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引子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变得如此温柔多情；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六队路口下车到家门口的那段路程改由父亲接送。也许是父亲退休后，也许是我经历婚变后吧，已记不清楚。只是感觉到，每次父亲送我离开时，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温柔，越来越缠绵。
　　 一直觉得，女子似水，男人似钢，那些婉转缠绵、愁肠百结的柔情都是女人才有的事。记忆里，十里相送，谆谆教导，都是母亲扮演的角色，而父亲如同南来北往的候鸟满世界打拼，直到冰封北国，才踩着雪花的脚印踏进我们的小屋。待到来年冰雪还未全融，燕子还未回还，又在我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背起了行囊，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那时，常常天还没来及全部放亮，母亲便一手牵着我，一手提着父亲的包，深一脚浅一脚地送父亲去码头。照例，走出村口父亲便撵着我们娘俩回去，而母亲则坚持送上那艘仅有的小铁船。父亲上了船放下行囊，又返回岸来接过母亲手中的包裹，便急着催促我们离开：“回去吧！风大，小心感冒。”船开了，在哒哒的马达声中，我看不清父亲脸上的表情，只看见父亲一扬一扬的手臂渐渐隐匿在蒙蒙的晨雾中。
　　 岁月见长。稍大些后，我记住了每次送父亲出行的那个路口——六队路口，也懂得了父亲离开我们是多么的不舍，便常跟忙碌的母亲开玩笑：“娘，大回来了。”“啊！在哪？”母亲又惊又喜。“在尕六队路口。”就在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计作势要出门的时候，我便甩着两只翘翘辫撒腿就跑，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只留下我一串得意的坏笑声和母亲故意的跺脚声。
　　 后来，铁皮机船换成了大汽船，然后又换成了豪华游轮，最后换成了大摆渡，一条同时能装三四十辆车的摆渡轮船，原来耗时四个多小时的水路仅仅用半个小时就能到达。再后来的后来，那条乡村连接外界的石头路改造成了二级公路，村口的站点正式以村委命名——汪胡路口，且挂上了鲜红的路牌。一辆辆豪华大巴风驰电擎从路口飞过，码头彻底停运了。
　　 时光老了，许多的人和事在日月的轮回转换中不知不觉调了个儿，站在路口殷殷相送的人换作了父亲，站在路口翘首相盼的人换作了父亲。每次，得知我们要回家的消息，父亲总是提前杀鸡买菜，然后又早早地骑车到汪胡路口去等。去年八月，我从兰州出发，父亲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家？我说了大概时间。没想，临走又遇到朋友来访，所以晚走了一个多小时，车行至半道，又下起了大雨。我赶紧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别来接我，我打车自己回去。父亲说：“我已经到了，也带伞了，你不用打车。”
　　 路口，密密的雨雾中，一眼看见父亲那辆红色的电动车孤独地放在路口，一把黑布大伞遮住了父亲微微蜷缩的肩膀。待我下车，父亲早已一手擎着黑布大伞一手拿一把新花伞迎了上来，一边的肩头分明已经被雨水淋湿。我坐在车后，从倒车镜里看见斜斜的雨丝不断地滑过父亲瘦削的脸颊，然后顺着花白的胡须滴落进满是褶皱的脖颈。父亲更苍老了，更消瘦了，须发皆白。一双耳朵像是风干的腊肉，窄窄的肩膀下隆起的骨头像是一块锋利的磨刀石。除却头部，整个躯体看起来像极了实验室里的骨架标本。可就是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体，父亲的心里还是只有儿女。 一股酸楚顿时涌上心头，我几度哽咽。
　　 我把伞往前举了又举，却被父亲一次次地巧妙地挡了回来，他说他腿上搭了雨披，不用打伞，留着自己打。回家后，才发现父亲的两只裤腿在滴水。后来，为了不让父亲再站在路口等我，回家时我有意不再告诉他们回家的时间，自己步行回家，但事后总免不了父亲的一顿唠叨：这丫头！我骑车十分钟的路，你却非要走上半小时，你这是何苦？
　　 一拨人从汪胡路口出去了，又有一拨人归来了，归来时行头全变了。随后，汪胡路口也变了，白色的栏杆，一排齐齐整整太阳能的大灯，把水泥路的坑坑洼洼照的清清楚楚。浑圆的水泥柱托着新盖的琉璃牌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父亲的坐骑也变了，由两轮轻便摩托换成了三轮电动车。父亲念叨了几年的儿子、媳妇也要回家过年了。接了电话，父亲和母亲提前三四天就开始忙活了。母亲给儿子烧了炕，换了被褥，把屋子打扫一新，父亲则把自己喂养了四个月大的羊羔杀了，又杀了两只自己喂养的鸡，下午又去小叔家提回一个猪腿，然后又骑了电动车到镇上买了鱼、蔬菜、水果回来。一切准备妥当后就给他们打电话：“明娃呀！你们大概几点到？我好到路口接你们。”“大，不用了，我们说好了让车直接送到家门口，我们已经到镇了。”华灯初上，可就是不见儿子媳妇的身影。苦等了半天的父亲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了，一把抓起外套披在身上，左手套进袖子，右手拿了车钥匙就往门外冲：“哎！看我这脑子，以前的那些老房子都拆了，树也挖了，井也填了，新修的路娃们还一回都没走过呢！肯定是找不到路口了。”“哎呀！你把手电筒拿上再走！说不定用上。”母亲拿了手电筒又去撵父亲。
