起来。放眼望去，黑压压的座无虚席，就连两边过道上也站满了向前伸着脖子如老鹅似的观众。
　　 电影散场后，有孩子未雨绸缪，还要捡拾一些撕过的废票，以备废物再利用。当时的电影票制作简单，只印着上映时间、座位号，票面分暗红、淡黄或浅蓝几种颜色，没有图案。当电影瘾上来又没钱买票时，可提前弄清楚该场次电影票颜色，然后回家翻找出同样颜色的票头和主券，将二者精心粘贴为一张票。当你持此票进场时，在电影院门口昏暗的光线下，忙乱不堪的检票员是不辨真伪的。一旦进入场内，有座或无座都无所谓了，站着的“老鹅”再多也没人管。
　　 说到电影票，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件尴尬事。儿时生活的教工大院内，有一个大我两、三岁叫小松的男孩，他神投鬼翻，爱玩也会玩，吸引我屁颠颠成天跟着他。一天，父亲不知从哪弄来两张电影票，那时我没老婆，就第一时间奉献给小松一张。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不久后，不知因为何事与小松闹崩了，我直接出大招：“还我电影票！”小松一愣：“电影早看过了，哪还有票？”“那、那你不还了？”“我给你一毛钱！”小松真硬气，说着，上上下下掏起口袋来。不一会儿，地上纸牌、弹弓和子弹壳啥的摞了一堆，可就是没有一毛钱。小松头上冒汗，扯着嗓子喊起来：“奶奶！奶奶！”小松奶奶闻声慌忙从屋里跑出来：“伢啦！怎搞的？怎搞的？”……当时，我从奶奶手里接过一毛钱，是那样坦然，现在提及，只觉惭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河路边新建一座“肥西电影院”，当时算是现代化的，高大、阔气，场内还有二层看台（此影院后被永良购物广场取代）。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肥西电影院公演，上派万人空巷，人人争看。那会儿，不看个三、四遍，你都不好意思说看过《少林寺》。一时间，功夫热席卷上派，连熊孩子打架也不屑再走野路子，而要模仿电影中武打明星的一招一式，嘴上“嗨！哈！”有声，全是满满的套路。幸亏此时已敞门入场，否则，影院把门的早被打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