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村的女子都会绣花，方圆十里八乡没有不翘大拇指的。年轻的妹子和上年纪的婆娘们，绣的那些鲜艳的花朵，娇滴滴的，可以拧得出水来，还有那些戏水的鸳鸯，仿佛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展翅高飞似的。
　　 本村里的女子会绣花，谁都知道是因为六阿婆的带挈，大到六十多岁的玉婶，小到十六岁的英妹，没有一个不是她调教出来的。
　　 六阿婆有条规矩，谁要请教绣花之事，若在白天，只要她在家，定是耐心详解，手把手地亲授，直到学会为止。但等得太阳落山，六阿婆堂屋门一关，任你是天王老子也是叫不开的。这规矩直到六阿婆走时，都没人可以打破。
　　 说起六阿婆的旧事，不免要回溯到那久远的时代。
　　 那时还是民国三十四年，几月?——六阿婆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那阵子外面鬼子闹得很凶，哀鸿遍野，本村却因在雪峰山深处，竟然得了安宁。
　　 有一天本村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脏得看不出老幼，分不清男女。那年头自个都填不饱肚子，谁还有心施舍要饭的！这乞丐从村头讨到村尾，竟然一粒米都没有讨到，便坐在村尾的一块大石头边，兀自晒着太阳。正好六阿公打地里回来，见乞丐快要饿死，生了恻隐之心，从家里拿了两个红薯放到乞丐碗里。乞丐却不吃红薯，蹒跚着走进六阿公断檐烂瓦的破屋里，自个儿打了缸里的水洗干净脸面，擦拭了身子。还寻了六阿公的一件旧衣服穿了。磨蹭老半天出来时，村里来看热闹的婆娘们都说，压根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子。
　　 当天六阿公就问他哥老五借了两升白米，请村左邻右舍喝了一顿稀饭。然后当众宣布，他捡了个便宜老婆。这事着实让村里那些光棍汉眼红了好一阵子。
　　 但村里有人却说：这妹子太过俊俏，只怕老六消受不起。这话后来果然就应验了。
　　 六阿婆到村里还不到半年，就从山外传来消息说鬼子被打回东洋，外面已经太平。有人便担心老六老婆怕是保不住要走。六阿公自然着急。但一想反正是白捡来的，自己也没为她花过什么，要走就走吧，难道还把她绑在裤腰带上？于是就干脆直接跟六阿婆说：“现在鬼子被打跑了，你家里想必也没事了，你若是要回去，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你定好走的日子时，不要忘记告诉我，让我有个准备，到别人家借两个光洋，给你做盘缠”。六阿婆听了这话，便怔怔地看着他，看了许久，才开口道：“鬼子进城的时候，把我家炸得连瓦都没剩一片全的，父母和四个弟妹一个都没有了，我当时正在我外婆家里，疯子一样往家跑，在砖瓦堆里哭了半夜，又听说外婆家也被炸，在家里的没脱掉一个，只有二舅没在家，不知是死是活――多半也难免一死――我是讨了七年饭才到的你家，虽然我身子骨弱，至今也没怀上孩子，但现今我再也无处可去，你若定要我走，我便就只有去死了算了”。当下嚎啕大哭，六阿公赶紧一个劲地道歉，还陪着流了不少眼泪，。
　　 六阿婆的这番话经她男人的嘴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大家不免都唏嘘一番。
　　 平静地过了一年。一天夜里，村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村里人恐惧之余，又有些疑惑：不是说鬼子都被赶回去了吗，怎么还在打仗？庄稼人没别的办法，惹不起就只有躲啊，于是村里人一窝蜂地往后山凹跑。其时六阿婆正好有孕在身，六阿公背着她，跑在了后边，让打头的兵给抓住。六阿公回头一看，不是鬼子，原来是国军，不觉舒了一口长气。哪曾想这国军比鬼子也没好到哪里去，抢粮的抢粮，烧房的烧房，还把六阿公抓去作了“壮丁”，六阿婆也因跟两个“国军兄弟”争夺那只半大不大的乌骨鸡，被其中的一个踢了一脚，把怀了五个月的孩子给踢没了。
　　 六阿公被抓走之后，六阿婆白天忙碌活计，一到黄昏，便到村尾她第一次来村里靠坐的那块大石头旁，望着通往村外的小路，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方才回去，刮风打雷，下雨落雪，从不间断。
　　 初时村里上年纪了婆娘们还去劝慰几回，后来大家也便见怪不怪了。这样子等了两年还是三年，谁也说不请楚，六阿婆终于在大石头旁等到了她男人的身影。男人却没有了往日的精神，三十不到的他鞠偻着身子，右边的袖管空荡荡地随风舞动。六阿婆拉着男人的空袖管问长问短，六阿公却始终一言不发，后来问得急了，说了句“幸亏打了败仗”，便不再开口。
　　 后来等到解放，分了田地，。六阿公虽说少了一天胳臂，犁田锄地还是样样干得，只让六阿婆在家做些细活，她便过了几年舒坦日子。俊俏的脸上总是堆满灿烂的笑容。
　　 六阿婆绣花的天赋，就是在那时被发现的，不过那时她并不是绣花，而是根据固定的思路，绣一些固定的图案或文字。但大家都非常积极。六阿婆还因了这个缘故，当了一回妇女主任。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到了“大跃进”时代，接着是三年饥荒，六阿婆虽来自城里，不像乡下女子般裹着小脚，却也明显地跟不上时代的步子，于是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就被时代裹挟着进到“文化大革命”里了。
　　 六阿婆一生受过很多苦，但从未想过要革命，好不容易亲自碰上一回，自己却成了被革命的对象――那些带袖章的“娃娃们”（多年以后，六阿婆总是这样称呼他们），要革六阿婆的命了。
