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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香 • 祝福祖国】双城记(散文) ——从国际都市大上海到三国交界小珲春的知青历程


作者:范文发 童生,783.40 游戏积分:0 防御:破坏: 阅读:3340发表时间:2018-11-29 12:04:43

开场白:今天要讲的双城故事,有历史感,催人深思。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描写两座城市生活的,以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最为著名。“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书的开卷语“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已经成为经典名句。另有一个当代《双城记》,是东方卫视的一档站在上海人的视角,直面香港、台湾社会民生的新闻访谈节目。还有一个是王丽萍的电视剧《双城生活》。它讲述的“双城”是上海与北京的一对男女异地热恋、不顾双方家长反对、结婚成家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都和知青没有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是另一则双城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暇顾及爱恨情仇、拈酸押醋,却具有极强的历史感,催人深思。这里的“双城”,一个是指赫赫有名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一个是指在中国最东部、三国交界的边疆小县城珲春。
  
   有人会奇怪,这相距遥远、风俗各异,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两个地方,怎么会让它们生发出关系、连结在一起?殊不知这种联系曾经饱含着多少悲苦和酸甜、凄凉与热望?
  
   这还要从五十三年前的“文革”说起。
  
  
  
   (一)升学无望、就业无门,呆在城里、无所事事
  
   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红卫兵“大串联”,可上千万的中学生回到校园却无事可做。于是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以求结束“红卫兵”造反运动。但野惯了的革命小将怎会乖乖地重回魔瓶?随之而来的混乱甚至比原来的乱局更难收拾。当时生产停滞,大学停招,造反成性的青少年升学无路,就业无门地闲在城市里,显然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当时,我所在的控江中学也是无所事事。去过工厂学工、到过农村学农,转了一圈回来仍然是无所事事。学校率先“复课闹革命”,先是军训,天天“一二一”走步稍息、立正卧倒;继而是上课读书,老的课本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能用,只有读红宝书,英语教的也是“语录”,学了几日都不感兴趣;于是让我们背小学生都会的“老三篇”,几天功夫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没什么好学的了便散伙。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学来学去到头来还是像群无头苍蝇转经轮回一番之后又回到原地,仍然无所事事。
  
   全国山河刚刚一片红,武斗的遗风仍在影响着一批青少年,打群架、动刀子、抢路人、偷商店的“打砸抢”行为不断发生,甚至还传出在马路上误奸了上晚班的母亲等耸人听闻的事情。
  
   一招不行再施一招。从1968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宣传北京长辛店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蔡立坚到山区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开始,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宣传,至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重点推出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而掀起了城镇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从今天来看,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是对一代人的放逐。
  
   文革使中国的经济停滞,城镇就业市场和工矿生产规模不但没有增长,很多地方比文革前还有所萎缩,无法提供正常的就业岗位。早在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向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这个严峻的问题不得不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但宣传仍不承认是就业问题,用当时青少年们易于接受的革命词藻,把上山下乡包装为:“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样的“伟大使命”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活命口号,似乎是矛盾的,可这矛盾口号让我们大多数中学生坐立不安。
  
   其实,有几个青少年长大了愿意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吃闲饭?又有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闲饭一直吃下去?可是,中国当时的农村和城市、沿海与边疆的差别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上海的物资条件的丰厚与文明环境的优势,又在当时的中国其他城市里屈指可数、无法比拟的。“首批赴北疆——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青少年,就这样毫无物资基础又无精神准备的走出大上海,去千里万里远的地方自食其力,不吃“闲饭”,“扎根一辈子”,又有几个父母会放得下心来?于是,母亲哭泣、父亲失眠——真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狂热的万岁声中,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我们近六千名上海中学生就是被这股大潮裹胁到了珲春。
  
  
  
   (二)上海人到珲春:扎根务农
  
   1969年3月1日,千余名上海中学生乘坐三天三夜专列直达图们,再转卡车到达珲春。此后,又有数批上海中学生来到珲春,前后共计5800人。于是,通过这些上海人,让上海与珲春有了亲密的接触。
  
