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在这滚滚的浪涛中，有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世名言闪闪发光。早在延安未进京时，黄炎培在谈及历史的周期性时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却很自信地说，要相信人民。不错，共产党的天下是靠人民打下的，将来治理天下还得靠人民。纵观历史，各个王朝的覆灭，无不是掌了权的统治者内部滋生腐败，然后压榨人民的结果。相信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底气。
　　 一提起腐败，人们就自然会想起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其实，早在我党初始闹革命时，就制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贪污腐败分子也有严惩的制度，1926年8月4日下达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约明确的法令，约束了一代代共产党人，也豪不留情地处决了若干卓有战功的违纪者，普写了一曲曲浩然正气歌。
　　 1931年，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有一支特殊的便衣队，要把上千两黄金途径香港运送给上海地下党，他们把金灿灿的金条缝在棉袄夹层里，把手枪插在腰间，在被追捕中走了将近一年，规定的费用花完了，有人提议动用黄金，被头儿用“三大纪律”挡回了，到了红灯绿酒的香港，有人提议好好吃一顿，又被头儿用“三大纪律”挡回去了。这个头儿就是著名的解放后武汉市第一任机械局局长的王盛荣。就这样，他们沿路打工糊口，丝毫不少地将黄金送到上海。当上海的同志看到他们破衣褴衫，眼圈凹陷时，无不为之动容落泪。
　　 再严的纪律，也有人敢于顶风，再酷的刑罚，也有人不惜冒险，为的就是满足私欲。然而，大浪陶沙，泥沙难以混迹；火炼真金，假金难砺烈火。1929年，一位江西老俵把本为红军收购的急需军粮倒卖给白区，第二天，人们在闽赣交界处的一个土坡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流血的胸脯上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腐化变质的下场，红军法庭”。两担稻谷送了他的命。长征途中，有人揭发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擅自进入喇嘛庙，偷了一千块花边（银元），贺敏仁只承认拿了十个铜板（一百个铜板相当于一元钱），结果还是被枪毙了。尽管这件事有冤情，但后来谈及此事时，贺子珍平静地说：“当时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反腐败史。1929年的反改组派，1932年的反机会主义，1942年的延安整风，每次党内斗争都会亮出反腐重剑。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要求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印成小册子，人手一册，认真学习。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李自成推翻明王朝进京后的种种腐败行为，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窦美仪为妃，文官宋献策手持鹅毛扇，严然太平宰相，武官们则拷掠明官，哄抢富家珍宝，民间美女，甚至连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都不放过，导至为明朝镇守三海关的本来首鼠两端的吴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投降清朝摄政王多尔滚，两军联合挥师南下，直捣北京。就这样，李自成刚建立不久的大顺朝因腐败而倾刻土崩瓦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中国共产党严防这种悲剧重演，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的原因，也是我党1949年能把一支秋毫无犯的队伍从崎岖不平的山道带进北京的原因。
　　 1953年，刚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就把三反五反纳入议事日程。在这次运动中，打了两只著名的大老虎，他们就是上文提到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们都出身于“红小鬼”，是共和国的功臣，但进城后蜕化变质，贪污了救灾款3亿（旧币，即3万），被处死刑。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一只大老虎宋德贵。宋德贵时任国家公安部行政处处长。他的罪名是贪污公安部大楼基建款16亿，另外，他生活腐化，每天喝一瓶200元进口的白兰地，一次就赠给某女演员1个亿。
