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活跃着一批担着挑子专门给人剃头的手艺人。那时候，每一座村庄都有一个专门的剃头师傅，久而久之，剃头师傅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共识，只在自己负责的村子混饭吃，绝不染指其他人的地盘。给牌楼剃头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傅，大名胡福来。看到他的挑子远远地进了牌楼，大家就喊“胡福来来了！”那个多出来的“来”字有些拗口，慢慢地，牌楼人就给胡福来改了名字。胡福来不叫“胡福来”了，叫“胡福”；“胡福来来了”也就变成“胡福来了”，福字和来字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胡福先是一愣，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究竟。明白过来的胡福并不较真，黝黑的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胡福个子不高，印象里，至多也就一米六左右。但他的儿子却毛竹似的，噌噌噌，长到将近一米八。胡福每次来，总要带着这个毛竹似的儿子，让儿子跟着自己学。但胡福剃头的时候，儿子总是蹲得远远的，无所事事地摆弄着地上的落叶和树枝，或者想方设法地阻止列队搬家的蚂蚁……一开始，大家以为毛竹光长个子没长脑子，也就是孬子，渐渐地大家才发现，毛竹其实一点都不孬，只是和胡福一样不喜欢说话。胡福虽然不喜欢说话，手艺却无可挑剔，尤其是修眉毛。胡福修过的眉毛不像是修出来的，像是画出来的。这是胡福祖传的绝活，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即将出嫁的大姑娘，才有资格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请胡福赏脸露一手。这又要说到另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了。手艺人大多有些绝活，剃头的师傅们也不例外。在唐庄剃头的朱师傅，绝活是剃婴孩的毛头。婴孩的毛头是很难剃的，只有老师傅才敢动手。婴孩畏惧于冰冷的剃刀，又不明所以，时常要大哭大闹。但朱师傅却能一只手稳住婴孩的脑袋，另一只手飞快地游走着剃刀。看着一缕缕乌黑的头发纷纷飘落，那个被稳住脑袋的婴孩居然不哭也不闹，片刻之后，婴孩的模样就变了……因为有了这些绝活，剃头这门手艺通常只是传后。外姓人如果想拜师，那必得先入赘，做师傅的上门女婿。
　　 毛竹是胡福老来得的子。上面梯田似的，码着四个姐姐，毛竹是老幺，胡福心里宝贝着，便想将手艺传给这个经常旷课最终主动辍学的小儿子。谁知道毛竹根本不买老子的账，让他跟着也愿意跟着，但跟着归跟着，就是不学。于是，胡福剃头的时候，胡福忙胡福的，毛竹玩毛竹的。
　　 乡下，无非就是花花草草，无非就是飞禽走兽。毛竹所谓的“玩”，其实就是闲极无聊，打发时间，自己给自己找乐子而已。毛竹玩得太专注了，专注的毛竹，看上去就像一个孬子。孬子一样的毛竹让胡福的气不打一处来，他停下手中的活计，从外围悄悄地包抄过去，出其不意地扇儿子几大耳光，“打死你个不争气的！屌东西……”儿子从来没有还过手，他摸着脸，低着头，飞快地闪到一边，倔强地看着愤怒的老子。不还手的儿子赢得了大家的无限好感，大家便七嘴八舌地数落着胡福，这个说，这孩子多乖啊！你怎么舍得打？那个说，不学就不学，还愁吃不饱饭么？如此等等。“屌东西”原来是个宝啊！村民们无原则的吹捧，让胡福一面生气，一面窃喜，出来剃头，依旧带着那个“不争气的”。
　　 既然还带着，就得有个说法，于是胡福就让儿子专门给自己挑挑子，挑到地方之后，依旧是胡福忙胡福的，毛竹玩毛竹的。渐渐的大家也就看穿了胡福的心思，这是胡福变着法子在给儿子补身体。手艺人，吃的是百家饭，乡里乡亲的，谁家也不少那几碗。看穿了大家也不好说破，多一个毛竹，无非是再添一双筷子。毛竹吃饭从来不坐桌子，他饭量大，每顿必得两大海碗。饭时，毛竹直接从主妇手里接过碗，红的红，绿的绿，高高地码到了碗口。接过碗的毛竹响亮地咽着唾沫，走到门外，一仰头，几乎直接倒下去，仿佛喉咙下面接着一个漏斗。毛竹的吃相令人瞠目，每到饭点，总有人悄悄地蛰伏在远处，或偷窥，或围观。再看胡福，却在桌子上抿着小酒，抿一口酒，吃很少的菜。
　　 父亲每次劝菜，胡福都心不在焉地看向门外。门外，毛竹正如饥似渴地端着海碗。胡福心里过意不去，嘴上却不好说。
　　 母亲喜欢红烧鲫鱼。每次给毛竹夹菜，胡福都不放心地盯着母亲手中的筷子：“不要鱼。他不吃鱼。”毛竹的漏斗也是肉做的，鲫鱼多刺，直接倒进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毛竹不说话，脸红着。
　　 每次忆及这一幕，我的眼前总会浮起胡福的那张黝黑的脸。他的谦恭，近乎卑微，既酸楚，又可怜。
　　
　　 二
