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谈及读书，好像是很普通的事，可是坚持孜孜不倦的读却绝非易事。
　　 读书并不是说拿起书来读就是，而是应该深思其内涵并从中获得启发。一般读书分两类：一是为了升学而读的书，二是爱好性的读。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升学而读书，极少数是真的因为爱好静下心来读书。甚至，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一说在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磨斧头，裁缝理针线并无二样，也不见得高尚到哪去。有时候可能还是个苦差，很痛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只有真正爱好某件事，才能真正把它做到极致，不然的话，都是勉强带着使命似的应付差事，敷衍了事。
　　     我喜欢读书，特别是名人传记类，细细咀嚼，感触颇深。
　　 读“求贤诏”，扑面而来的是英雄之气。什么是英雄呢? 就是那些才能过人的伟人，有益于国、有益于世、有益于民的杰出人物。英雄最鲜明的特色是大气，这种大气既表现在处世立身，也表现在成就功业，还表现在写诗作文。刘邦曾经写过一首诗: “大风起今云飞扬，威加海内分归故乡，安得猛士分守四方。”这是何等的气魄!《求贤诏》 开篇就是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 伯者莫高于齐柜，皆待贤人而成名”。
　　 周文是指周文王，西周王朝的莫基者，齐框是指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任用管仲成就霸业。意思是，听说帝王没有比周文王更高明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更高明的，他们都是得到贤人的帮助以后才建立功业的。这开篇不仅有力指出求贤用贤古已有之，更显示出刘邦以王霸自诩的雄心。刘彻的气势不亚于其祖辈，《求茂材异等诏》开头两句就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站位之高、气势之大，古今之文鲜有其匹。同时，令人感动的是细致周到，这实际是人性、人道光辉在刘邦、刘彻思想观念中的折射。两份“求贤诏”不仅有宏观议论，而且有微观操作，实现了虚实结合，议论与指令兼而有之。实际是人性，人现了虚实车中的折射。
　　 两份实结合，北右宜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遭诣相国府，署议论与指贵租今兼而有之。刘邦在《求贤诏》最后要求相关官员:“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谴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意思是，官员如果发现有美名与美德相称的人，一定要亲身去劝他出来，要为他准备车马，将他送到相国府，并要题写他的事迹，仪表和年龄。如果当地有贤人，却不上报，一经发觉，就免去当事官员的职务。
　　 刘彻也如是说，“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意思是，现命令州郡察访和推荐吏民之中的茂才和不同凡响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到遥远国家去的人才。刘邦、刘彻如此求贤心切，对待人才又如此诚恳和礼遇，怎能不令人感动呢?两份“求贤诏”实现了枯燥乏味的公文与温文尔雅的文笔、冷冰冰的诏令与温暖如春的人情的有机结合，这大概是其人选《古文观止》和千古流传的重要原因。
　　 “求贤诏”明确了治理天下是求贤的根本目的。刘邦颁布求贤语时已经当了七年皇帝，这时的主要任务不是争夺天下，而是治理天下，刘彻是继承皇位，治理天下就是其唯一的任务。强调治理天下，不仅增强了求贤的目的性，而且也为贤土施展才能打造了事业平台。当然，在刘邦、刘彻那里，治理天下的本质是巩固刘家王朝。刘邦在《求贤诏》中说：“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意思是，我希望汉王朝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我的子孙能世世代代奉祀宗庙，不会断绝。你们贤人已经和我共同平定天下了，却不去和我一起安定天下，使它兴盛，这怎么能行呢？贤明的士大夫只要肯和我共事，我就能给予其尊贵显耀的地位。
　　 刘彻的求贤语比较简短，没有谈及求贤的目的，但分析《元光元年问贤诏》，刘彻求贤的目的是要像唐尧、虞舜和周朝成王、康王那样治理天下，造就盛世。那时刘彻二十二岁，即位也只有六年，由此可见其志向之远大。他说:“联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集搜，氐、羌徕服，星辰不李，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风在郊藪，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欤?”这段话展示了刘彻浪漫的政治理想，他向往的是尧、舜和周成王、周康王的治国图景，所以他情不自禁地问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尧舜和成康的治理水平呢?在同一诏书中，刘彻明确要靠贤良之士来治理天下，他把造就盛世的希望寄托在贤良身上，即“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种要求贤良“咸以书对，著之于篇”和“联亲览焉”，既反映了刘彻治理好天下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刘彻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刘邦、刘彻都把治理天下，安邦定国作为求贤用贤的纲领和基础，固然与他们身处帝位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人才工作规律的正确反映。以事业引才、靠事业用才，是人才工作最基本的规律。否则，引才用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术，即使进了人才，对于单位来说，只能束之高阁；对于人才来说，空怀报效之志。 
　　 《求贤诏》传递了刘邦求贤用贤实践的重要信息。从而改写了皇帝产生的途径历史上第一个以布衣出身登基的皇帝，宋代陈亮评论说: “匹夫不假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 《求贤诏》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刘邦自平民到帝王的奋斗历程。这个侧面就是对人才的认知和实践。刘邦高度评价人才的作用，“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但是，刘邦对人才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待儒生经历由傲慢和不屑一顾转变为信任和尊敬有加的过程。儒生在当时代表着知识、理性、正统，他们有远见桌识和较强的洞察力。刘邦能将出身贫寒，甚至亡命无赖之人打造成争夺天下、治理天下的“将相”集团，充分说明刘邦的雄才大略和用人本领。
　　 《老子》日:“善用人者为之下”，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尊重人才，礼遇人才，像刘邦在《求贤诏》中责备自己:“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意思是，君主不与人才交往，怎么能够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呢? 两份“求贤诏”启示领导者，用人要唯才是举。才干是办事的保证，没有才干，什么事也办不成。从这个意义说，选人用人一定要高度重视人的才干，没有才干的人，无论资历多深，人缘多好，也不能选拔任用。刘邦明确“年老癃病，勿遭”，刘彻则要求“非常之人”，实际是非常之才，只有非常之才，才能建立“非常之功”。两份“求贤诏”启示领导者，用人不要求全责备。一方面，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只要是人，总会有毛病的，另方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只要是人才，必然会伴随着各种议论，领导者要保持清醒头脑，慎重对待人才的缺点和各种议论。否则，就会与人才失之交臂，进而贻误事业。
　　 纵观历史，反观现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这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就是要以党的事业为重，唯贤是举，不以个人好恶、亲疏、恩怨和地域、行业等划线，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感情关系的羁绊，放开视野选人，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沉淀绝非易事，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以史为鉴，牢记历史教训，居安思危，任人唯贤唯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