　　 1962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下，大力开展反腐化运动；1964年，公开提出惩治“懒、馋、占、贪、变”，开展了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典型案例被公开曝光。湖北省有个刘海光，早年要饭，继而以权谋私，被认为是忘本，蜕化变质的典型而搬上银幕。在一片忆苦思甜的歌声中，电影《夺印》中的一句台词总让人记忆犹新：“何书记，吃汤圆。”把吃汤圆看作是坏分子拉拢腐蚀干部的手段，把吃汤圆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虽然过左，但反映了共产党人对腐败的警惕。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但会拐弯。1980年3月，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当国民经济刚刚转轨不久的1982年，我党又展开了“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斗争”。据《党建》报道，从1982年到1989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系统共查处各类违纪案件159万件，处分党员干部近102万。
　　 然而，历史毕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严打”打谁？谁去打？怎么打？共和国又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1988年10月20日夜晚，在老河口发生了一起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能看到的奇特场面，就象《西游记》里出现真假俩猴王一样，两支公安队伍对峙，不知谁真谁假，谁是谁非。到这里来抓人的公安人员是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邬建强一行，被抓者是湖北省机电设备公司老河口分公司经理姚宇一。出乎意料的是，姚宇一不仅拒绝签字，而且对其妻喊道：“快去喊刑警队的人，武汉检察院来人了！”果然，一小时后，老河口市人民法院的人及时赶到，同时还有老河口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一行。他们一到就气势汹汹地喝道：“谁是武汉检察院的？姚宇一是我们的被告，你们不能带走！谁敢带人，就把他栓起来！”就这样，双方对峙了40多分钟，结果，犯罪嫌疑人趁乱而不知去向，在高悬的共和国国徽下，嫌疑人被公然抢走的事情发生了。
　　 姚宇一是何方神圣？竟能呼风唤雨般的调动公安？他自称是湖北省机电设备公司老河口分公司经理。其实，他说的所谓“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经武汉检方调查，他根本没在武汉工商税务登记注册，就租房开张，一上手就倒卖45辆汽车，成交360万，偷税14万。武汉检方依法将他银行帐户中的7万元作税款划入国库。谁知，姚宇一神通广大，串通银行工作人员将税款全部提走。这就由普通的民事案上升为刑事案了。
　　 由于老河口检方介入，武汉方面办案受阻，结果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事件并不在少数。据报道，河南省某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因“公倒”而被告。小倒大倒，私倒公倒，相互关联，盘根错节，谁去查？怎么查？
　　 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这话只说对了后半截，前一句值得商榷，应该说，钱用在刀刃上，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了。河北省某市金兆公司经理吴振华就是一个最会用钱的人。
　　 吴振华曾三次被拘留，一次被判刑十五年。出狱后不久，他花30万搞新闻“捐赠”，结果，他有了一支抬轿子的舆论队伍；又花几万元对山区“扶贫”和对残疾人救济，结果，他就有了“慈善家”的面纱。在金钱和礼品的作用下，他头顶上就有了该市“优秀企业家”，“改革开拓者”等光环。
　　 但是，当这些面纱和光环被戳破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吴经理原来是个大骗子。他诈骗14省28家银行贷款6291万元，偷漏税64万元。让人感到更惊奇的是，参入诈骗活动的公职人员中，仅司法干部就有117人。正是这些人参入，吴振华才能先后倒卖各种钢材6360吨，彩电2600台，名牌自行车5000辆，非法组装冰箱8000台。
　　 吴振华被捕后，很多参入者大呼：“我们上了他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其实，那白花花的银子就是诱耳，大多数都是自愿上钩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金钱，就象呼啸的狂风，席卷着祖国南疆，在深圳，寸土寸金并非夸张。隆鸣的机器声，打造出幢幢高楼大厦，飘撒的银币，迷住了不少人的眼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人理解为就是抓钱、捞钱，上至高官下至黎民，无不趋之若骛。梁湘，就是其中之一。