   走出上海来到珲春,这并非仅仅是这5800名上海人个人的命运转折,而是颠覆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人类从山林走向平原,从江河走向湖海,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低文明走向高文明,这是人类祖先遗传的群居基因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城市发展又走了一大段曲折的道路,城市化一直步履蹒跚。尤其是1966——1977年的举国大折腾,城市化几近停滞甚至倒退。更有甚者,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矛盾积重难返。
  
   上海知青到珲春插队落户,正是处于中国“反城市化”的高潮阶段。这种“反城市化”的结果,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也就是说,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户籍制度、财产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
  
   离开城市,就意味着国家再也不管你的工作、住房、医疗、物资供应、退休养老等问题,任凭你自生自灭。除了需要你“无私奉献”外,国家与你无关。如此,享受着城市待遇的上海人,一下子成了政府不管的农村人,更何况是从全国第一大城市来到边疆小县城当“一辈子”农民,期间的心理落差实在太大了。
  
   照理说,上海是全国产业工人最多且觉悟最好的地方。正像领袖说的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生力军、先锋队,那又何必抛弃让工人阶级再教育却转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领袖不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此种硬生生要别人背井离乡舍近求远的做法,让人丈二和尚怎能摸得清头脑呢?
  
   记得刚到农村,好心的阿兹妈妮问我们:“家里爸爸的有?妈妈的有?”
  
   我们奇怪:“怎么会没有?爹妈双全啊!”
  
   她们更奇怪:“那为什么这样好的上海不呆,要跑来贫穷的山沟谋生?”
  
   我忘记了当时的回答。
  
   我们这些知青,除了刚开始有部分人尚留存些许激情与好奇,当幻想破灭了以后,基本的想法全都归于一致。谁都不愿意在农村吃苦,而且还要可怕地“扎根一辈子”。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和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就是白日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生活则是出于惩罚和改造。再说,中国农村有几处还缺劳动力?一无技能二无专长的知青到农村,凭什么本事来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其结果是给本就十分穷困的农民雪上加霜。当时的政策是知青至少要享受所在生产队的平均分配待遇,而知青由于技能等各种原因,负担自然转嫁到农民头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很有必要”,根本就是一场劫难。
  
   上海的六九届紧跟着六八届,接连两届打着“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全部离开上海下放农村,实现了所谓的“一片红”。
  
   这些虚假的宣传、理想主义的教育与知青的思想实际离题万里。千百万热血青年投身于广阔天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何曾尝到过乐趣?而是在不断地吞咽无穷的苦果。那种要求解脱繁重的劳动,不能糊口的焦虑,背井离乡的思绪,城市文化的失落与乡村观念的冲突……
  
   同是知青,插队落户比之有领导有工资有食堂的农场、军垦,生活更为艰难。当时上级灌输给知青的唯一法宝是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建户”思想。各级领导部门频繁地召开知青会交流经验。也同样是没有成效。
  
   插队初期,“政治建户”结出了两个极端果:有一类集体户,拥有岁数大一些的高中生,具备一定的生活准则,带着一批初中生在崎岖的路上选择着较为平坦的道走。还有一类集体户,基本都是初中生,岁数小,在家时生活还要父母照料,正处在似是而非的年龄。他们的热情与奔放,勇敢与好斗,一旦得不到对症下药的引导,便会像脱缰野马放荡不羁。谁也吃不准什么时候会冒出什么愚蠢的事、闯出多大的祸?
  
   感叹的是,我的弟妹们——初中生同学,倘若你们能够大上几岁,像我们高中生一样,就极少会干蠢事。你们实在还没到自觉自律的年龄。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缺粮少菜、无钱买盐买酱时,也许在“政治建户”的精神里找不出答案,我们可以从种菜喂猪的自助中索取温饱和开支,将可怜的剩余时间奉献给自留地。但是你们碰到生活上的难题,极有可能走不劳而获的“捷径”。
  
