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出祁山”歪议
　　
　　 金牛古道，是古巴蜀通往汉中的三条通道之一,也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必经之路。走在这条路上，秦风汉韵依稀可辨，三国遗迹历历入目。磨蚀残缺的石板路，苍老遒劲的古柏树，蜿蜒险峻的古栈道，都在默默地述说着那些金戈铁马的往事。诸葛亮的北伐，也引起我无边的思索。
　　 《三国演义》中所谓“六出祁山”，依史实准确地说，应是诸葛亮“北伐中原”。因为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北伐，仅在公元228年春的首次北伐和231年春第四次北伐走祁山。其余各次：第二次228年冬，是出散关道围陈仓；第三次229年春，又是走散关道取陈仓；第五次是234年春，走斜谷出渭南。本文之所以用“六出祁山”作题目,不过是借用这耳熟能详的提法罢了。
　　 受《三国演义》影响，我自小对诸葛亮五体投地，以为他无所不能，高明无比，一贯正确。然而随着对史实了解的深入，才发现诸葛亮也并非高大全，他也有过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这北伐中原即是一例，是战略性的重大失策。
　　 当时，较之于魏、吴两国，蜀汉实力最弱。尤其是荆州丢失后，地盘最小；夷陵兵败后，国力更衰；再加上平定西南诸夷之乱的征战，更是兵疲力竭,经济匮乏，国库虚空。按理说，此种情状，只宜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然而诸葛亮却在刚从西南回师，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急急起兵北伐，主动挑起同强敌的战争，焉有不败之理？他在公元228年至234年的七年间，连续兴兵五次北伐，其中228年还两次北伐，229年的第三次北伐与第二次相隔不到三个月。我们现在已很难猜度他当时何以那么心急火燎，但知道结果是屡战屡败。第一次北伐用人不当失街亭而败；二次粮草不济而败；三次中敌方反间计而回；四次因粮草筹集困难被李严谎骗而退；五次心劳力竭身亡而退。五次北伐，落得个国力耗尽，自身也命陨五丈原的结局。
　　 试想,若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对外用兵这样关乎国运的重大举措上，应该是反复掂量,权衡敌我双方经济、军事、政治等情况，还要看是否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无必胜把握，则不可贸然兴兵。早在春秋时期，越国败给吴国之后，勾践接受范蠡、文种韬光养晦的谋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二十二年，而后突然发力，一举打败了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吴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博学鸿儒诸葛亮，为何就不借鉴这个经验，不动这个心思呢？设想，倘若诸葛亮在平定西南之后，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隆中对语），鼓励农桑，发展生产，振兴经济；鼓励生育，注重教化，扩训军队，提高战力。待内部整肃，国库充实，兵力强盛之时，再寻机北伐，并非没有胜算。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北伐注定的败局，无法改写。
　　 姜维在继承诸葛亮错误的北伐路线上，走得更远。诸葛亮死后，姜维似例行公事一般，从公元238年至262年的二十四年间，又连续十一次北伐。尤其是费祎被害之后，更加无所顾忌，以弱挑强，自损国力。其结果非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越战越衰。诸葛亮和姜维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有取胜希望的长期消耗战，令蜀汉原本就已衰弱的国势，荡然无存，导致早亡。当然，蜀汉的早亡，还有关羽因骄矜而失荆州，刘备因“义气”而盲动的夷陵之战，刘禅因昏庸而内外失度等多种原因。但作为主宰蜀汉后期十一年命运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策，无疑是重要的，致命的因素之一。
　　 诸葛亮对蜀汉兴起，三国鼎立，其作用不可替代。他治国治军的才能，谨慎自律的品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后世所称道。但是，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三国演义》把他无限放大成智慧化身、忠贞代表，救世超人,对后世的人们则是一种误导。还原历史人物的本原，是我们读史的要义。越近真实的历史，越能作为我们评价人物和指导实践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