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应该算是本乡本土的上海人了。
　　 我们范姓家族是清朝后期从浦东召稼楼迁至上海虹镇老街的。这大致接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际，一直到1949年，也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时期。
　　 我的曾祖父育有三男四女。我祖父排行老二，取名范根桃。那是一个大家庭，购置了不少土地，并在街面上拥有一长排二层三层的楼房，或自住或出租；曾祖母管理着庞大的家庭开销，一大把钥匙每时每刻挂在腰间不离身。开饭需要白天扯旗傍晚点灯，因为雇佣了许多长工的缘故。
　　 虽说大家庭生活难免鸡争狗斗，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吴淞、宝山登陆，一路向西打来。那时还是上海外围的虹镇老街，首当其冲，遭到了炮火的重创，民房悉数毁灭，居民大多离散。日军将虹镇老街全都划入日海军势力范围：周边拉起了铁丝网，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挖掘壕沟。现和平公园假山里还埋有日军遗留的大量水银。
　　 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四处飘散了。但我们这个范姓大家庭还是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里生存了下来。
　　 五十年代，我们合家跟随父亲去过西安、福州，虽然地域差距明显，但由于是生活在一群群外迁的上海人中间，所以才有条件将上海人的习惯顽强地保持下来。记得1957年在西安，当时大鸣大放搞得如火如荼，也无法阻挡周末在食堂举办的舞会。组织者是上海人，参加者大部份也是上海人。男士西装或毛料中山装，女士争奇斗艳的各色旗袍长裙，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烫起卷发、画上眉毛、涂上唇膏，脚登高跟鞋，让大西北黄土炕上的女人们惊讶又嫉妒，有的竟愤愤然道：“这些妖娘们都是资产阶级，统统打成右派分子才解气哩！”
　　 那年，高剑琳、姚月红领衔的越剧团也从上海派到了西安，那一出出熟识的《碧玉簪》、《沉香扇》等，都给远离上海的上海人以惊喜和温馨。
　　 1958年到了福州。新街口百货大楼顶层有露天茶座，大热天的夜晚几乎全给上海人包了。上海人到这里是满足一下久违的纳凉霄夜。可惜的是，赤豆汤不像上海那样沁人心脾的冰冻，而是滚烫滚烫的大煞了上海人的风景。同样，以越剧皇帝称号的尹桂芳的越剧团也长驻福州，解了上海人的心愿。上海的沪剧、滑稽戏也常来演出，丁是娥主演的《雷雨》竟然一票难求。业余时间，上海人也会排演越剧《楼台会》、《十八相送》。那时众多的香港片引得上海人疯狂。曾是上海人或曾在上海出名的电影明星夏梦、石慧、龚秋霞、陈思思等更是经常挂在上海人的嘴边上，在难懂的闽北方言包围之中的街巷里，还能时不时地听到上海人“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呢……
　　 上海人对吃十分讲究。喜欢的炸猪排也原汁原味地带到了外地。那是特地从上海寄来了黄牌辣酱油，没有现成的面包粉，就将苏打饼干碾碎再拍打在一片片猪排上，炸出来的效果金黄脆香，沾上酸滋滋辣蓬蓬的辣酱油，那味道正像上海人说的“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自己还裹正宗的上海菜肉大馄饨；用鸡蛋黄加熟油自制色拉酱，那黄澄澄的土豆色拉，俨然像上海“红房子”西餐馆里端出来的一般。
　　 记得楼下当地福州人看得眼馋，也想做色拉，敲门问母亲：“拉萨是怎样做的？”
　　 “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上海人经常用土豆、苹果切成小块，上面拌了鸡蛋和油的那个菜。”
　　 母亲恍然大悟：“哦，是色拉，哪里是拉萨啊？”
　　 他们将“色拉”说成了“拉萨”，一时传为笑谈。
　　 上海人在外地，穿戴打扮照样要顾及到上海人的体面。每家每户备有一只“烙铁”（在炉子上烧烫后熨衣服）可是不能少的。我长春的阿姨告诉我：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去的长春第一汽车厂。那时居住的厨房是几家共用的，煤气也是一个厨房间里统算的。她的东北邻居每每看到上海人将“烙铁”放在煤气上烧，不知道是为了熨烫衣物，以为是烧块铁在白白浪费煤气，心里就窝火。你烧铁，我就拣块砖头放在煤气上烧：气死你上海人！
　　 对于生活，上海人总想翻出些新式花样来。他们尊崇“有条件，要品位生活；没条件，创造条件，还是要生活品位”的宗旨。这就是有见识的上海人作派。不管风吹浪打，哪顾得说三道四，上海人就是要过上海人的生活。可惜，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你夺不走，也学不来。
