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者，是从已经出版的前两部小说集的八部作品里选出“六部半”编成一书之谓也。筛掉的一部半是自然主义的纪实小说，在记录、照录式写作中太受拘束，缺憾太多，故筛掉。所选的这六部半虽然也有很多的纪实内容，但毕竟属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写作风格，且具有代表性，既有被遗忘了整整二十年的处女作《“老先进”后传》，又有将可能是“收山”之作的《六叔甘鸣晨》。作者八十岁了，可能没有力气和精力再写大部头的作品了，留下一部堪称“代表作”的《于是乎小说选》给社会，任由大众去褒贬吧，说好说歹无所谓，对只上过五年小学、起步又很晚的文学新人来说，这已经可以让我瞑目了。
　　 为什么用“于是乎”作笔名？
　　 我基本上不是由主观上的兴趣爱好开始写小说的，而是由客观上的刺激而导致我动笔写小说的，所以便用了表示承接的连词“于是乎”作了笔名。
　　 我从小就崇拜和热爱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四年被评为包头市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九六五年作为旗（县）一级文化馆馆长举办过“毛主席著作讲习所”，虽然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了“周扬夏衍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全旗（县）的代表”，以“黑帮”的身份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但仍然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认为“防修反修在此一举”。在“劳改”中，得空思考过文革的“偏差”，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抓“阶级敌人”不符合以“经济基础（对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跟先进生产力的联系等情况）”为标准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还认为一九六八年的“要斗私批修”简直是一个荒唐的彻底的唯心主义主张。人人有私心是客观存在，难道人人都是斗争对象？没有私心的人是正常的人吗？如果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就是修正主义，那大家都贫穷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于是乎，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共产主义理想，我大量读书，思考“私心”、“人性”这些个重大问题，认可了荀况的“性恶论”，接受了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的说法，从一九七三年起凭借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着手翻译荀子的九篇重要著作，四处写信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直到最后写出论文《“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和三百多行的长诗《我的世界观》，八方投寄，均石沉大海。
　　 于是乎，在按企业统一规定提前五年退休后的一九九六年至二00二年，历时六年，非常吃力地写出了自认为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可以当作小说读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牛耕田三部曲》，以表达我对哲学、教育尤其是语文教学还有关于农村问题的历史反思，结果到处碰壁。
　　 于是乎，把电影剧本《牛耕田三部曲》拉长为三十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由于保留了很多“分镜头”的叙事方法，又太拘泥于主人公的实际经历，对哲学、政治的议论也冗长了些，其作为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也就比一般小说差些。但作者很重视这部带有电影剧本特点的小说，认为它很有些研究价值。作者认为，既然人物如何活动被视为“小说要素”之一的“情节”，人的思想活动、理论探索不是也能构成“情节”和人的“性格史”吗？为什么不能写进小说？可是，有人说这不像小说；就算勉强归为小说，也不会让大众喜欢的。写小说必须有婚姻爱情的情节。
　　 于是乎，二00六年至二00八年历时两年多，把一个梦中故事敷衍成了一部以“媚俗”为幌子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在从工厂到农村的更大范围里揭示了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况。作者对这部小说感觉良好，似乎弄懂了什么叫文学创作和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素材了。
　　 于是乎，受这种“成就感”的鼓舞，在写“一个女人”这部小说的“夹缝”时间里——二00七年，还写下了“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中篇小说《金婚夫妻》。从题目看，也有点儿“媚俗”。
　　 二00九年作者七十周岁时，有了“处理身后事”的想法，重翻了初恋十几年中的书信后来了灵感，于是乎，又拟了个“媚俗”的题目《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情书》，前面编了个“文学故事”，后面照录了二十八封原始“情书”。这次编“小说选”，删除了照录的“情书”部分，只节选了前面的“文学故事”。
　　 我有个同事，是个被政治扭曲了的好人，我想：写一写这个人的成长史可能很有“典型意义”。经过了一九九六年至二00八年的“写作锻炼”，于二00九年很顺利地写出了中篇小说《冯存孝》，回头一看，除了人名中的两个字跟我的那个同事的名字有些谐音外，跟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牵连和相象处，完全是生活中的另一个人，一个非常让作者满意的符合历史真实的虚构的典型文学形象。我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我会写小说了。那几天我真地很洋洋得意，上街买菜都觉得步履轻盈。
　　 此前的一九九九年作者六十周岁的时候，开始分类整理还留存着的文字，同时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社会的看法进行小说创作，也十分注意留心社会上的出版社，终于，二0一三年我“选中”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选有六部中、长篇小说的小说集《牛耕田三部曲》（上下册），二0一五年出版了诗文集《我的世界观》（上下册），二0一六年出版了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荀子老子今译和个性文稿》（上下册）。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后，中国的极左思想有所回潮，二0一六年又是文革五十周年，原以为党和政府应该有个大动作，以便放松、解除对总结文革“宜粗不宜细”的约束，放手全党、全民反省和反思文革，推动政治改革，以便大家都能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以轻松的步伐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没想到高层却“忘了”做这件总结、反思文革的事。但是，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回头看退休后的二十年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对十年文革的形象总结，甚至是对更长时间内的极左路线的批判。作者认为，像“阶级斗争”这样重大的问题，仅仅在理论上不重提，实践上不再搞是不行的，必须用更科学的理论去批判它，否定它，以防止极左路线的妖风再起，祸国殃民。
　　 沉重的社会危机感让我忧心忡忡。考虑到我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年龄，还算丰富的生活经历，还有“体制内”的坚定信仰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再加上积累了几年的写作实践，觉得我有责任抢在八十岁以前再写一部以极左人物为主角的小说，算是对文革五十年的“纪念”，于是乎，在二0一六年十月便定稿了长篇小说《六叔甘鸣晨》，与被遗忘了整整二十年的小说处女作《“老先进”后传》合编成了“于是乎小说第二集”，于二0一七年出版。
　　 如果有一天，有人对作者的社会科学思想产生了关注的兴趣，并且发现了作者一些可能互相抵触、前后不一致的思想，请以体现在《六叔甘鸣晨》里的思想结果为评判靶子。虽然这里所结的“果”仍然很青涩，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在近半个世纪里深入思想的结果，历史的局限也就“限”在二0一六年了。这里的“果”，是在接受了性恶论思想后形成的果，特指对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特指对“私有制”历史作用的认可和肯定。
　　 作者怎么看待自己笔下的人物？
　　 首先是“牛耕田”，正如这三个字本身的含义那样，他代表一种精神：既然做了“牛”，就要尽一份“牛”的责任，拓荒，耕耘，努力让板结的土地变得酥松，使其适于种五谷，栽百花，植果木，造森林，造福于社会。
　　 其次是“冯存孝”、“甘鸣晨”和《“老先进”后传》中的“寇新宇”，应该被看作是三个典型的文学形象，其价值就在于其具有“社会的人”的“典型性”，能让读者从“个别”的人认识到“一般”的人。
　　 其他人物如《金婚夫妻》中的“郭仁”和“冯玉洁”等，《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中的“刘敏”、“张宏生”、“李凤山”、“王守军”、“赵河东”、“王多多”和“姜素云”、“汪然之”以及几个下乡“知青”等有名字、有姓氏的二、三十个人物，当然也都有典型性，但主要是用来串连故事情节的，串连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情和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活。
　　 以上就是所选六部半小说的简要写作背景和对所写人物的认定。是为序。
　　 叹曰：
　　 热血激荡在胸中，
　　 转眼已是白头翁。
　　 留下文字三百万，
　　 任由后人去品评。
　　
　　 二0一七年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