　　 “哎呀！到路口有几个水涡涡我都清清楚楚，要电筒干嘛？”父亲说着话人已窜出门外半截。
　　 离家三年多的儿子回来了，父亲佝偻的腰身瞬间似乎挺直了不少。
　　 “娘，这次丢人可丢到家了，连自家门口都找不着了，要是这话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死了！辛亏大来接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还在到处转悠，问路又不敢问。”
　　 “唉！不怪你们。你们好几年没回来了，这几年村子变化太大。”
　　 汪胡路口是属于父亲的车站，他在这个站口走出又走进，迎来送往；汪胡路口分明又是一座瞭望塔，它目光灼灼，注视着父亲分明一天比一天拖沓的脚步把自己生命之路一寸一寸地丈量，注视着父亲不惜余力把他的生命之路延长再延长，延长到儿女，然后再延长到孙子。
　　 过完年，父亲送走了女儿，也送走了儿子，又要送外地上大学的孙子去坐车，只是这次啊父亲的脚步多了几分沉重，多了几分不舍。他弯下腰，吃力地从车后箱卸下皮箱放到路边，看看比自己高出半头的孙子，脱掉手套，给孙子整整衣领，拉拉衣角，又轻轻地摩挲了下孙子的头顶，不无怜惜地说：“乖孙子！不知道阿爷还能这样再接送你几回？”
　　 少年并不理解父亲此刻的心情，他甚至有一种冲出鸟笼的兴奋和激动，他嬉笑着跳上车门径自走向车厢后面，全然看不见身后那双落寞的眼睛。可是路口旁边的东干渠看见了，东干渠上的水泥板看见了，它们清楚地记得父亲那双曾经稚嫩的小手一笔一笔地在它们身上勾勒过水泥缝隙，它们清楚地看见父亲那双越来越粗糙的大手将四个哭嫁的姑姑用毛驴车一个个送到了远方，也清楚地看见父亲满脸悲伤的从这儿把爷爷和奶奶送往了去天国的路上;汪胡路口理解父亲，它理解父亲的留恋与不舍，它理解父亲从一个活泼少年到古稀之年后的悲壮与无奈。
　　 一次次的迎来，一次次的相送，离别时那双落寞的眼神惆怅而失意，一次次地撞疼我的心。
　　 忘不了我临去西安的那个早上，父亲坐在旁边椅子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会儿看看我收拾行李，一会儿又仰起头久久地盯着天花板。末了，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沓钱递到我面前说：“丫头，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想到外面散散心，我不反对，但是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的路还长着呢。这钱你先拿着用，别委屈了自己。”“大，我不要你的钱，我有钱，你自己留着吧！”“丫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也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好的，开心就够了……穷家富路，多带点钱总没坏处。”父亲说着哽咽了，眼圈红红的，背过身去偷偷擦了一把眼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也是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弱。
　　 路口，大大小小的车辆一辆紧跟着一辆由南向北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可是父亲丝毫没有拦车的意思，他眉头紧皱如同一尊雕塑静静地看着雾蒙蒙的北方。这样的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父亲终于转过身来，长叹了一口气说：“丫头，你到外面试试也好，不过你要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这里有我，有你娘，还有疼你的哥！如果外面混得不开心，你就早点回来。”“大，你不要给娘说我去西安了，她会急疯的。”“你放心吧！我就说你在兰州。照顾好自己，到了那边来电话。”
　　 父亲的话犹言在耳，可是等我再次在医院见到父亲时，父亲好像突然老了十岁，脸色苍白，说话明显气力不足。心忽然狂跳起来，据姐姐描述，父亲的病情像极了那些食道癌病人的症状。检查排队等候的时间是那么漫长，排队的每个人也都心事重重，好像一不留神死神就会找上身来。为了缓和紧张情绪，我付费开了两台自动按摩椅。也许是为了安慰我，坐在按摩椅上的父亲开心的像个小孩，一会在这儿摸摸，一会在那儿瞧瞧，还一直嚷着按摩真舒服。其实，也坐在按摩椅上的我知道骨瘦如柴的父亲一定不会好受多少，他是为了让我放心才故意表现得那么乐观。
　　 终于盼到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反流性的食管炎，且食管受到大面积的霉菌感染。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发现早，问题并不算太严重，医生开了一星期的口服药，并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便漠然地走开了。在医院食堂里，看着对面那个曾经视我为生命的人，吃力地咽着那碗无滋无味的白米粥，消瘦的脸颊苍白而疲惫，蒲公英似的毛发紧紧贴在骨瘦嶙峋的头皮上。忽然难过的想哭出声，感觉到我生命里的某些东西正在一步步的凋零、走远，任凭我怎么追，怎么努力都无法留住。
　　 要回去上班了，父亲照例提出要送我去路口，这次我没有拒绝，只是在临上车时深深地、深深地多看了眼那个路口——落寞的站点，孤零零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