　　 剃头成为一个行业，是从清朝开始的。老北京歇后语说“剃头挑子一头热”，是说挑子的一头放着凳子和各式各样的剃头工具，这是冷的一头；另一头是个长圆笼，里面放一个小火炉子，火炉上面还有一个盛水的广口黄铜盆，这就是热的一头。这种“一头热”的剃头挑子和努尔哈赤一同入关，因此，最早的剃头匠人都是兵。汉人自古蓄发，看头发极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动了他们的头发，就像杀了他们的父母一样，大不孝。努尔哈赤进关以后，就颁布了一条极为严苛的法令：“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以剃头不剃头作为归顺不归顺的界限。为了有别于汉人，努尔哈赤下令建州人和归顺的人都剃成半个月牙式的头，形成明显的标志，以此避免归顺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当时，明朝人见到剃头的人就杀，满洲人见到不肯剃头的也杀，归顺的人既已剃了头，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满清。
　　 满清的剃头匠人权力极大，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挑子，令人毛骨悚然。每一副挑子上都挂着一块一尺来长的钢刀布，钢刀布的正面是匠人来回蹭刀的，背面赫然印着十个大字：“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据说这也是努尔哈赤的旨意，剃头匠人有权强迫汉人剃头，如果不剃，匠人可以直接取其性命。除了钢刀布，挑子上还有一个物件不可不提，那就是钩子。剃头挑子上的钩子大而且硬，平时用来挂毛巾，匠人洗完头洗完脸之后，顺手一挂，便捷，适用。但大而硬的钩子其实另有用处，匠人杀完人之后，要将人头挂在钩子上示众。最早的剃头匠人都是刽子手，他们杀人如麻，心狠手辣。剃头的挑子，成了杀人的刑场。
　　 这样一副剃头挑子，留存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残酷杀戮的痕迹，当它徐徐退出历史的帷幕，留给世间的，却是另一副改良之后的动人面孔，作为旧风俗的一部分，它从老北京流传到了其他省份。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挑子。在我的乡下，走村串户的剃头师傅是不需要带炉子的，无论到谁家剃头，灶上都烧着现成的热水，突突，突突突。那剃头挑子的两头都挑着些什么呢？一头还是剃头用的工具箱，上下两层，两个盒子都不大。讲究一些的师傅，工具箱还要上锁，一个简便的铁搭扣，更精致一些的，比如胡福的工具箱，就挂着一把月牙型的小铜锁；另一头是一只红彤彤的塑料水桶。为什么要挑塑料水桶呢？
　　 每年腊月，是剃头师傅们最忙的时候。在传统的习俗里，迎新年都要剃头，而在元宵节之前，又不能剃头，因此，腊月里的剃头师傅时常要起早贪黑，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在过年前剃完头。师傅们这时候也乐得辛苦，一年忙到头，“剃头钱”要按人头收。这又是乡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再穷，“剃头钱”也要付给剃头师傅。剃头钱也是债，是债，就不能跨过腊月三十。牌楼人的老话说：“欠一天，穷一年”。剃头其实很便宜，一个大人一年不超过十块钱，娃娃头（牌楼人叫“锅铲头”），只要两块。然而，谁家都有急事，遇上那种一穷二白的春节，只好以物抵债，给米面，给鸡蛋，给腌制好的鸡、鹅或者鸭。这些抵债的日用品，师傅们也乐意接受，欢天喜地地接过去，一层层地码在红彤彤的塑料水桶里。一趟收下来，年货都齐了，手头还能节余一些零碎的闲钱。一个手艺人，还图什么呢？乡下人，小富即安，知足了！
　　 因此，快到春节的时候，胡福时常独自拎着轻便的工具箱，瘦高的毛竹扛着装有鸡鸭鹅的塑料水桶，一步一颠地走过牌楼的黄昏。这对悬殊的父子各怀各的心思，骂过，打过，也发过毒誓，像一对冤家，到头来，终究离不开彼此。“饿死鬼”投胎的毛竹跟屁虫一样在父亲的屁股后面转了好几年，除了吃遍整个牌楼，他始终不肯传承父亲的手艺。当然，这是后话了。
　　
　　 三
　　 一九九0年，我在长江北岸的一座小镇读高中。当时小镇已经有了一家“现代化”的理发店，理发店的门楼上挂着醒目的招牌，“靓丽发廊”，店门口还杵着一根一米多高的霓虹立柱，“靓丽”转过来，“发廊”转过去，螺旋式上升，令人目炫。店里的理发师是个矮胖的年轻人，顶着乱蓬蓬的栗色的头发，咬着烟，晃来晃去，像一只觅食的火鸡。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发廊里循环播放的流行音乐：《读你》《再回首》《大约在冬季》《遇上你是我的缘》《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一无所有》《少年壮志不言愁》……每一次路过，我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自己的脚步，当真是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啊！今天想来，正是这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靓丽发廊”，让我记住并喜欢上了这些老歌。