　　 先是公社派来一个“工作队”，对六阿婆和六阿公分别突击“审问”，想从他们口中套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无所获之后，又专门派出两个调查小组，一个小组调查六阿婆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来本村前的“劣迹”。另一个小组调查六阿公在国民党队伍里从事过什么“反革命活动”。那阵子六阿婆走路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走出一个“走资派”来。
　　 过了两年，不见结果，六阿婆以为风头过了，便松了气。谁知到了第三个年头，临近过年，工作组突然有了收获，说六阿婆那个没被炸死的二舅竟然在国民党部队里当了官。于四九年同蒋介石一起逃跑到了台湾。
　　 我不知六阿婆得到这个消息时到底是悲是喜，唯一的亲人得了下落，定是喜极而泣，但在当时的环境，这消息却对六阿婆来说却无疑是晴天霹雳！作为“潜伏特务”的六阿婆被勒令白天同“生产队员”一起上工，晚上绑起来作为“反革命典型”批斗，批斗完了，关进村里的牛栏里，每天的口粮也减少到人均口粮的一半。
　　 可怜六阿婆毕竟是从城里来的，身子薄，禁不起折腾，不到两个月，便全身浮肿，难以下地。六阿公的处境也比六阿婆好不了多少，四五十岁的人，每天要跟那些年轻汉子们一同劳作，晚上还要被拉去陪斗。人家“好心”劝他与六阿婆“划清界线”，他却死都不肯。可每每看到自己婆娘被五花大绑，拖着沉重的双腿，被人推推搡搡地赶到台上，六阿公心里像被刀剜般难受。
　　 终于在一天深夜，六阿公忍不住了，潜入大队的粮仓，偷出两斤豆子，想拿给六阿婆吃。可刚出粮仓就被人发现了。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吆喝着追了出来，六阿公没命地朝牛栏跑，黑灯瞎火，没成想就掉进沟里了。等追“贼”的人发现，把他从一丈深的沟里拖出来，他早已没了气息，手里却仍死死地攥着那装着豆子的小竹筒。
　　 打那以后，不管是住在牛栏，还是搬回旧屋里，抑或后来大家给帮把房子翻修，村里人再也没见过六阿婆在晚上出门。
　　 开始时人们并没有在意，后来日子久了，有些晚来无事的光棍，见六阿婆屋子整夜都透着亮光，免不了心怀疑窦，竟有大胆的，捅开了窗户纸，使劲往里瞧。只见六阿婆坐在床头，左手执一竹筒，右手从竹筒里掏一把豆子，顺手往床上一抛，然后把豆子一粒粒捡起，捡时口里数着“一、二、三、四、五……”等全部捡拢数清，放进小桶子里，再从竹筒里顺手抓一把斗子，再抛，再数……
　　 光棍们说及这些情节，总不免有些添油加醋，惹得听的人将信将疑。于是有几个好奇的年轻婆娘，也学了光棍的伎俩，趁晚黑去作偷窥的勾当。一看，果真如此。免不了有些害怕，觉得六阿婆受了这么大刺激，脑子里肯定是哪根弦搭错了，犯了毛病。但一到白天，六阿婆仍干着该干的活，说着该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话少了一些，笑容也极少见了。时间久了，大家也没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况且“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六阿婆绣花的特长重又被发现。开始尝到承担责任制甜头的婆娘妹子们，在六阿婆的带动下，先后掂起了绣花针，在一块块平整的绣花布上绣出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六阿婆数豆子的事体，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在那场“大革命”中让六阿婆死去活来的二舅，竟然在八九年时托人带了一封信来，问及她这几十年来的情况。六阿婆便找到我，当时她脸上的皱纹都几乎被笑意抚平，说是请我给写封回信。我说您自己不是会写字的吗？六阿婆却说年月太久，她把学认识的字都还给先生了，况且我年纪小，写字也快。我说，您可以慢慢写的啊。六阿婆却老是催促我。我不得以帮她写，她一边说，我一边记录，渐渐天色已晚。我知她的习惯，便说：“明天再说吧”，她却破天荒地没有立刻回家，还要我把写下的信读给她听，一边听，一边抹眼泪。我惊慌起来，连忙站起身，说了几声对不住，她却按住我的肩膀说，没事，没事，都怪她自己老了，反倒不懂事了。待我读到多半，她却叹了几口长气，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她自己。我便把她送回家。临走，她叮嘱我一定帮她把信寄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遵照六阿婆的吩咐，把信送到邮局。回来的路上，正碰见英妹，英妹像往常一样去找六阿婆学绣花。走到六阿婆家堂屋门前，太阳已经老高了，大门仍是紧闭。英妹有些惊讶，因为这是从没有过的。我和英妹一起用力敲门，始终没人答应。我们惶惶地找来几个汉子，一起把门撞开，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
　　 六阿婆安静地坐在床头，左手执着一个竹筒，右手努力地伸向前去，眼睛眯成一条缝，似乎在盯着地面，地面上洒满了豆子，这时正好有阳光从窗外照进来，那密密麻麻的豆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黝黑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