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七岁，已在农场整整劳改了两年。十五岁时，比我大十二岁的哥哥在上课时不小心踩在一张被风吹落地的报纸上，而上面恰恰刊有红头文件，于是大难临头了，哥哥从云端跌入了谷底，由积极分子变成了罪大恶极现行反革命。哥哥无法忍受革命群众对他的专政，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唯一亲人的我自然成为了审问对象，我因一问三不知被遣送到了农场劳改。
　　 劳改生涯对我来说，与其是一种磨难，不如说是一种安置。自从哥哥失踪后，那间不到8平米的家被查封了，我便彻底成为了无家可归、无人可依的孤儿。如果不是农场收容了我，我早就成为四处飘泊流落街头的流浪者，因此我诚心诚意接受专政，白天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劳动改造，晚上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地早早睡觉。
　　 那晚我同往常一样早早睡了，突然感到屁股被人狠狠地揣了一脚，听到有人大声喊道：“176号！176号！”在劳改农场只有管制干部叫犯人时才喊号码，我一激灵，神志顿时清醒了，立马应道：“到！”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就见李干部指着我说：“176号，拿着东西跟我来！”我来不及多想，左手提起做枕头的网兜，兜里装着一件换洗的衣服，右手把破毛毯一卷扛在肩上，跟着李干部走了出来。
　　 路上李干部什么也不说直往前走，我也不敢问，心里噗噗地跳，暗忖：“该不会让我去矿山挖煤吧？”我记得陈胖子也是在晚上被遣送到煤矿的。我一路苦思冥想，却不知自己过错在哪里？唉，管他了，是祸躲不过，我低着头盲目地跟在他后面走着。
　　 来到一栋土砖瓦屋前，李干部拍门喊道：“木老倌！木老倌！”就听门“吱呀”一声开了，走出一位瘦削矮小的老头，李干部指着我对老头说：“给你找了个帮手。”又朝我说道：“老实干活，不许偷懒！”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怯怯地叫了一声“木老爹”，木老倌看了我一眼，待我进门后将门栓好了，提着马灯领着我朝里走去，里面摆着几张四方桌子，原来是个食堂。穿过食堂便是厨房，厨房旁边有一间小房，里面一张双层单人床，木老倌指着下层说：“你睡下面吧。”我把毛毯和网兜往床上一扔，无力地坐了上去。晚餐吃的那点饭早就耗光了，人一歇下肚子就咕咕叫了起来。木老倌走了出去，端了一碗稀饭、两个油饼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三两下便全吃了，木老倌捻熄了马灯说：“快睡，明天要早起。”
　　 床上有一床厚厚的棕垫，软乎乎的，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也不知何时才入睡的。朦胧中被一阵毕毕剥剥的声音惊醒了，闻到了浓烈的柴烟味儿。啊，要干活了！我一跃而起走进厨房，木老倌正在揉面，我快步走上前，他用嘴朝灶堂努了努，我蹲在灶边往里面添了一个草把。
　　 木老倌只穿一件单衣，袖子捋得高高的，那团面在他手里不停地变幻着形状，不一会面团又变成了一块块二指长宽的面片。他把两块面片摞在一起，说道：“把火再烧旺些！”我忙往里面再加一个草把，把下面扒空，火苗立刻往上窜了起来。只见他用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根筷子，用筷子往中间一压，双手抓着面片一扭，扔进翻滚的油锅里，油条很快就炸了起来。炸完油条后，他说：“吃饭吧。”我喝了两碗稀饭，吃起油条来。这油条可真好吃，又松、又酥、又香。两根油条塞进肚里，虽未吃饱，却不敢再拿，只是瞟了木老倌一眼，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说：“没吃饱，尽管吃。”我大喜，一口气吃了十二根油条。这个早餐是我两年来吃得最有滋有味的一餐！
　　 和他聊天我知道了木老倌的身世。他没读过书，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有一身好武功。旧社会曾当过一个还乡团的小头目，土改时被关押过一阵，因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且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穷光棍，不久便被放出来了，再无人追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天他大早起床，便到队里的晒谷场松松拳脚，路过花寡妇家门时，恰恰撞到从里面出来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木老倌并未在意，可厄运却缠住了他，不久他被打成“漏网的反革命”，被判刑了。老婆因此与他离了婚，两个儿子也与他划清了界限。刑满后，他因无家可归留在农场，因做得一手好饭菜，便在食堂为管制所的人员和下放到那里的干部做饭菜。
　　 我怎么也无法想象，瘦小的木老倌竟然会是一位武林高手。有一次趁着他高兴缠着要他露一手，经不起我的纠缠，他便表演了一手。只见他从灶边拿出那根手指粗的通火棍，两手一用力，通火棍就被扭成了麻花。又一运气双手一拉，通火棍又被拉直了。看完他的表演，我眼都直了。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天缠着要他收我为徒，高兴时他就教我几套拳脚功夫，偶尔也教我吐纳炼气。
　　 谁知好景不长，一天来了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是木老倌的大儿子，他告知弟弟得了肝炎，住院需要60元治疗费。木老倌身上无分文，只好凑了几块钱路费给大儿子，答应尽快想办法把住院费寄去。大儿子走后，他陷入了焦急与苦闷中。他人缘虽好，但毕竟是在劳改农场，所接触的人员不是罪犯就是干部，他一个释放犯，谁肯和他有经济往来。我虽有心却又无能为力，也只有干着急。到了开资之日，木老倌要我帮他填了一张70元的汇款单，晚上他一反平日的沉默寡言，唠唠叨叨地与我讲了大半夜的话。
　　 第二天早上醒来，天已大亮，我翻身起床，发现毛毯上盖了一件旧军大衣，是木老倌的，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喊一声“木老爹！”没人应，疾步冲进厨房，也不在，灶锅冷冰冰的。我跑到外面找了一圈，也不见其踪影，我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报告管制所。不一会来了两名战士牵着一条狼狗来到厨房，一位战士拿着木老倌的袜子，给狼狗闻了一下，狼狗一路闻着一路往前跑，一直往湖边跑去，绕着湖边转了一圈。忽然，狼狗在一棵大树下停住了，发现一块石头压着一张字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我有罪，罪该万死。”我这才明白，木老倌已永远永远离开了我……
　　 原来木老倌为给小儿子筹措住院费，偷偷地从每天的餐票里截留几张，一共贪污了45元钱，把钱邮寄走后，他便陷入了恐惧之中，终于因无法摆脱负罪感的煎熬而走上了投湖自尽的绝路……
　　 木老倌的尸体第二天才浮上来，本来是要拉到场部火葬场去火化的，一位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干部提出：“要埋葬帝、修、反，怎能让一个畏罪自杀的坏人享受火化的待遇呢？”于是用几块薄板钉成了棺材，把木老倌就地葬在湖边的土岗上。
　　 晚上我偷偷地将木老倌的遗物包括那件军大衣捆在一起，来到坟前焚化、祭拜。想到木老倌对我的关照，忍不住鼻子一酸痛哭起来。我找了一块板子想给他立一块碑，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眼看着就要天亮了，只得匆匆地在板上刻了五个字：木老倌之墓。
　　 岁月流逝，弹指已过了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很多事情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唯有木老倌那瘦削矮小的身影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