　　 梁湘，1935年参加革命，在参入领导深圳特区建设中，颇有名气。1987年，调任海南省省长。省长是什么官儿？省长就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候爷王爷。在深圳，他见过大世面，出入高档饭店，结交富商巨贾，在抓钱方面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上任伊始，他就干了两件大事：第一、纵容妻子倒卖房产；第二、支持儿子搞敲诈。
　　 “倒房”，操作起来很简单，先有妻子出面在海口预订几套房，再由儿子转手倒卖，空手套白狼，转手数百万。敲诈，操作起来更简单，儿子手持批准进口汽车的批文，车到之日，就是发财之时。
　　 梁湘倒来倒去，结果把自己弄倒了。
　　 英雄美女，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多少爱情故事。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年仅五十，山东老家的水土，打造出他一身英雄加响马的高大体魄。这次来香港为的是“洽谈经贸”，接风宴上，他遇上了郭晓红。郭晓红，是江西驻港华赣公司的要员，三十出头，眉目清秀，顾盼多姿。碰杯时，轻声柔语，宛若黄莺低唱，敬酒时，媚态楚楚，不乏秋波荡漾。酒足饭饱，俩人踏上了长廊中幽暗灯光下的红地毯，然后进入客房。
　　 郭晓红有个弟弟叫郭勇，与人合办了一家“洪海电子有限公司”，出任营业部副主任。为贪恋香港某公司陈经理的贿赂，一口气拍下了2000台日产录像机的生意，价值60万美元。不料，货经文锦渡海关，被海关人员认定为走私，货全部被没收，另罚款150万元人民币。
　　 郭晓红求助倪献策。倪献策给海关打去电话，但海关巍然不动。第一次英雄救美以失败而告终。随即，倪献策亲自下令，让南昌银行赔付对方货款，让江西财政掏53万美金。
　　 这里用胆大包天来形容倪献策，一点也不过分。1986年10月26日，他的省长职务被免，1987年1月10日被捕入狱，1987年2月27日，中纪委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至此，倪献策只能在铁窗里垂泪对宫娥了。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带头，百姓学样是一种普通逻辑。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抓钱怪招：武汉市烟草公司的一名干部，利用个体户批烟的机会，一年就敲诈43家一万多元；佛山一信贷员，利用各单位贷款迫切的心情，贷百扣五，一年就从14家贷款户中扣来6.7万；鞍山一基建处处长，凭借购进砖瓦石灰的权力，每块砖多给对方5厘，用出5返3的办法，一年得返利2.6万元；柳州一物资局干部，以计划内钢材平价批给好友开办的公司，三年获利21万元。
　　 当一切向钱看时，全社会就形成了“见钱不抓，成了傻瓜”的氛围。在这种气氛中，各种毒气蔓延，扭曲了人们的灵魂。有权人，贪婪无度，旁观者，跃跃欲试。有些人的脸皮越来越厚，不少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假和尚、假文凭、假军官、假警察、假烟、假酒、假币等等，一切都可以造假。结果是，受害人满腹怨气，乃至咒爹骂娘，受益人暗自庆幸，卷土再来。更有甚者，制毒贩毒，贩卖枪支弹药，拐卖妇女儿童等的悲剧喜剧反复重演。
　　 有句大家都熟悉的口头语：政府机关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钱啥事都能办。”这是对党风不正的一般描述。应该说，党风不正，带坏了民风，而民风不正，又使本来就不正的党风愈吹愈猛，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市场经济为贪婪者提供了土壤。
　　 军委主席邓小平对腐败的故价是：“再不治，中国要变色。”小平同志的这个故价，公开散见于1989年8月以后的中国各大媒介。这个故价，高瞻远瞩地道出了腐败危害的结果。
　　 我们党与腐败的博弈一刻都没停止。
　　 站在官场看市场，那边风景独好。有一位官场人员是市区公安局的治安科长，他与海关某工作人员联合组建了一家名为华谊综合贸易有限公司。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差一位内行能手。几经磋商，他们决定请王亨铭出来任副经理。
　　 王亨铭是一位六进宫的大流氓，现在正在高墙内享受他应享受的待遇。但是，他出来了，他出来后的第一次买卖，是从广州文达商行购得8台录像机。尽管录像机出广州需要准运证，而他手持公安局的搜查证，以脏物的名义将录像机安全带回本地。1984年，他又从某地服务公司购得2900盒违禁录像带，其中，1900盒具体展示性行为，196盒露骨宣扬色情。再次遇到禁运，而他却能租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黄货运到本地。
　　 这些黄货在当地（当然，全国都差不多）不加任何掩饰地公开销售，卖点出奇的好。在王亨铭们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是人们道德底线的崩溃：男教师与女学生一起看黄碟，看着看着就出现集体淫乱的场景。更加奇特的是，南京某大学副教授干脆公开发动组织集体派对，公开交换配偶。而某副教授的辩护律师竟然声称这是他们的“自由”，而且也“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