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的春天，现在回头看去，那色调总还算是明快的，像纯蓝墨水写成的一首七绝，端端正正嵌在纯白的方格稿纸上。抑或，是早春篱笆下的一抹浅红薄绿，红的是暖，绿的是涩。
　　 那一年，我十二岁，是虚的，刚刚步入少年的门槛，那脚步也是轻快的，像露水上奔跑的小松鼠。不似我现在，开始步入中年，老是犹犹豫豫，对中年怀着怯惧之心，抬眼遥看中年风景，总觉是莽莽的风烟一片。
　　 正月初二，去住在石板洲的外婆家拜年。石板洲是长江中下游无数个冲积洲中的一个，许多年前，它应该是孑然独立于江水中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石板洲早经人力改造，摇身变作一块肥硕的田园，紧紧贴在无为长江大堤之外，简直成了葱绿的江北平原结出的一颗饱满的柚子。洲上的泥土，表层全是灰黄色的沙土，湿润，肥沃，平坦。苏轼有词说“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用在石板洲，也是廊檐下种芭蕉一样的贴切。雨后的沙地中间，一条细长小路，仿佛平民人家清瘦女儿的小腰，微微摇曳着，穿过平坦的冬小麦垄子，袅袅远去。踩上去，松软却不沾泥，裤脚干净，鞋沿干净。雨后青沙乖得像个早早懂事的乡下丫头，清清爽爽，安守本分，不招人烦。我喜欢在湿润微凉的空气里，走洲上雨后的沙路，人像一粒隔年的种子，浸在甜蜜的忧伤里。
　　 正月初，积雪还没有融化，薄薄的江北旧年雪还盖不住沙地，露出班驳的青褐来。矮墩墩的白菜棵子坐在小路边，地沟边，怀孕要起薹的安详模样。那时姨娘虽然生着病，但是在过年的日子里，喜气盖掉颓败的病容。她初二上午老早就站在外婆家西边的篱笆边，翘首眺望，等着我们一家的到来，等着我的到来，我是她的心上宝贝。在薄薄的春寒、隐晦无名的疾病和还不至于挨饿的贫穷里，在贴着大红春联的漏风的门内，我们和姨娘围坐在火桶里取暖，磕瓜子，玩钉钩钓鱼的扑克游戏。有时也在火钵子里炸豆子，嘣——，赶紧拿筷子掏，迟了就糊，冒呛人的烟。至今，我依然觉得，那一幕，是尘世边缘最让人惦记的一抹暖色。
　　 大舅是家里最帅的男人，那时有二十五六岁了，还没有娶回舅母。在那个年代，那个洲上，已经是越过警戒线，所以亲戚们都很担心他会成为光棍。外公在我三岁时过世，妈妈常说外公是被三包“东海”烟害的。原因是某次晚上在生产队的大场地上看大戏，人多，场地上有个石碾子，两百来斤重，有人跟外公打赌，说外公若能双手将石碾子提起来，就得三包“东海”烟。外公是个烟鬼，力大胆大，间以旁边人的起哄吆喝，他当真就抱起来了。外公放下后，揣起三包“东海”烟，没有说话就回了家。没多久外公就生病了，然后去世，丢下四个舅舅一个姨娘，还有一个不会做庄稼活的外婆。面对这样背景惨淡的家庭，我想，即使有漂亮姑娘喜欢大舅，想想，一定也是叹口气，怅然作罢。也有等大舅好多年的姑娘，等他去提亲，可大舅看不上人家。大舅娶老婆，不单是为了搭口锅搭个床来生孩子，他要自己喜欢！