   我认识的不少初中生,刚来农村时干什么事情都是凭兴趣。高兴时插秧神速、铲地飞快;不高兴时东游西荡、追鸡撵狗。自己动手总是辛苦,游手好闲总归容易。没有东西吃便去偷社员的自留地,手指粗的黄瓜也啃,泛青的西红柿也摘。更有甚者,手持长杆扎束绳圈,像牧人套马一般,见鸡捉鸡见鸭捕鸭,而后至山边溪口褪毛煮烤,吃完一抹嘴竟不露痕迹。久而久之,打狗杀猪也屡有所闻。当地村民抬着被知青捅死的猪崽上公社告状。当地人与知青关系也日趋紧张,集体户被当地人手持铁锹木棒围住,要动武打斗的事件也频频告急。在一些知青内部,游手好闲必然也会惹事生非。大多都是刚过发育年龄,在无人管辖中男女之大防也弃之一旁。往往由本集体户的鬼混朝其他集体户漫延。有吃醋的,有插足的;有霸占的,有报仇的;有逃走的,有捉拿的;有老团伙的,有新结帮的——如此你争我斗,摩擦生火,持械打群架,此起彼伏。
  
   面对如此局面,领导也没了良策。知青是伟大领袖派来接受再教育的,若是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你当地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作?怎么向伟大领袖交代?
  
   后来想出用知青管知青,尤其是上海知青管上海知青的好方法。万一走点样,过点头也无碍大局,把矛盾缩小在上海知青的范围内。于是,被称为“失足”的上海知青则由上海知青捉拿归案的处理样式名之曰“刮台风”。
  
   我所在的公社当晚总共抓了十多名上海知青,都关押在公社粮库里。有不服逞强的便挨了打,其余的不论男女一律剃了光头。审讯、录供、揭发、保证等一系列程序均由上海知青负责办理。“失足”的头目被关押,对手下的“喽罗”们便是杀鸡儆猴。“刮台风”的战绩有个统计,全县共关押在学习班的上海知青达百八十名。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依据“文革”的一种套路来处理的。
  
   其实,两三年之后被称作“流子”的,有的招工进了工厂当上了团总支书记,有的参军还当上了独唱演员。他们的本质没有问题,还得从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分折才对。
  
   而那些仍然在务农的,尤其是高中生们,若是四五年之后还留在集体户里,眼见着别人不是进机关当干部,就是进厂矿或上大学,那种焦虑与无奈是特别折磨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完全不敢越雷池一步。原因极其简单,没有“家”的存在着招工、参军、上大学之类,可以逃离“扎根”的种种机会,由目前的农村人恢复到城里人。我和你、他和她都不愿意跨入“家”的行列,害怕由原先的城里人变成永久的农村人。期间又演绎出多少悲壮与残酷来。
  
   插队落户七八年后,多少有些绝望的知青们已经不相信“扎根一辈子”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有务农时限。他们不愿意一生都消磨在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里,需要看到的是有回归希望。“人往高处走”是天然秉性,人从天堂往地狱走会痛不欲生。
  
   人类要文明,社会要进步。世界所有国家的正常发展是农村人走向城市化,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而知青的“上山下乡”不仅没有使农村人口城市化,反而把大量城市人口往农村赶,知青们真的是不折不扣的为“拉历史倒车”做着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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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范文发老师满怀深情,凝聚笔端,洋洋洒洒,成文万言,详细回忆了五十年前国际大都市上海的知青到中国最东部、三国交界的边疆小县城珲春的插队落户艰苦生活。上海知青到珲春扎根务农,收获了深情厚谊。改革开放后,有的珲春人到上海安居乐业,上海与珲春双城追求世界文明,不断续写两地书。“珲春与上海、朝鲜族和上海人通婚联姻、移居联络,不胜其数。我们相信今后将会源源不断地各自输送着新的信息营养来反馈报答自己的故乡。珲春与上海将迈开国际化都市的步伐,走向日本海,走向全世界。”此篇美文,文笔练达,叙事沉稳,情感真挚,描写细腻,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感悟了人生的真谛。字里行间充满了怀念之情。欣赏佳作,编者倾情推荐阅读。【丁香编辑:孙巨才】

大家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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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文友:孙巨才        2018-11-29 12:06:23
  感谢老师赐稿丁香,祝老师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创作辉煌!
2 楼        文友:孙巨才        2018-11-29 12:53:08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艰苦的知青生活锻炼出了共和国的脊梁,例如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也锻炼出了一大批共和国的精英,比如范文发老师……
3 楼        文友:孙巨才        2018-11-29 13:00:02
  范文发老师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如实描绘,真实可信,文笔扎实,难能可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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