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童年
　　 我特别愿意回忆童年往事，总有一种幸福的甜蜜涌上心头、挂在脸上。儿童时的我们就已经有了正义感，我们扎起红缨枪，拉起队伍，嘴里喊着“杀杀”声练拼刺。在生产队的饲养场里，看着“四类分子”捣粪，对不老实想偷懒的进行批评教育。一边喊打倒他们的口号，一边派人跑去告诉生产队长，晚上开批斗大会。那时家家挖“防空洞”，始终绷着“打仗”“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根弦。国家还很贫穷，各行各业都是百废待兴。我们经常吃“忆苦思甜”饭，吃用糠做的窝头。据说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连这也吃不上。
　　 上学以后，我们经常参加游行活动，人人举着用纸做的小红旗儿、小绿旗儿，排在敲锣打鼓人的后头喊口号。以这种形式还赶过“社会主义大集”，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我们是小学生，我们都热爱劳动，学校经常组织我们给生产队拾麦穗，给饲养场的牲口割草。我们比着赛着劳动，不怕脏和累，不怕扎破手和脚，自觉维护社会主义集体利益。
　　 我们背着粪筐上学，路上拾一筐马粪，自觉倒在集体的地里头，从不往家里的自留地里倒。有一段时间，学校老师也帮着生产队收粪。我是学校的体育委员，负责早起在庄里头吹一圈笛哨，叫醒同学们起床拾粪。我们庄东头不足一里就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一些到北山拉石头的大马车经常从那里经过。由于我是第一个起床，所以我总是拾到最新鲜最多的马粪。后来有几个机灵鬼儿发现了我的秘密，就也自发地早起，我们一帮就开始抢粪，有的用粪筐先把一堆粪压住占为己有，再跟我们抢其它的马粪；有的看哪只大马撅起尾巴要拉屎，就跟在后面端着铁锹接粪。等天大亮该上学的时候，人人都满载而归了。学校里有老师过秤记分，一月一公布，对前三名给予笔、本、橡皮的奖励。
　　 我们也抗旱、“挖改”（田间的泄水沟）。“挖改”要服从公社的统一调度，不一定在本村挖，而是哪里需要到那里挖。有时自带干粮；有时当地的贫下中农挑着水桶给我们送热乎乎的片儿汤；有时学校专门组织男同学挖，由女老师领着女同学送饭。我们有一种战天斗地男子汉的气概。
　　 我们不但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而且更加热爱和亲近劳动人民，这种美德使我至今受益。
　　 “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开展以后，我村敲锣打鼓地迎来了几个知青，乡亲们人人张扬着笑脸，比过年还高兴还热闹。女知青留在学校当起我们的老师，她们都有知识，语文课上给我们纠正了许多错误读音，现在想来还真得感谢她们，在后来的学习、工作和成长中才没有闹出多少笑话。我的母亲是个大队干部，有个女知青老师晚上经常到我家，坐在炕沿儿上跟母亲唠嗑儿，有时还抚摸我的头，我躺在被窝儿里非常温暖和幸福。女知青老师带着城里人的气质，不光大人们尊重羡慕，我们更是佩服崇拜得五体投地。即便在学习“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潮流精神”的形势下，以及劳动课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也很少跟老师对着干。
　　 我们读着《草原英雄小姐妹》、《小英雄雨来》《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张思德》等课文一天天长大，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我们成长的财富。
　　 现在，我用它们教育影响着我的儿女和身边的年轻同事，他（她）们也都茁壮地成长着。如今他（她）们更是长在了幸福快乐的土壤里，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有目共睹。但为了祖国而学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责任却始终传承着，永不变色。
　　
　　 （二）两毛钱吃了一辈子肉