　　 没有老婆的大舅，过年依然风光。他有一帮朋友，都是和大舅一样，喇叭裤下罩着火箭式皮鞋，烫着爆炸式头发，高大帅气。他们常常相约着，晚上去看电影，在有着二层小楼的乡电影院。那时，我从半掩的门缝里常瞧见大舅在房间里用电吹风吹头发，我记得姨娘曾用过大舅的电吹风和电梳给出嫁的姑娘烫头发，常揣一点喜钱和喜糖回来。大舅吹好头发，还会擦上一点绿盖白瓶的“雅霜”，带一截后跟的火箭式皮鞋早已擦得乌亮，临出门，一甩胳膊，唰地套上那件乳白色的风衣，掀起一阵隐秘的风，然后和一帮朋友在薄蓝的夜色里浪荡远去。他们很会吹口哨，吹《一无所有》的调子，春夜的空气被他们的口哨吹得有点为非作歹的味道。
　　 有时候，还能看见大舅的朋友拎来卡带式的录音机，放流行歌曲，《信天游》《大约在冬季》《我的中国心》《恼人的秋风》……有人在扭屁股，听说那叫迪斯科。迪斯科大约是从江南的荻港传来的，荻港的迪斯科是从芜湖传来的，芜湖的是从上海传来的。在那个电视还寥若星辰的江北洲上，流行风似乎一直是沿着这一条路刮的。在米黄色的灯光下，那样一群年轻人，被喇叭裤包得浑圆的屁股乱纷纷在音乐声里滚。我以为，那灯光下的人群用舞动的身体搭起一座岛屿，对于外人，是既神往又害怕。我不知道，这样的岛屿，将来我会不会登陆。十年后，我没有经历像大舅那样不羁的青春岁月，我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我不怨。因为我知道，大舅的那座岛屿叫“八十年代”，长梦初醒，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赶上。
　　 二舅那时还是学徒，跟一位远房的大舅学手艺，他身上有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没有做生意的大舅那些时尚花娆的行头，过年的二舅难得清闲，他外面体面穿上米黄色灯心绒褂子，里面的方格图案的高领毛线衣是大舅不要的旧货。二舅牵着我到江边的几户远房外婆家拜年，舅妈们问我的成绩。“语文88，数学80！”我怯怯还未开口，二舅已经响亮回答了。那时，这个成绩是拿奖状的成绩，舅妈们拉着我的手啧啧赞叹，二舅一脸自豪和喜悦。我知道我替二舅挣了面子，他在师傅面前一年的低眉与小心，这一回在拜年的细节里荡去，终于扬眉添了底气。
　　 三舅和小舅在扫开积雪的门前场地玩一种掷硬币的游戏，一起玩的还有远房的表哥和年龄不大的舅舅们。在青褐色的门前场地上，横置一块青砖，砖脚下一溜儿靠一排硬币。拣一块碎瓦片或者一截小树枝，在硬币对面远远划出一道两三步长的细线，人站在线外，拿手中的硬币去砸砖脚下的硬币，砸中了便赢了。三舅赢了钱，便领着我和弟弟去江边的杂货店买气球回来吹。西瓜形的二分一个，长瓠子形的五分一个。我们都鼓起肚皮鼓着腮帮子吹，吹得半蹲了身子，额头有了汗意，微凉的江风轻轻掀起刘海，也托起慢慢变胖的西瓜或瓠子，渐渐盖住脸。在这个春天里，我们和舅舅在一个极其简单的游戏里胜出，成为赢家，成为一个小小的胜利者，并且很快搭建起自己的城池国度与欢乐——在早春薄寒的风里，细线悠悠的那端飘起几个色彩鲜艳的气球来。
