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没有什么嗜好，唯独随身携带收音机，在他的生活中必不可少。30年来，是收音机丰富了他的晚年生活，又是收音机解除了他因蒙冤受屈而落下的精神创伤。
　　 父亲叫常建遂，是当地较为有名的厨师。60年代初，父亲在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淅川县陶岔供销社外餐部当厨师，因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十分紧缺，所以饭店领导规定每天只能卖20公斤面粉的糊汤面条，不管情况怎么特殊，也不能超出计划一斤。
　　 1960年农历正月二十中午11时许，东风怒吼，雪花飘扬，陶岔小学教师郭文田和2位同事所护送的三个路队，分别是禹山以北、汤山以北和花梨杷以南的三个自然村，距学校最远，且又全是山路，为了安全起见，三位老师一直把学生交给了家长才返回学校，因此时间较长，当他们走到学校和饭店交叉口时，便饿昏在地不省人事，如果时间一长，三个老师必死无疑，所幸被父亲发现。此时父亲想：三位老师是为了学生而饿倒的，我一定要救活他们，因此他不顾经理和排队买饭顾客们的反对，盛了一盆子糊汤面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迅速将面条给三位老师喂下。三位老师得救了，可父亲却被以目无上级领导、破坏粮食政策为名，被开除公职回乡务农，就连当月的工资也被扣掉。对此，父亲没有惋惜，他经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我救了三条人命，问心无愧。从那时起，父亲买了个矿石收音机，用听广播来消除心中的不满。
　　 在回乡务农的日子里，父亲从收音机中听到两条消息：一是，贫下中农群众可以加工开一些小片荒地，种些瓜菜作为生活补充；二是，县城有卖草墩南瓜种子，于是父亲白天参加集体生产，晚上趁着夜色开荒造地，然后又步行三十多公里从县城买回瓜种。当年我家收入3000多斤草墩南瓜。这种难瓜和红薯一样甘甜可口、营养丰富，在“瓜菜代”岁月里，这就算是上等食品了，多亏了那3000多斤南瓜，救了我们一家6口的性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父亲最早从收音机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找有关领导，把埋藏在心底30多年的怨气、伤心等一肚子苦水全倒出来。父亲的公职恢复了，他逢人便说：“是收音机给了我政治生命这么多年，如果不是靠听收音机来打发时光，光气也会把我这老头子气趴下的。”
　　 父亲对自己儿女的要求是苛刻的，有些事竟苛刻得让人哭笑不得。那些我利用工作之余，在报刊上发过稿件，父亲知道后感到美中不足，对我说：“儿子，你写的那些文章别往报纸上投了，大队那几张报纸还不够当官的糊墙用，老百姓哪有报纸看？今后你要重点向电台投稿，因为电台是咱家的大恩人，况且农村听收音机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新闻传播即快又准。”细想起来老人家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我就听了父亲的话，分别向河南电台、南阳电台和邓县广播站投稿，并有部分作品被采用了。
　　 父亲一生听坏了6个收音机，从60年代的“矿山”到如今的“袖珍”。90年代末，我和兄弟都买了彩电，但父亲已和收音机结下了不解之缘，整天和收音机形影不离。早上散步拿在手里，白天上地带在地里，晚上休息放在床边，对电台广播的国家大事、省内大事还真知道的不少，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什么“中央一号惠农文件”和每年的两会等等，说起来头头是道。然而谁也料想不到，1990年春节前夕父亲竟与世长辞了，享年70岁。父亲去世前，一再嘱咐我：“我一生听了6个收音机，虽然有些坏了，但还在世，在我走时你们留一个作留念，其余的5个我全部带走。对父亲的惟一要求，我们兄弟没打折扣，把他老人家用过的5个收音机和遗体一起火化了，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事，父亲也可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