　　 我不吃荤，吃素。所以，在饭桌上经常引起大家的好奇。有的揣度我一定信了什么教，有的竟理解成我在家里受气，不给肉吃，怕在外头吃馋了不好办。于是就都心领神会地流露出怪异的神色，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记得小时候我是吃过一次肉的。我三岁那年，父亲过生日，母亲从一个包裹里翻出两毛钱和一斤粮票。叮嘱哥哥到城里买5个馒头回来。哥哥背着我来到城里的饭馆。饭馆只有一个卖饭的窗口，前面排着几个人。哥哥把我放在地上玩耍，自个去排队。我竟在一个角落的草屑里捡到两毛钱，兴奋地摇晃着小手向哥哥炫耀。哥哥大喜，赶紧把我的小手和那张票子攥住，蹲下身子，偷眼看了看排队的人们，红着脸，悄悄地把钱塞进了自己的裤兜。
　　 这是个意外惊喜，哥哥不但买了五个馒头，而且还用这两毛钱买了一块巴掌大的熟肉。
　　 哥哥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说：“弟，你立功了，这下可以给爸过个像样儿的生日了！”
　　 他兴奋地把肉拿到鼻尖儿上嗅了嗅，又让我嗅了嗅，然后笑眯眯地装进书包，背起我就往家里奔。
　　 县城距我家有2里多路。我们沿着一条小河的岸边走。西北风刮得野地里头的电线嗷嗷叫，把哥哥走路的姿势也刮得扭起“东北大秧歌儿”。他把书包袋套在脖子上，把包裹甩在他的后背和我的胸前。熟肉的香味一股一股地冒出来勾引我，馋虫在嗓子眼儿里打转儿转儿。我好奇地拿出肉来端详，忍不住咬了一口。这一咬可不得了，竟香得无法收场了，咬了第一口还得咬第二口、第三口……结果没等到家，这块巴掌大的熟肉就被我就着大风吃了个精光。
　　 也许呛风的缘故，也许三岁的孩子不该吃那么多的肉，也许不该偷吃孝敬父亲过生日的肉，总之到家后就开始呕吐，从此便不再吃肉，连用荤油炒菜也不吃。后来生活逐渐好了些，过年的时候，可以炖一锅的肉吃，而我一闻到炖肉的荤味就呕吐，只好在村里游荡到天黑，等屋里的肉味散尽了，才敢进家。
　　 三岁发生的事，我没有啥记忆，主要还是后来听父母和哥哥姐姐们说的。其实，我不吃肉的原因还有一个，我对人从来没有说过，是个心中的“结”。唐山大地震那年，我村是重灾区，许多人家都砸死了人，有的挨住几口人。我二姐也被灾难带走了。家家都处在极度悲痛之中。生产队的大红马也被瓦砾埋在了饲养棚里。身子压着，马头露着，还瞪着眼睛，还能喘气、嘶鸣。看来伤势不重，若有人搬开瓦砾和棚檁，也许大红马就得救了。然而，那时的人都吓傻啦！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不了，哪还顾得上解救牲口的事？大红马从夜间一直嘶鸣到天亮。直到中午十分不但没人来解救它，反而有人拿着刀子来了。他们把马屁股处的瓦砾挪开，照着屁股蛋子就是一刀，拉下一块血淋淋的肉走了。这人走后，又有人来拉。大红马还活着，惨叫着……到了晚上，终于死去，身上的肉已经被拉去多半。
　　 那时，我年纪小，无法解救它，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残忍地杀害，活着就被割了肉去。人们极其残忍！从此，我对吃肉更加有了抵触情绪。
　　 唉！谁能想得到呢，我的第一次吃肉，竟然也是最后的一次吃肉，两毛钱吃了一辈子的肉。思来想去，还是命苦啊！
　　
　　 （三）扁鱼
　　 我的家乡地处渤海之滨，有“九河下梢”之称。一年四季坑塘盈泽，鱼虾泛滥。于是便形成了家家打鱼、户户摸虾的习俗。随即作为捕鱼的网具也十分发达，有搬网、捞网、扒网、打网、粘网、谜魂网、扁网等不下十几种。根据不同时节的各种鱼虾习性，来选择不同的网具进行捕获。我最欣赏和难忘的应属用扁网捕鱼。
　　 扁网的制作工艺非常简单，用一根2米多长手腕粗圆的木棍揻成一个弓形，拱度较大，有半人多高。弓的端口相距1.5米，弓上罩一个网片，网片越往下面越肥大，到弓的端口处形成一个网兜，跟西北农民穿的扁裆裤十分相似。网兜棱边的中央拴一根拇指粗一人高的木杆。捕鱼时，人要站在水中，右手扶弓，左手持杆，把网放在水里，两腿在网前趟几下水，即刻起网。
　　 扁鱼必须水少、人多，将水趟浑才行，跟“浑水摸鱼”是一个道理。鱼在浑水里什么也看不见，扎在坑边或水草里不动，等扁鱼人把网一下，用脚一趟，就把它赶进了网兜。因此，扁鱼是个非常热闹的场面。记得小时候生产队长见坑里的水少了，就会在大喇叭里喊：“全体社员注意啊，村南翻坑了啊（水少，鱼自己能搅出浑水之意），都出来扁鱼去啊……”家家呼老唤幼，扛着扁网往外跑。各出一人下水扁鱼，其余在岸上捡鱼或看热闹。场面像赶集、过节一样欢腾。