　　 于是，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屡屡在外地人眼里既显得“另类”、又不失时尚风范。
　　
　　 二
　　 阔别上海卅载后重新回到了上海。传统的上只角、下只角的差别，历经了数十年，距离拉近了多少呢？
　　 刚跨入新世纪。那时上班在长寿路上的智慧广场，所以就借宿在石泉路的成功大厦里。上海历来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不曾想周围的一切让我大跌了眼镜。那是大热天。清早五点钟，楼下就有叫倒马桶、刷洗马桶的声响；半夜里，三五成群的人在露天乘凉，或坐板凳或躺草席，摇着扇子大声地说话。
　　 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条石泉路。路边的民居开门就是人行道，每家的马桶痰盂都敞着大口斜靠在门边；吐痰擤鼻涕随处可见；蓬头垢面的女人抱只小狗倚着门楣对行人傻望着；脖子上挂着铁链般金子的大男人却一身花睡衣在街上大摇大摆；更有甚者，一条躺椅横贯人行道，上面躺着赤膊的老爷子呼呼大睡，俨然不顾来往行人的不便。
　　 上下班拥挤的公交车上，时常遇到为了一点鸡毛蒜皮而大动肝火的人。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儿时对上海的美好印象。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见一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熨烫衬衫。我朝她身后望进去，饭桌前面一张床，饭桌后面一张床，只留出一个人走路的空间。后门口一部木梯接近90度的角度，直挺挺地伸向阁楼。
　　 我上前搭讪：“老阿奶，介热的天还烫衣裳啊？”
　　 老阿奶回答我：“大儿子在大公司工作，衣裳穿出去总是要挺括体面些的哦。”
　　 家里再寒碜，出外还是要体现上海人的光鲜来。我好奇地问：“这楼上楼下住几口人啊？”
　　 “九口。”
　　 “怎么有这么多人啊？”
　　 老阿奶板着指头算给我听：“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插队落户带回来了老婆孩子三口；大女儿的孩子新疆来上海读书也住在这里；再加上我和老头子，不就是九口了？”
　　 我望着这鸽子笼似的房子，不相信能够住下这么些人：“这房子总共有多少面积啊？”
　　 “不算阁楼24点2平米，算阁楼27点34平米。（阁楼大部顶高在2米2以下，不算面积。）”
　　 诧异于老阿奶能够精明地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字的同时，我也十分纠结：算阁楼勉强达到每人3平米，不算阁楼每人还不到3平米呢。
　　 这段对话让我有了一种自责，直面了另一群上海人的生活，这里本来就是传统的下只角，要比我刚从外地来的上海人还困难许多。
　　 这就是上海区分出来的上只角与下只角里的生活困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
　　 是啊，在过去了的几十年的困难时期，上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工业化的重任，城市改造无从谈起。由此造成苏州河的臭、黄浦江的黑，对上海人的身体与心灵的损伤，无疑是老上海人的一种默默奉献。直至新世纪初，上海尚有60万只马桶，这不是上海人的羞辱，这是上海人的窘迫，从风格上讲，也是上海人的胸怀。因为，这座城市把大量的资金送给了别的城市。
　　 日后，不论清晨的倒马桶、半夜的乘风凉，还是街上的花睡衣、赤膊老爷子，甚至公交车上的叫骂，我都能够一一承受。
　　 但内心仍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
　　 心目中的上海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三
　　 时光退回到六十年前。
　　 我的父亲可算是货真价实的上海男人，在他身上有着浓郁的“老克勒”味道。黑发锃亮，头势清爽，钻石牌发腊更是长年使用，偶而洒点香水，飘散着淡淡的清新。西装分春夏秋冬四季，颜色款式均有讲究，就连口袋巾的花色也讲究与领带的同中有异，那是为了让西装在协调搭配中又不失掉个性；那一双皮鞋也是分季节的，夏天是决不允许穿黑色或深色皮鞋的，一律浅色或白色皮鞋。配上凡立丁裤子、短袖香烟纱衫，在南京路“当当当”的有轨电车上，一手抓吊环，一手拿着折扇抵住香烟纱衫下摆的口袋，一是显示自身形象的潇洒，二是还可以防小偷，可谓一举两得。
　　 上海“老克勒”并不是单单拿着奢华当品味。而是要让好衣服好皮鞋来规整你的行为，当你使用上了顶级物品，你就会珍惜它，坐姿走势都会讲究起来。有腔调的上海男人，他的品味不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怎样使用物品的生活风格；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的“绅士”，只有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属于是哪个档次里的人。今天，有太多的人会将品味赞同于奢华，让苍白的一掷千金般消费来遮掩教养的匮乏。