　　 和“靓丽发廊”比起来，生意真正火爆的，却是中学门口的一家小理发店，小镇居民、学生和老师是最主要的客源。理发店的门脸并不大，没有招牌，只在铁皮门上喷着两行六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改变从头开始”。在旧作《1990年的乡下小镇》里，我写过这家理发店和理发师许小雪，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理发店里的招贴画，来自省会合肥的一所美容美发学校，据说许小雪自己就是这个学校结业的。这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招贴画哗啦啦地向我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有栗色的、火红色的、金黄色的头发，还有我们当时谁也不认识的周润发、张曼玉、王祖贤和林青霞……”
　　 改变，从头开始。许小雪先是慢条斯理地洗头，然后是慢条斯理地修剪、吹风，再然后，许小雪还要在你的头部轻柔地按摩几分钟。躺在转椅上的那个人第一次成为“上帝”，简直不敢相信，几乎无所适从。当“上帝”的屁股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座转椅时，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变了，神清气爽，焕然一新。这样一套完全有别于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的做法，让年轻而清纯的许小雪成了一个明星。因为许小雪，宁静的小镇啸聚着一群又一群不良少年。他们围着许小雪打转，相互争风吃醋，于是约架，决斗，群殴。最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结伴捣毁了许小雪的理发店。
　　 许小雪关门歇业之后，小镇上又新开了两家灯火通明的发廊，几乎与此同时，破罡街上也出现了第一家发廊。这些发廊在让乡亲们耳目一新的同时，也让剃头挑子渐渐失去了市场。剃头挑子究竟销声匿迹于哪一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除了那些无可奈何的剃头师傅，估计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拿出来说说的事情。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终于有闲钱去破罡街上的“改美理发”理发时，一个属于胡福的时代，无可逆转地谢幕了。
　　 胡福，那个领着毛竹走村串巷的老人，在新世纪前夕含恨离世。老人离世时，竟没能等来自己唯一的儿子。他白天等，晚上等。他等啊，等啊，悬着一口令人揪心的长气。他等啊！等啊！身上都臭了，头发窠里，蠕动着饱满的白蛆。内衣上，黏着一道又一道血丝……
　　 作孽啊！胡福的悲凉遭遇让牌楼人异常愤怒。儿子不给老子送终，这是牌楼人眼里的“大不孝”，男女老少都能指着鼻子骂的。但杳无音讯的毛竹听不到乡亲们的骂声，即便是听到了，大约也会报以几声冷笑。婚后的毛竹长时间无所事事，他既不肯传承父亲的手艺，又不甘心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牌楼人的老话说：“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看着儿子坐吃山空、孙女嗷嗷待哺，愁肠百结的胡福终于忧思成疾，一病不起。胡福一倒，毛竹原本应该侍奉在侧，尽人子之孝，但他竟然不辞而别，净身出户，连老婆都不知道他去了何处。在很久很久之后的传说里，那几年，毛竹先去了浙江，后远走云南，最终在广东犯了事。敲诈勒索，飞车抢夺，传说里的毛竹无恶不作。
　　 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牌楼人再也没有毛竹的消息，毛竹就算出来了，估计也不敢再回牌楼。久违的牌楼早已物是人非。胡福留给儿子的那栋两层小楼，多少年了，始终“铁将军”把门，门槛石都老了，灰尘积了一尺厚。
　　 在漫长的岁月里，许多物事都悄悄改变了它们原初的样子。比如藏污纳垢的美容美发店，所谓的“美容”，只是一个掩耳盗铃的幌子，背后的肮脏交易人尽皆知。每次陪父亲去小区附近的美容美发店，父亲总要摸着自己的脑袋，对笑容可掬的女服务员说“剃头，剃头”。笑容可掬的女服务员先是一愣，然后抿起嘴，迅疾地转过身去，偷笑。
　　 父亲的头发少而短，很好剃。父亲也从不挑剔理发师的手艺，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年纪大一点的男师傅。”坐在躺椅上任人摆布脑袋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想起过胡福，应该是想过的，每次，当他蹒跚着脚步，走出音响震耳欲聋的理发店时，总要深长地嘘出一口气。看着父亲的满头白发，我总会忆起那个死不瞑目的老人——夕阳西下，梧桐树纷披万道金光。余晖里的老人像父亲一样将我搂在怀里，一面给我剃“锅铲头”，一面和我说小时候的毛竹，各种顽劣，行迹不堪……往事历历在目，我竟已是中年。和故乡一样，那些剃着“锅铲头”的牌楼的岁月，我是再也回不去了。它们百折千回，剪不断，理还乱，在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