　　 我父亲在外头做事，哥哥、姐姐和我又都年幼，因此我家没有扁网，只能当看客。邻居家的大伯是个扁鱼的老把式，我会主动参与到他家的行列。每当大伯一起网，噼哩啪啦的扁到一条大鱼，我就和他家的孩子一起，欢腾地连蹦带叫。等大伯把鱼扔上岸，我比谁跑得都快，把鱼给他家捡到筐里。等扁完了鱼，我也会积极地帮他们把鱼抬回家，直至看他们把鱼打理干净，下了锅。一大锅的鱼虾咕噜咕噜地煮着，鱼青、虾红，满屋里喷香。每到此时，我都会不自觉的流出口水来，失落地走回家。只是吃饭时咬着窝头就着咸菜没好气。
　　 这个时候，家家冒出熬鱼的喷香。我叼着窝头,走出家门,从一家家门前悄悄走过，把鱼虾的香味儿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吸。然而却从来也没把鱼尝到过肚子里。那时家里困难，没钱买鱼吃，直到9岁那年，我生病，两天没去上学，母亲着急，问我想啥吃？大人们常说想啥吃时吃了病就会好。我说，想鱼吃。母亲破天荒地跟邻居大伯家要了一条，鱼还在锅里熬着，大妈给我铲了一条九成熟的鱼。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围着看我吃鱼。他们也从来没吃过，闻到熬鱼的香味也会流口水。母亲是个重男轻女的人，不准俩姐姐尝一口，却准许哥哥和我一起吃。然而哥哥一口也没舍得吃，只是捡我挑出来的鱼头和鱼刺在口里漱着吃，还对母亲一个劲说：“鱼头、鱼刺可香哩！”
　　 说也奇怪，吃了鱼后，我的病真的就好了，至今想起来也弄不明白，不知我是真的病了还是馋得装病。
　　 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那次鱼的香味还深深的印在脑海里。现在日子好过了，顿顿买鱼吃也不算难事，可我家熬出的鱼却总也比不上当年大伯家熬的好吃，无论放多少油、搁多少种佐料也找不着那种感觉。
　　 现在河的上游修建了水库，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水源，河水再也无法自然地流淌了。因此，我村的坑塘也早就干枯了，昔日那种扁鱼的热闹场景，只有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四）扔掉一分钱的公平
　　 地震以后，我们自己盖简易的学校，撂下木工活就干瓦工活，感觉真的长大了。偶尔也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着逮鱼去了。
　　 记得那是个盛夏的晌午，铁头、大印、留金我们四个小家伙儿顶着炎炎烈日到一个河沟子里淘鱼。狠毒的日头和臭烘烘的缁泥很快把我们染成了四个“小泥鳅”，我们一面被熏烤着一面快乐地劳动着，一个大晌午整整收获了一水桶“鞋底瓜子鱼”。
　　 我们美滋滋地抬着鱼回家。可是，说来也怪，越离家近，心里头越像揣了只小兔子，脑瓜子也不住地摇起了拨棱鼓，脸上挂着的甜蜜也丢失得一干二净。鱼分而食之自然好，然而家里哪有熬鱼的油呢？俗话说：“臭鱼烂虾，下饭的冤家。”不但费油，还费粮食。家长不但会把鱼剁碎喂鸡，还很有可能招至一顿呲嗒。
　　 沉默中我先出了个主意：“干脆卖鱼分钱！”
　　 三人拍手同意。于是讨论起把鱼卖给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目标锁定在老光棍么久顺身上。么久顺年轻时扛过脚行（搬运工），虽然打成了右派，下放回来劳动，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光棍打三年浑身都是钱”。于是找到么久顺的家。
　　 么久顺糊弄我们不经事，把一桶鱼压到5分钱。我们吵吵着不干，好说歹说抬到9分钱。当我颤抖着接过那9分钱后，就像占了个大便宜，生怕老人反悔，脸红着，带着大伙刮风似地溜出他的家。
　　 我们开始分钱了，你二分、我二分、他二分……分了一圈儿还剩一分钱。这一分怎么办？当时，二分钱可以买一根儿冰棍儿，三分钱能买一根儿冰块儿。谁吃冰棍儿、谁吃冰块儿？大伙又发起愁来。
　　 我说：“还是谁功劳大给谁吧！大印力气大，擓水淘鱼最卖力，干脆给他吧。”
　　 铁头不干，他说搭埝时他出的力最多，而且淘到半截，崩埝决堤的时候是他第一个跳下去堵住决口，那一分应该给他。留金也不干，他认为他的大腿还划破了一道大口子，流了许多血，要不然他比谁都能干。大印却说应该给小强（我），是小强出的淘鱼主意和卖鱼主意，不然哪能吃上一根儿冰棍儿？
　　 可是大伙儿都不吱声儿，看样子也都不满意。
　　 我说：“干脆把这一分扔到井里算了！”伙伴儿们一听，都吵吵着同意扔到井里去。
　　 于是我们来到村口的那口土井旁，把那一分扔了下去。眼看着那一分硬币飘飘忽忽地沉入水底，这回谁都是一身的轻松。四个伙伴终于胜利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