　　 只是，外婆的厨房却像漏气的气球，一日日无声地就瘪掉。过完大年初三，吃饭时，舅舅们跑厨房，端出来的碟子总是日渐少了，也日渐浅了。淘米洗菜时，外婆也不似先前的斗志昂扬理直气壮，拎着篮子穿过篱笆去池塘时，她总要叹一句：过了三天年，还是原还原；过了初四五，还是一样苦。我感受到了外婆的抱歉与无奈。过到初七，外婆家的饭桌早已还原成往常一般冷落，以至，我暗暗要怀疑起自己的客人身份。可是，我还是不舍得走。外婆家人多，饭前舅舅们叮叮咚咚碗敲得像造反，吃饭是件热闹的事，尽管是没有多少菜的饭。而我在这里，总不会遭大人们的训斥，因为，到底还是宝贝小客人。一般，我总要数日子数到正月十五前后，等学校开了学才恋恋而归。
　　 可是1987年的春天，我只住到初九就回了家。虽然姨娘每天晚上都会在枕边教我唱《回娘家》一类的时新歌曲，让我在同学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甚至据此我可以堂堂担任班上的文娱委员。但是，这个春天，我心里急，我要回去。不记得是初几的晚上，我睡在姨娘怀里时，不小心摸到了自己胸前有一个硬块，怕生病的姨娘担心，忍忍没说，哪知道很快又长了一个硬块。睡觉时，我背对着姨娘偷偷用手捏了捏，比蚕豆大一点，接近桃核大小，捏时有一点移动。天啊，我的身上长了两颗瘤子！而且还是活的瘤子，它还动！我想到了开刀。我曾听外婆和姨娘晚上对着黑暗的屋顶睡觉聊天时，说到某某身上长了瘤，活瘤子会动，手术难做，搞不好，刀一开，它跑掉了，打游击一样在身体里。我想到疼我的姨娘在生病，而我也将和姨娘一样生病，身体不断地消瘦下去，茫茫然，不知道消瘦的尽头会是什么。我心里充满悲伤。可是我不能跟姨娘和外婆说，她们已经艰难穿行在疾病的阴霭之下。我急急回家后赶紧把妈妈拉到了房里，告诉她我身上长了瘤子，妈妈伸出一只冷手在我的棉袄底下掏，啪地一笑。她说是奶骨，以后会长成奶的，当着弟弟的面说得不遮不掩，丝毫没照顾我的羞涩。我又羞又躁，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意识到，会是一个女人。
　　
　　 02
　　 我总觉得，童年是带有深深的母系色彩的。乡村孩子，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是围在祖母或外祖母的膝下长大的，直把那时光围得像一个小小的部落。我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所有的假期都是在外婆家度过，但不是绕了外婆的膝，而是姨娘。至今想起，依然觉得那岁月是篱笆上缠绕的素洁的喇叭花，来自往事之中的芬芳细细的，静静的，悠悠的，能够缠进往后岁月的每一个寂静时分。
　　 87年夏天，刚放暑假，二舅就来接我去洲上玩，我自然开心，因为早盼着了。妈妈在煮饭时背着奶奶偷偷从仓里挖了两箩稻子，上面用麻袋盖起来。饭吃过，奶奶到大妈家午休。自从大伯去世后，奶奶就一直吃在我家，睡在大妈家。奶奶刚走，我妈跟二舅说：赶紧走吧！于是二舅挑起那两箩稻，胳膊甩出风来，我背着塞了换洗衣服的红格子布包紧跟着小跑，看二舅一路大汗直挑到无为长江大堤脚下的磨房才停下。