　　 出门体面是上海男人的习惯，勤奋和责任更是上海男人的优点。
　　 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尚是祖母肚子里四个月的遺腹子，故从小没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上海人的英文多数是在社会上学的。父亲的几位识字不多的爷叔姑妈，与外国人打招呼满口都是洋泾浜英文。但父亲学英文却坚持走正轨的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读夜校、参加培训班，练就了一口娴熟的英语。在上海自来水公司期间，工作中与英国管理人员相互之间用英语交流与沟通，从没出过大的差错。后来到香港去管理工厂，从上海带去满满一箱子书籍，都是厚厚的英文技术资料。吃饭、坐车都捧着看。在技术与管理上，他最怕被外国人说三道四的看不起。经他负责的项目，不但在技术与管理上运作良好，而且都有创新和改进。受到同仁的尊重。
　　 五六十年代。父亲担任厂长，每天提早上班一个小时，6点半钟就到了厂区。将工厂里里外外巡视一遍：没关的路灯一盏盏的关掉；滴水的笼头都给关紧；发现门房间值夜的偷懒睡觉，都会一一叫醒予以批评。真正是爱厂如家。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家庭也是关爱有加。我的曾祖母去世时，父亲刚刚自立。但他自认是长孙，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将自己祖母的后事料理得象模象样，一口棺材就是楠木做的。
　　 1949年春节刚过，报纸上每天在刊登解放军要过长江、攻打上海的消息。父亲在香港心急如焚，一家老小八口人的性命安危，全部落在父亲的肩头。他不听众人的劝说，也不顾上司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孤岛上海。他进门的第一句话：这下子好了，生生死死一家子就都在一起了。
　　 父亲在孩子面前是个好家长，在孩子面前不打扑克不叉麻将，且从不打骂孩子。小姐姐那时读中学，体育课前滚翻后滚翻老不及格。父亲晚上回家就用好几床被褥铺在地板上，教小姐姐在被褥上练习，整整练了三宿才过关。
　　 我们经常说父亲不该从香港回来，回来以后遭遇到了一波接一波的运动，让人难熬。
　　 回到上海的父亲，为了想把家庭抚养得好一点，就与其他朋友一起合资办起了工厂。父亲懂技术会经营，自然生意红火。然而，三反五反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压力让父亲无法全身心地经营工厂，故将办了只有两年的工厂拱手交给了政府，自己响应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
　　 此后，父亲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却不能换来生活的太平。
　　 “四清”运动屡屡将父亲搞得血压升高数度晕厥。“文革”一开始，就给父亲套上一顶“资本家”的帽子；父亲曾老实地向组织交心，说去香港途中遇台风，在基隆港呆了一周。结果，历次运动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后来上纲上线说他有敌特嫌疑。厂长、校长以及总工程师职务全部不让他干，撵到厂区看大门；看大门只能为卡车进出推拉两扇沉重的铁门，决不允许他接触收发室里的报纸书信。“文革”结束，父亲也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不计个人得失，只是遗憾一身本事被完全荒废了！
　　 但父亲也十分庆幸：“亏得自己人缘好，几次上台遭批斗个别人要动粗，都是被大多数工人制止的；否则几顿恶打就可能丧命。”继而他严肃起来：“我这个人是要尊严的。如果遭受污辱，也不用他们结束我的生命，我自己就会解决了自己的。”这话听了虽然痛心，但我们都了解父亲为人的尊严。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次过四川路桥。父亲不知道那天为何下午一点半要戒严。他走到桥头出示证件，不料日本兵一看证件根本不是戒严时能够通行的，于是用铜板厚的封面朝父亲脸上一阵猛抽，又罚他站在太阳下晒了半个钟头。这种怨气实难忍受，这种屈辱永生不忘。后来父亲寻到了一个机会，酣畅淋漓地渲泄了这股怨气。那是日本人请企业界人士新春联欢。父亲借着酒意，掀翻了桌椅，撕碎了餐巾，又用上海话痛骂了日本人，在场的翻译根本不敢说实话。日本人大为不满，又不知道为了何事？几位好同事见日本人要发作，赶忙将父亲推上汽车送回了家。胆小的父亲自豪地说：“这是我人生中胆子最大的一次。”
　　 可见，上海男人为了尊严也有壮烈反抗的一面。