　　 洲上的人家，在沙地上种不了水稻，只能种一些棉花黄麻之类的经济作物，间以套种一些玉米黄豆红薯之类的杂粮。米都是花钱买来的，尤其显得珍贵。那时大舅到荻港做生意，赔赔赚赚，自己又喜欢花花，也就无甚结余。二舅做手艺，还是学徒阶段，至多混几餐饭，拿不到工钱的，过年过节还要给师傅送礼。三舅四舅一个中学一个小学。以前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姨娘现在又生着病，所以外婆家的地基本是做一半荒一半，粮食来得就更是艰难。我在外婆家住着，有时跟外婆姨娘串门，房下的舅妈外婆们总喜欢逗我：阿宝啊，住这么多天，你外婆家的米坛被你吃空了吧？自己口袋里可揣米来了哇？那时，我总是低头一笑，知道这是玩笑，不需要回答的。不过，我那时却从没认真看过外婆的米缸，更不曾将胳膊伸到缸底捞一捞，我的舅舅们和姨娘在我面前似乎从来都是开心的，不曾为米粮犯愁过。
　　 但其实，米粮总是不够。我妈想贴补娘家，又怕遭奶奶责备，明里过不去，只能暗地里接济。二舅在磨房将稻子轧成米，糠就地卖掉，然后挑了两箩米，一路跟我说笑，在稠密的蝉声和厚厚覆着浓荫的长埂上悠悠荡回洲上的外婆家。
　　 夏天在外婆家，午睡成为困难的事情。半瓦半草的房子低矮，门和窗户又小，艰难漏进来的穿堂风依然吹不走暑热。尤其是屋外蝉声，甚是吵闹。洲上的蝉似乎远比我圩上的蝉多，大约是沙地疏松，又潮湿，蝉卵落在地下极易成活。外婆家门前的泡桐、臭椿，屋后的桑树、槐树，都罩在一片密密的蝉鸣里。那蝉鸣的声线拖得很长，横七竖八，“知——知——”从各个方向灌向耳朵来。躺在竹床上，左右睡不着，总要以为自己是沾上了蛛网的小虫子，越翻身，越被人家捆得牢实，来去不得。
　　 串门吧。姨娘举着蒲草扇遮在眉边，我跟着，去东边的表奶奶家。表奶奶住在大路边，也是半瓦半草的矮房子。表奶奶家的大女儿我称呼她大表姨，是表奶奶和前表爹爹生的，她在造纸厂上班一年，见造纸厂不景气，想想又回到高中复读，考我们以为很遥远的大学。大表姨和我姨娘差不多大小，感情也好，经常相互换衣服穿。姨娘一去大表姨家，大表姨就套了手中的钢笔，合上书，从幽暗的房子里抽身出来，陪姨娘在树阴下乘凉，聊天。大表姨说话语速快，每一句后面都像是安装了弹簧，充满激情，姨娘跟不上，就陪着朗声一笑。
　　 表奶奶家的小女儿叫妹子，是表奶奶跟现在这个表爹爹生的。听说现在的表爹爹在娶寡妇表奶奶前，是个孤儿，讨饭为生。表爹爹脾气坏，经常举着木槿条跟在他自己生的儿子、我的矮个表叔后面追，但从不打骂读书的大表姨。小表姨妹子躺在大路边一棵锯倒的杨树上睡午觉，路边的两排冬青树撑开一片清凉的绿荫，密密遮着了烈日。杨树有水桶粗，妹子表姨在上面仰面躺下，叉开四肢，短裤短衫短头发像个小子，睡得好死。冬青树那边的黄麻地有虫声唧唧传来，黄麻的清气经过烈日蒸腾，像一壶窖藏的酒开了封。地上有好多洞洞，大约是蝉们破土上树时留下的。远房表哥小龙也不喜欢睡午觉，举着带兜的竹竿在大路上捕蝉，路过妹子表姨，从地上拾起一颗小石子，放在妹子表姨露出的肚脐上，觉得好玩。看妹子表姨没动静，带着恶作剧的窃喜又放一颗……大家笑，也不责备，妹子表姨醒了，睁眼起身，抓起从肚脐上滚下的石子：小龙你要死啊！一句笑骂，伴着碎石子一道朝小龙屁股后头掷去，小龙逃了，笑声中，蝉也不要了。
　　 三四点钟，太阳稍稍欠了欠身子，坐在梧桐树的斜桠间，外婆给姨娘送来了下午茶。也就是藕粉，冲调得不稀不稠，白亮亮的，像白玉。都是亲戚们送给姨娘吃的，外婆给姨娘做了一碗，也给我做了一碗，又香又甜。吃完，外婆将碗带回去，我们依然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